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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与中国新型现代化道路的形成——唯物史观视域下对中国选择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的解读

编者按：社会主义是引领我国建设现代化、实现民族复兴的根本政治道路。如何从历史与现实、理论和实践、国际和国内等结合上，对党领导人民选择的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予以马克思主义理论解释，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继续深化“四个选择”探究的重要课题。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对现代道路多样性、现代社会形态的资本驱动和“亚细亚生产方式”的理论支撑，有助于科学理解中国何以选择新型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道路。

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理论、制度、文化不断发展，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为解决人类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1]习近平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其他什么主义”[2]22，社会主义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内在之魂，是中国闯出现代化新途径的根源。正确认识、科学分析中国何以选择新型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为世界提供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需要通过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视角，精准地把握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内在必然性。

一、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精髓特质

由于传统意义上对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探究多出于特定学科的审视，很少有跨学科、整体的视野，何谓本真意义上的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一直隐然不明。从马克思主义整体性角度而言，马克思社会形态思想的精髓特质在于：

第一，突出了社会存在的多维性和演绎的中介自主化。科学把握社会本质是探究社会形态的前提。马克思认为，社会生活在本质上是实践的。实践的社会是一种立体多维性的存在，而不是简单的线性机械存在。具体来说，一方面，社会存在的立体多维性，是指它会表征在不同的领域，而非一个层面，譬如会表现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态等领域中。社会立体多维的架构通过实践不断生成和完善起来，最开始主要是在较小的层面，经济、政治层面，而后才逐步扩展至更多层面。在自由王国实现前，社会多维性的实践，既不是在所有层面，也不是均质地发展，而始终只是在一些核心层面上梯度性的存在，即受一定发展水平、程度制约，社会实践的层面，不仅局限在一定的关键层面上，而且这些关键层面在地位、影响上各不一样。另一方面，社会的梯度存在，根源于实践演绎的中介自主化。所谓中介自主化，是指事物的辩证运动会促使“这种运动或关系表现为自身的中介，表现为主体，两极只是这个主体的要素，它扬弃这两极的独立的前提，以便通过这两极的扬弃本身来把自己确立为唯一独立的东西”。[3]293譬如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的演绎，就是通过介于封建地主和农民之间的商人中介自主化发展而来。

第二，唯物辩证地揭示了社会阶段性演绎的规律。马克思之前，人类社会的发展，不是被纷繁的“循环论”“倒退论”“神导论”“理性运演论”“抽象人性发展论”等非历史论调把持着，就是被反历史的“天然”[4]612资本主义论挟持着，或者被空想社会主义者“幻想地描绘”。马克思认为，社会“不是坚实的结晶体，而是一个能够变化并且经常处于变化过程中的有机体”[5]10-13，社会阶段性演绎，根源于社会生产关系总“随着物质生产资料、生产力的变化和发展而变化和改变的”[4]724。当社会物质生产力由量变转为质变时，曾经是生产力发展形式的现存生产关系，由于沦为生产力的桎梏而不得不根本性地被变革，“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6]592。不同社会演绎的多样性，源于现实的、活生生的人的实践面对着不同的内外环境，造成的社会运演的独特性。因为即使极为相似的事变，若发生于不同的历史环境，就会“引起完全不同的结果”。[7]466

第三，深耕了现代社会的资本文明本质及其扬弃之道。马克思正是通过对英国典型的“羊吃人”圈地运动、“15世纪末以来惩治被剥夺者的血腥立法”[5]843、西欧的各种宗教改革、文艺复兴运动等实践的感性把握，通过对资本文明如何从自然经济社会的边缘角色发展到现代社会主导角色的理论演绎，科学地揭示了现代社会的资本文明本质。与此同时，马克思鲜明地指出，资本也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3]405——资本一方面有在追逐剩余价值时不断超越生产力的任何界限的特质，另一方面，它在观念上超越一切的限制，并不等于“已在实际上克服了它”[3]390。因为资本“包含着一种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这种限制同资本要超越生产的任何界限的一般趋势相矛盾”[3]396什么特殊的对生产的限制呢？必须使生产中劳动者与劳动对象异化或自我对立化，而不能使劳动者自由自觉地劳动。因而“资本的生产就是在矛盾中运动的，这些矛盾不断地被克服，但又不断地产生出来”[3]390。怎样扬弃并非生产力发展的绝对形式的资本呢？一种路径是“消极地扬弃”[8]499——通过资本拜物教的历史发展逐步被动地被消灭；另一种路径是“积极地扬弃”[8]499——通过合规律合目的的驾驭资本，并在占有资本文明的基础上历史地消灭资本。

二、马克思“经济的社会形态”思想昭示现代道路多样性与中国形成区别于西方现代道路的可能性

“经济的社会形态”是马克思对进入自由王国之前的多维社会阶段性演绎形态特征的概括。所谓“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就是自由王国之前多维社会梯度性演绎并从根本上以经济层面为重心形成梯度结构关系的发展阶段。有“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也就有“非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社会不再仅以经济层面为重心，而是社会各个层面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为中心均衡存在和发展的阶段。由于在“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社会还不能在所有层面均衡地发展，不同的具体社会，因为面临的内外历史环境不同，它们形成的社会发展道路也就各不一样。多样性的发展道路，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具体社会演绎的必然特征。

“经济的社会形态”昭示了现代发展道路的多样性，为中国形成区别西方的现代道路提供了逻辑可能。社会演绎率先进入的是非全面均衡发展的“经济的社会形态”阶段。世界各地区、国家在这一阶段的内外历史环境不同，它们在这一阶段的演绎，既遵循一般规律，也有不同的个别发展特征。具体到近现代时期，一则，不论属于哪个地区、处于怎样的发展阶段，实现从传统向现代嬗变是普遍规律。二则，因为各个地区、国家具有先前既定的社会多维性内在结构，面对近现代世界的外部环境不同，这些地区、国家现代嬗变将各自带着自身的独特印记，换句话，世界各地区、国家的现代转型同时也是多样性多元化的发展过程：以英国为代表的西欧，转型前土地私有，它们的现代转型建立于对农民进行可怕与痛苦的剥夺，是以“微不足道的少数人的资本主义所有制代替劳动者私有的、分散的所有制的过程”[9]470。以俄国为代表的国家，其本身既定的社会多维性内在结构特质是土地未被农民“私有”，而由公社所有。“如果资本主义生产要想在俄国确立自己的统治，那么，绝大多数农民即俄国人民定将变成雇佣工人，因而也会遭到剥夺，即通过共产主义所有制先被消灭而遭到剥夺。”[9]471也就是说，俄国即使要以资本主义道路转向现代社会，它的演绎也不同于英国。如果俄国充分利用自身于欧洲所有国家中“唯一保存到今天”的“农业公社”及其他有利因素，譬如“俄国土地的天然地势适合于大规模地使用机器。农民习惯于劳动组合关系，这有助于他们从小地块劳动向合作劳动过渡”[9]461，在“和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西方生产同时存在”，通过对外开放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俄国也“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9]461，“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9]479。以印度为代表的国家，虽其社会既定多维性内在结构也存在“农村公社”，但由于处于英国的殖民统治下，它的现代转型，并非根据农村公社，走避开资本主义现代发展的道路，“英国人在东印度就这样尝试过……他们得到的结果不过是破坏了当地的农业”[9]479，它实际上是在外国强烈干预下通过原始所有制消灭的方式走上资本主义的现代道路。

中国的现代发展，因为面临的既定内外历史环境，既不同于西欧，也不同于俄国，与完全沦为殖民地的印度也不相同，一方面它必然要顺应世界潮流，完成现代化的历史使命，另一方面，由于现代化具有多种发展路径的可能，它的成功现代化，存在形成合乎时代要求、契合中国国情和区别于西方现代化的独特现代发展道路可能。

三、马克思对现代社会形态的资本驱动阐释与中国实现现代化的两种选择

现代社会形态，即马克思论断的“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阶段，是追求“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的阶段，它是由前现代社会具有润滑剂作用的边缘产业——以追求财富为目的的商业逐渐发展成为社会的主导、支配产业生成而来。商业从社会边缘壮大为社会主导、支配的地位，在于其中介媒质——货币由价值尺度和流通手段向作为“财富的普遍代表”“资本的货币”和“现代资本”的转变。现代资本一经形成，由于对增殖自身的不竭追求，将“摧毁一切阻碍发展生产力、扩大需要、使生产多样化、利用和交换自然力量和精神力量的限制”[3]390， 将使整个社会除了嬗变成现代的生产和交换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表现为自在的更高的东西，表现为自为的合理的东西”[3]390。因而，现代社会本质上就是“推广以资本为基础的生产或与资本相适应的生产方式”[3]388。

资本是现代社会的基本动力，是否意味着符合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只有资本主义一种样式？答案是否定的。从马克思的视角而言，资本主义无疑是符合现代社会的经典发展道路，但他并未因此武断地提出资本主义是现代社会的唯一发展样式的论调，相反，在对现代社会的发展道路探究上，马克思不仅十分注意对资本和资本主义的辩证区分，也前瞻性地分析了存在诸如农村公社等生产方式的地区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对现代文明的占有。

就以资本主义方式占有现代文明而言，首先，马克思坚持资本主义和资本存在密切关联，他认为，资本对现代社会的推动并不是抽象的存在，而总是具体化于特定的有机总体中。资本主义就是完全围绕、遵循资本逻辑实现社会运转的一种有机总体道路。资本力量在资本主义有机总体中的统治地位，不仅表征在其多维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军事等侧面的体制机制的建构、完善中，更体现在这种社会多维侧面动态运行对资本意志的直接或间接维护上。其次，马克思认为，资本作为现代经济范畴，只是“表现一定社会即这个主体的存在形式、存在规定、常常只是个别的侧面”[3]48。资本主义是一种有机体制，和任何有机体制一样，“作为一个总体有自己的各种前提，而它向总体的发展过程就在于：使社会的一切要素从属于自己，或者把自己还缺乏的器官从社会中创造出来”[3]237。资本主义就是使社会的一切要素遵照资本逻辑生成出来的有机总体。资本主义和资本并不完全等同。

就以非资本主义方式占有现代文明而言，马克思晚年通过对存在农村公社的俄国、印度等国家的探索和研究提出，这些国家农村公社的未来命运，既可能走向资本主义式的现代发展道路，也可以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不必自杀就能获得新的生命”[9]479。所谓“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其一，马克思强调，它本质上是一条跨越资本主义有机体制的发展道路，这是历史辩证发展的科学规律。其二，非资本主义道路存在的世界前提是，共时性上与控制着世界市场的资本主义同时存在，历时性上须要汲取“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这就是说，存在农村公社的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国家，可以根据“具体的历史环境”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但这条非资本主义道路，一则是与资本主义同时并存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相互替代的发展道路；二则是借鉴、占有资本文明的发展道路，而不是简单直接地从原始的农村公社直接跨形态、跨阶段的骤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其三，在非资本主义道路与人类社会发展的终极目标——共产主义关系上，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国家如果选择“非资本主义”道路，它最终发展指向的是“直接变成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现代社会所趋向的那种经济体系的出发点”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呢？共产主义社会！因而非资本主义道路对接的是共产主义社会，而不是本身就是共产主义社会。其四，“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不仅进一步深化了马克思关于现代社会形态发展道路的多样性论断，而且“从马克思晚年非资本主义道路设想与他早先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关系看，两者并不矛盾，前者是对后者的丰富和发展”[10]。进一步而言，马克思晚年以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国家通过“非资本主义”道路转向共产主义的设想，也即后来列宁领导的俄国等国家创造性实践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因而，非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是一国占有资本文明的现代发展道路，“西方先行国家走了一条资本主义道路，而东方后发国家则走的是一条社会主义道路”[11]。

现实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都立足于运用资本，中国实现现代化，究竟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选择现实社会主义，既取决于当时世界的整体发展条件，也和自身既定的多维性内在结构、遭遇的外部历史环境以及主体的历史性选择密切相关。

四、马克思“亚细亚生产方式”思想与中国开创现代化的社会主义道路

向现代转型前，中国既定的社会多维性内在结构特质是“亚细亚生产方式”。所谓“亚细亚生产方式”，在马克思经典文本的语境中，分为两个时期的认识。在前期，马克思通过“阅读麦克库洛赫、克里姆、贝尔尼埃、萨尔梯可夫的著作以及其他有关印度和中国的历史和经济的著作”[12]118，发现原始的农村公社并非俄罗斯的特有形式，而在“罗马人、日耳曼人、克尔特人那里都可以看到”[13]426，且它的客观遗存，证明了私有制并非永恒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在此是客观遗存的、完全的和最原始的公有制。在后期，马克思发现，由于亚细亚生产方式，在土地关系上，虽然存在土地的私人的和共同的占有权和使用权，但个人“没有私有土地的所有权”；在经济形式上，农业和手工业直接结合，分工固定，形成一个自给自足的生产整体，“产品的主要部分是为了满足公社本身的直接需要，而不是当作商品来生产的”[5]413；在组织形式上，坚持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村社、村落形式；在管理形式上，从最小的家庭单位开始，不同规模、层次的共同体以宗法礼教规束其成员，凌驾于所有小共同体上的总合统一体规约所有成员，这既区别于西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存在的内生指向现代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又同时和西欧奴隶社会、封建社会存在的生产方式在时空上并行。柯瓦列夫斯基在探究尚未实现现代化的亚洲经济形态时，认之为“资本主义经济还没有能够形成的地方”，仿佛这些地区只有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才能进入现代社会。马克思认为这些地区与西欧并不一样，它们本质上是“非资本主义生产方式”[14]323地区。

是否西欧向现代的演进就是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非西欧地区、国家向现代社会的转进就是特殊发展道路呢？不一定。因为，在跨进非“经济的社会形态”前，各个地区、国家既定的多维性内在结构各不一样，阶段性演绎的规律也不一样。如果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区、国家发展特殊，那么西欧地区、国家的社会阶段性演绎规律同样也是特殊的。至于存在亚细亚生产方式的地区、国家的现代转型，是选择资本主义还是非资本主义发展道路，取决于它面临的具体历史环境和主体的历史选择。

在1840年前，中国社会既定多维性内在结构特质本质上是亚细亚生产方式。1840年后，因为国家处于半殖民地状态，不断受着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日益严峻的亡国灭种威胁。在此种内外历史环境中，中国的现代化，一方面存在通过资本主义道路建设现代化的可能性，另一方面也存在通过非资本主义的现实社会主义道路建设现代化的可能性。不论以何种道路进入现代社会，促成这一目标实现的第一步，都必须是率先赢得民族解放、国家主权独立和完成国家的现代政治建构。如果以资本主义进入现代社会，一则它在性质上与西欧资本主义进入现代社会的路径并不全然相同。因为与西欧资本主义从土地私有向土地私有演进不同，中国将是从土地国有（皇帝所有）向土地私人所有的转进。二则中国不仅将不能积极整合本身保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优势，失去跨过私有的资本主义卡夫丁峡谷直接以公有的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历史机遇，且国家遗存的农村公社也将就此灭亡。如果积极地促成以社会主义建设现代化，中国的现代化实践，一则在世界现代化历史上真正开创和拓展了本质区别于一种私有制转向另一种私有制或一种土地国有制转向土地私有制的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强烈地冲击了只有资本主义一种路径能够实现现代化的谬论，开拓了世界现代化多元建设的可能。二则，不是无视本身保存的非资本主义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优势，恰恰是立足这一优势，更好更快地推进中国的现代转型。

历史和实践证明，面对建成现代化强国的民族复兴的中国梦，虽然中国曾积极地尝试以资本主义路径建设现代化，但由于在整个国际环境上，由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主导建构的国际资本主义秩序使“使东方从属于西方”，[6]36相对于西方不断收获资本的积累，东方则总陷入“‘贫困积累’的陷阱之中”[15]471。在内部环境上，中国资本主义一则不能有效整合自身积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优势，二则由于自身的软弱和妥协，中国以资本主义建设现代化的失败就成了“历史的必然”[15]468。中国共产党充分依托自身积存的亚细亚生产方式结构，唯物辩证地根据国际环境和国内历史环境，分阶段、划步骤、有秩序地促进中国逐步完成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的现代化建设目标，鲜明地证明了非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是合宜中国实际和引领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唯一正确选择。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