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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更斯在《双城记》中写道，“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这是一个智慧的年代，这是一个愚蠢的年代；这是一个信仰的时期，这是一个怀疑的时期……人们面前应有尽有，人们面前一无所有。”这本小说的背景是资本主义快速发展时期，法国大革命的爆发。这是一场革命与鲜血的危机，而今天这本《资本主义文化矛盾》给我们展现的，是精神、文化、信仰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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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本主义文化矛盾》是美国当代思想家丹尼尔·贝尔创作的社会学著作，在本书的前沿他便明确地指出，他在经济领域是社会主义者，在政治上是自由主义者，而在文化上是保守主义者。之所以是文化保守主义者，是因为他崇敬传统，相信在判断经验、艺术和教育价值方面应坚持依赖权威的原则。强调文化不断回跃到人类最本质的思考和问题上。本书重点在资本主义的社会结构和文化的矛盾上，但一定程度上也指出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尽管我们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我认为这样的矛盾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存在的，只要存在市场经济，就有可能面临这样的危机。

追求理性、实用、功利的我们，在现代文化带给我们的不断增长的自我实现需求的涌动下，内心正在被巨大的空洞吞噬，我们的身份被割裂，我们的认同变得碎片化。内心空洞的我们渴求寻求外界的事物填满我们自己，但我们只寻来了象征，我们被一个个标签、外在的象征物塑造。在这个“最好的时代”，我们成为我们了吗？

三大领域的对立

贝尔相信，文明正处在西方社会发展史的一座分水岭上。社会主义没有取代资本主义。作者想表明，社会不是统一的，而是多样的。它的不同领域各有不同的模式，按照不同节奏变化，并且由不同的、甚至相反方向的轴心原则加以调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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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认为社会由三个特殊领域组成。

一是技术-经济体系，包括生存的组织和产品、服务的分配。该体系构成了社会的职业和科层系统，涉及技术的工具化运用。轴心原则是功能理性。调节方式是节俭。它的轴心构造是官僚等级制度。

二是政治体系，它掌管暴力的合法使用，调节冲突，以便维持社会传统或宪法所体现的公正观念。轴心原则是合法性，在民主政体中表现为被统治者授予政府进行管理的原则。轴心结构是代表选举制或参与制。

三是文化体系，是象征形式的领域，集中于“表现的象征主义”方面，像绘画、诗歌、小说或由祈祷、礼拜和意识所表现的宗教含义，这些都试图以想象的形式去开挖并表达人类生存的意义。

这三个领域并不完全是一致的，变化节奏也是不同的。正是这种领域间的冲突，决定了社会的各种矛盾。

虚无主义与割裂的现代

在西方思想史上，有两种对虚无主义的解释，一种来自尼采，认为虚无主义的来源是理性和精密计算。“报纸（代替了每日起到）、铁路、电报，以及大量不同兴趣的高度集中，逼使人的灵魂变得强硬而又多变。”现代科学、资本主义摧毁着文化，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虚无主义，极端情况下的现代心理，反映出人的自我意志要摧毁过去，控制将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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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康拉德的虚无主义反映的是一种无意义的行动，在他看来，文明是一层微薄的保护物，以抵挡无政府主义冲动和生活中的返祖趋势。

尼采声言，人只有靠强力意志才能获救，可在康拉德看来，恰恰是强力意志威胁着人们。两人的观点各执一端，合成了一面折射镜，显示出社会瓦解的重复可能性。但他们的理论既非史学，又非社会学，他们都从文化领域抽取其思想和意象。虚无主义是一种摧毁性的暴力，它破而不立，在摧毁一切的同时，它也在摧毁它自身。

所以作者希望从文化、社会学、史学的层面提出一种更为复杂的的论点。也就是社会结构与现代文化之间的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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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提出，社会结构与文化之间存在一种断裂，即经济领域所要求的组织形式同现代文化所标榜的自我实现规范之间的断裂。资产阶级的经济冲动力被导入高度拘束性的品格构造，它的精力都用于生产商品，并形成一种惧怕本能、自发和浪荡倾向的工作态度。

他用了一个很有趣的例子。商业公司希望人们努力工作，而公司的产品和广告却助长快乐、狂喜、放松和纵欲的风气。这反映了自我完善和自我现实的实质——白天正派规矩，晚上放浪形骸。

不过这也引发我的一个思考，割裂的双方真的不能共融吗？为什么不能将自我现实和自我完善结合起来。还是说大部分人都很难完成这种结合，所以导致我们内心的恐慌和危机？

消费主义下被塑造的自我

消费主义源自于不平等造成的痛苦以及对平等的追求。然而，资产阶级社会满足的不是需求，而是欲求，欲求是无限的。假如消费代表着人们对地位的心理竞争，资产阶级社会正是嫉妒心理制度化的结果。人们通过消费这种形式来满足对平等的追求。这种对平等的要求通常受到资源的制约，而资源不可能是无限的。

在鲍德里亚的《消费社会》中有提到，当物质极大的丰富，人们开始用符号来追求个性的满足。消费者消费的不再是物品的使用价值，而是符号。符号引领人们的消费导向，也更多的成为了个个阶层划分自己等级的标志。

在这种情况下，消费成为我们塑造自身的手段，而消费主义何尝又不是在塑造我们自身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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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剩下享乐主义， 社会不再被看作是人的自然结合，有着共同目标，而成了个人各自追寻自我满足的混杂场所。欲求的推动力是增长的生活标准和导致生活丰富多彩的广泛产品种类。我们今天被极大的“丰盛”包裹，我们为了快乐去消费，甚至在大众媒体的引导下为了某个符号去消费。

消费经济借助于表面事物而得以存在。所展示、炫耀的都是成就的标志。成就不再意味着社会地位迁升，而是采取的特殊的生活方式。贝尔还提到了电影对我们的塑造，电影是窥探世界的窗口，是白日梦、幻想、打算、逃避现实和无所不能的示范，具有强大的感情力量。而且它起到了改造文化的力量，人们把电影当作一种学校，学习里面的行为举止。广告术也是如此，它在塑造一种生活方式的表象或象征，而商品售卖的就是生活方式。

社会结构的变化带来了文化的革命。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事情在几百年前是无法想象的，而且它确实巨大地改造了我们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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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逐渐接受商品作为符号赋予的价值与意义。于是，人的需求由消费定义的，被符号建构，真正的个性也随之毁灭。符号作为满足人们自我实现的需求的存在，却恰恰让我们失去了对自身真正身份的认同。今天，我们可以通过我们外在的符号给自己贴上标签，如“潮人”、“文艺青年”、“y2k女孩”，这种符号化的归类，其实在泯灭我们真正的个性。

不过，消费社会也不完全没有好处。社会地位和文化气质间的相应关系已不复存在。自由支配性收入大幅增加，使人们可以选择不同消费方式的种种开销；工业和大机器生产的发展大大降低了商品的价格以及差异。反映在今天就是我们可以购买日入百万的明星的同款。电子产品更加速了这种瓦解，我们可以和百万富翁使用同一款手机。

当传统的社会阶级结构陷于瓦解时，越来越多的人希望根据他们的文化趣尚和生活方式来相互认同，也就促成了今天多元化的生活方式和文化。

新宗教与公众家庭

基于保守的文化观，贝尔相信文化是一种“回跃”，所有阶段的文化都是对人类面临的共同困境的回应。所以，他指出后期现代主义的根本问题在于宗教权威的瓦解与符号象征意义的缺失。他主张建立一种新宗教，并认为可以用文化代替宗教。于是，他提出了要公众家庭的设想，相信个人应当作为公众社会的基本的单位，个人成就应该得到合理奖赏。追求的目标是将政治自由主义与资产阶级社会分离开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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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众家庭的任务是裁判群体间的纷纭要求，把他们当成是合理事物间的必然冲突，而不是举一方压另一方。在个人权益之上强调群体成员的要求，平衡自由与平等，平等与效益的关系。承认资源和需求的公共性质，并在确定不同要求的合理程度时坚持适当差别的原则。

一条可能的出路

在谈到工作、成就、享乐的关系的时候，我感触比较大。因为我也一直在思考工作的意义是什么？在之前，我对工作的理解就是它是用来获得财富的工具，用来实现我的消费欲求的手段。可当我把唯一目的设为这个的时候，其实我就在把自己工具化，如果我的目的是消费，是为了用那些消费得来的外在的、表征的符号标榜我自己，那么我是谁？我的意义是什么？仅仅是成为他人塑造的形象下的个体吗？无疑，这是一件很可怕的事。但是当时的我并不能体会工作除了挣钱还能有什么用。

但最近我对它有了新的体会，我在实习的时候有了新的突破，感受到了喜悦与成就。这种成就感确不是消费得来的，而是因为劳动，因为被看到，也因为我感受到了与品牌价值、品牌使命的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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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主义不是缺乏信仰吗？也许我们工作的地方就可以给我们提供。毕竟现代人身处的长期团体，除了家庭便是工作单位。除非参加兴趣爱好组织，这两者便是与我们关系最大的两个。为什么工作需要信仰，因为信仰可以在我们投身于繁琐工作时，在我们工作遇到瓶颈的时候给我们以安慰与动力，给了我们一个方向，指引我们前进，而不是任由大众媒体、消费主义掌控我们前进的方向。再者，如果说网络的发达带来了人际之间的疏离，那么一个同事之间有良好融洽关系的企业可以让我们重拾对“联结”的希望。很幸运的是，我所在的创业团队虽小，但却早早有了品牌意识、初心使命的雏形，自发形成了以品牌故事叙事的意识。更重要的是，团队中的我们关系平等、融洽，“像朋友一样”，这种氛围，亦或称之为文化，对我的作用是正向的。相比于家庭，工作团队给我们的感觉更像朋友，更能一起追求、创造价值，而相比兴趣社团，工作团队的联系又更频繁、更密切。所以我认为这是一种寻求信仰的适中的选择。

不予置否，现代的我们正有意无意、主动被动地被塑造着，而且我们不清楚是什么力量在塑造着我们。只有寻得了精神、信仰，才能在现代社会的洪流中找到自我，团队的文化是我认为的一条可能的出路。而我也不否认，在现代社会的各种其它团体中，我们也可以看到这样的可能性。

杨静怡｜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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姚皓文｜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