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 胡壮麟，1933年生，上海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1950年考入国立清华大学外语系，1952年转入北京大学西语系，1954年毕业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二部翻译、参谋，1958至1959年转业至黑龙江省虎林县858农场任职员，1959至1972年任中国农业科学院情报室翻译、编译组组长、情报组组长，1973至1983年任北京大学西方语言文学系英语教研室教员、讲师、英语教研室副主任、主任，期间于1979至1981年赴澳大利亚悉尼大学研究生院读硕士研究生获优等文学硕士学位。1983至1996年任北京大学英语语言文学系副教授、教授、博士生导师、副系主任、系主任，期间于1992年赴美国圣巴巴拉加州大学语言学系访学，1995至1996年赴香港中文大学英语系访学。1997年任北京大学澳大利亚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师范大学外语系兼职教授兼博士生导师。1998和2008年分别在香港岭南大学英语系和香港大学教育学院访学。1999年任清华大学外文系双聘教授，还先后被中山大学、南京师范大学等43所大学聘为兼职教授或客座教授。

自1987年以来，胡壮麟教授曾兼任中国高等学校外语专业指导委员会委员、英语组副组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北京外国语大学中国外语教育研究中心第一二三届学术委员会主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全国高校功能语法教学研究会会长和名誉会长、中国文体学研究会名誉会长、《外语教学与研究》编委、《当代语言学》编委、《中国外语》编委、《现代语言学丛书》编委、《教育技术》编委、《现代外语》编委、香港中文大学Asian Journal ofEnglish Language Teaching编委、《外语与翻译》顾问等。

胡壮麟教授的学术领域涉及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语言规划、符号学、多模态话语分析、认知诗学等。曾在澳大利亚应用语言学会议、第8届国际应用语言学大会、第14/16/20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第3届国际论辩学大会、韩国汉城英语教学国际会议、第4届话语分析国际会议、台湾第6届英语文国际研讨会、第26届国际系统功能语言学大会、香港科技大学英语教学研究国际会议等国际会议宣读论文，或做主旨发言。

多年来，胡壮麟教授出版著述众多，主要出版著作有专著：《语篇的衔接与连贯》（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获1995年华东地区大学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当代语言理论与应用》（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功能主义纵横谈》（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理论文体学》（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0）、《认知隐喻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胡壮麟英语教育自选集》（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2008）；合著：《英语学习指南》（合编，高等教育出版社，1987，北京大学1988年社会科学著作二等奖）、《语言学教程》（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2，获1992年国家教委优秀教材一等奖）、《系统功能语法概论》（主编，湖南教育出版社，1989，获1992年全国第二届优秀教育图书二等奖）、《语言系统与功能》（主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0）、《英语学习百科词典》（合编，吉林教育出版社，1994）、《英语多学科词典》（辽宁大学出版社，1997）、《系统功能语言学概论》（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语言学理论与流派》（合著，高等教育出版社，2010）、等。此外，胡壮麟教授发表国内外期刊论文200余篇，先后为国内学术专著写作100余篇序言。

第五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结束后，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吕红周博士和首都师范大学贾洪伟副教授到胡壮麟教授家中拜访，顺便就中国符号学的今昔发展一题做专门访谈。

吕红周：能否谈一下您如何与符号学研究结缘的？

胡壮麟：1993年苏州大学倡导建立符号学研究会，当时在我国要成立学术团体有两个途径：第一，直接通过民政部门审批成立；第二，挂靠在已经成立的研究会之下。民政部门审批程序较复杂，而且有诸多限制。于是，苏州大学找到北京大学的比较文学研究会，拟申报成立中国文化符号学研究会。北京大学比较文学研究会时任领导认为，对于外语界的研究者来讲，文化领域有些太宽泛，建议改为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我当时正好作满了两届的北京大学英语系主任，刚退下来，北大比较文学研究会的领导认为我还可以为学界做些贡献，于是就推荐我去任会长。我去澳大利亚学习的是系统功能语言学，我的老师韩礼德曾倡导过社会符号学。我以前曾学习过俄语，于是写了篇“巴赫金与社会符号学”[1]的文章在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成立大会作了发言。

吕红周：自1994年，您开始担任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会长，引领中国语言与符号学走过了二十多年的历程，推动了中国符号学的本土化发展，从单一的普通符号学走向语言符号学、生物符号学、生态符号学、计算符号学、社会符号学等分支林立的独立学科。您能否从自身的经历，总结一下中国符号学的发展历程？

胡壮麟：首先我强调一下，你用了“引领”一词，我认为有些夸大了，我是和大家一起从事符号学研究的。1994年至今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取得了较快发展，体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每两年一届的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从未间断，至2014年已经举办了11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从2007年开始每两届研讨会之间增加了全国语言与符号学高层论坛，到2015年已经举办了5届。截至2015年第五届高层论坛，学会共有9位副会长，1位秘书长，3位副秘书长，常务理事23人，理事13人。

第二，目前一些高校已经成立了专门的符号学研究中心或实体单位，如南京师范大学的国际符号学研究所、四川大学的符号学—传媒学研究所、天津外国语大学的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等。

第三，符号学刊物建设方面取得了突破，如南京师范大学的Chinese SemioticStudies，苏州大学的Languageand Semiotic Studies，这两本杂志都是全英文的，国内外公开出版。四川大学的《符号与传媒》和天津外国语大学的内部刊物《语言符号学通讯》在国内影响也很大。

第四，我国的符号学研究与国际上也展开了深入合作和交流，除了我国学者参加国际符号学会议，我们也举办了一些国际活动，如南京师范大学举办了2008年南京国际文化符号学研讨会和2012年第10界世界符号学大会，四川大学2015年举办的第一届文化与传播符号学国际学术研讨会等，这些都说明我国的符号学研究正在不断的与国际接轨。

吕红周：您早期到国外留学、访学和进修，归国后引领中国语言学、外语教育、符号学等的发展。您能否谈谈国外修学经历对您研究符号学的影响，乃至国外符号学各流派对中国符号学发展产生的正面和负面影响？

胡壮麟：我还是要首先说明一下，我没有参加中国语言学会，也谈不上“引领”。就我个人来说，有时人们把我叫作“语言学家”，我总是“半推半就”。因为英语的linguist有两层意思，一是研究语言的专家，一是会讲多种语言或外语者。我总觉得自己离前者很远，不是科班出身，因此至今我没有参加中国语言学会。我从1979年到1981年在澳大利亚师从韩礼德从事系统功能语言学研究，这是语言学理论的一个分支。我回国后参加了修辞学会华北分会，后来曾有几年参加过北京语言学会的活动，由于不再接到该学会的通知，无形中“脱”会了。

对于后一说法，我勉强能接受，因为我毕竟是学英语教英语的，入大学后学过俄语，也自学过法语、日语，虽然不能张口，做这样一个linguist还能凑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接受了教育部和校领导布置的有关外语教育的任务，也参加了一些与外语教育有关的会议和讨论。我国1952年学习苏联进行了专业设置，如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等，外语界强调的是语言，北大当时向教育部打报告要求保留文学专业特色。

高考恢复后，人们认识到英语语言文学专业应包括语言学和文学两个方向。1979、1980年开始招收硕士生、博士生，当时对语言方向的课程设置处于摸索阶段，远不如文学专业成熟。1980年第一批留学教师回国，姜望琪从英国语言学专业硕士学成归国，为北大研究生开设语言学课程。

我1981年5月从澳大利亚回国，给本科生开设语言学的课。为了解决语言学课程枯燥的问题，让文学专业的学生一起听课，我并未立即开设系统功能语言学，而是先讲文体学。考虑到当时学生毕业后大多从事教师工作，又开设了与外语教学密切相关的教学法课程。直到1985、1986年才开设真正的语言学课程。

作为教育部外语教学指导委员会英语组的副组长，我参与了教学大纲的制定，我当时就提出在大学本科1-2年级开设基础课，如听说读写译等，培养基本的外语技能。3-4年级要开设专业课，不然很难说是合格的英语语言文学专业的学生。可惜大部分委员考虑到本学校学生、师资情况，专业课的设置和师资力量没能把我的建议写进1985年第一个教学大纲。但是，北大和北外在本科生培养阶段在全国还是较早开设了语言方向的专业课。当然，外语专业的语言学课程有别于中文系的语言学专业。第一，中文系以汉语为主，外语类偏重于国外的语言学理论；第二，外语语言学主要结合外语教学，有利于提高学生的知识水平。

广外桂诗春最早提倡应用语言学，推动了我国外语界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这是值得肯定的。我的老师韩礼德后来提出适用语言学AppliableLinguistics，适用语言学比应用语言学有更高的要求，解决“哪个理论能更好地解决某个方面的问题”。我对中国以英语为主的外语教育所持的立场基本上是肯定的，对各种外语教育理论切忌肯定一种，否定一种，而是应当根据不同目标和环境灵活应用。80年代提倡交际教学法，后来提出复合型人才。每一种教学法都有适用的领域，不存在用一个理论替代另一本理论的问题，只有结合具体的情况才能发挥某个理论应有的作用。教师应注重资源建设，根据培养目标、学生情况、教育内容、教学条件采用不同理论。

80年代末教育部提出复合型人才概念，当时存在着对外语专业的模糊性认识，认为外语不是专业，外语只是工具。一定程度上这影响了外语专业的发展。首都经贸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外交学院是培养复合人才的院校，而综合性大学的外语学院、外国语大学这类的学校要以外语专业为培养目标。学校可通过选修课来引导学生补充其他领域的知识，如经济、新闻等。

吕红周：就您几十年的观察，您觉得当前的中国符号学研究存在哪些不足？应从哪些方面加以改正？怎样结合中国现实发展普通符号学理论，突出中国符号学的本土化特征，同时与世界符号学体系同步发展？

胡壮麟：第一，符号学作为一门学科和专业在我国还未确立。中国社会科学院理应在符号学争取学科地位这一问题上做出贡献。

第二，符号学文章发表困难，外语类刊物很少刊发。现在情况虽有好转，有了一些专门的符号学刊物，但这一问题还要解决。

第三，学会团结的问题。学会要对当今的形式和未来的发展做好规划，加强国内符号学研究机构之间的合作与交流。团结了，事情才能办好，将中国的符号学研究放在世界符号学这个大背景中，做出中国符号学应有的贡献，发出中国学者的声音。

第四，有条件的学校要多组织符号学会议，从事符号学研究要多参加国外和国内的符号学会议，加强交流。

第五，培养硕士生、博士生，建立符号学研究老中青梯队，为建设符号学学科做好准备。

吕红周：王铭玉教授从语言角度，将语言学与符号学结合，提出语言符号学这一普通符号学的分支，于2004和2013年分别出版《语言符号学》（高等教育出版社）和《现代语言符号学》（商务印书馆），您都亲自作序，您能否就这两部著作谈谈对语言符号学这一分支学科的感想、评价和建议？

胡壮麟：王铭玉教授从学会成立起就一直积极关心学会的发展，他本人也是专心和真正从事符号学研究而且做得比较好的一位学者。他的两本书，我都写了序言。如果说《语言符号学》是对国外符号学的理论介绍，那么《现代语言符号学》则是更多的体现了他思考符号学理论的应用问题。我在《语言符号学》的序中曾写到：他是我国中青年学者中的佼佼者。作者编写本书是为了实现索绪尔的遗志。本书中作了以下工作：首先，作者在上编中为我们总结了符号学研究在上世纪取得的成就，特别是有关符号学的理论基础。为我们介绍了索绪尔、皮尔斯、莫里斯、巴特、艾柯、雅各布森、巴赫金、洛特曼共八人，基本上囊括了巴黎学派、美国学派、布拉格学派、俄罗斯学派等主要流派。该书“中编”展开对有关符号学的12个具体范畴或特征的讨论，这既需要对这些方方面面有深邃的认识，又需要做耐心和深入的分析工作。何况每一个题目都可以演绎为若干论文，其工作量之大令人震惊。“下编”的亮点是对中国符号学研究20年的小结。这个工作外国人是不做的，也做不好。由于符号学的研究在我国才20年，尚未引起国人注意，也很少有人做，但本书作者做了。

我在《现代语言符号学》一书的序中表达了如下观点：翻阅书稿，我最大的感受是作者能鲜明的亮出自己的观点。反映作者对符号学研究新视角的是本书第二编：现代语言符号学的思想渊源。《现代语言符号学》除梳理历史、构建体系和打造基础外，重点放在指导语言现象的层次分析上。这就是本书第三、四、五编的主要内容，即篇章的符号学分析、句层符号学分析和隐喻符号学研究。显然，在层次上作者采取了自上而下的路子，反映了当代语言学研究中以语篇为本的思想。按常理来说，语言自上而下的层面应该是语篇、句子和词语，作者在第三编和第四编中讨论了语篇和句子两个层面后，在第五编满以为会讨论词语，但作者把讨论的主题定为隐喻的符号学研究，令人叫绝！我认为原因有二，一则作者主要讨论的是符号学，二则隐喻更能说明符号产生的实质和过程。总的来说，本书对于了解符号学的来龙去脉很有帮助，是一本难得的读本。其次，本书对如何从事符号学研究，给我国学者带来不少启示和灵感，让研究者们在纷繁的意义系统中，抓规律、找趋势、选择最佳可能性，并结合汉语符号学和中国文化的特点为符号学研究注入新鲜血液。

吕红周：在第五届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高层论坛上，王铭玉教授等以翻译过程及其相关现象为对象，提出普通符号学的另一分支学科——翻译符号学，您对这一以符号转换过程为研究对象的新发展，持怎样的观点，有怎样的期许？

胡壮麟：研究人员已经从20世纪兴起的学科交叉研究进入超学科研究。超学科模式关注的是利用学科间跨学科和超越所有学科的知识，求得知识和存在的统一，以了解当前世界。符号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也在发展，从手势、舞蹈到语言，使得文化得以继承，文明得到发展。计算机的出现随之出现机器翻译，符号出现了图像、声音等多模态符号。

翻译专业在我国虽然已被列为学科，但课程设置方面还不尽完善。我们应根据国家政策、国家形势的变化调整翻译研究的内容，现在我国讲“一带一路”、“中国文化走出去”，因此，汉译外成为翻译研究的重点。王铭玉教授提出的翻译符号学说明了他对翻译问题的关注，这是一件很好的事情，我个人认为，不急于称之为一门独立学科，但是一个新的领域。21世纪科学研究中的整合思想是新的发展要求，生态符号学理论可以应用到翻译符号学研究中。

吕红周：最后，您对中国语言与符号学研究会和中青年学者有怎样的期许？在今后的发展中应该注意哪些问题？

胡壮麟：其实，前面已经说到这些了。要说期许和问题，首先就是组织内部团结，其次就是努力发展本土化创新，再次就是扩大中国符号学在国际学界的影响力。

作者简介：

胡壮麟（1933-），男，上海人，北京大学资深教授、博士生导师。研究方向：国外语言学、功能语言学、语用学、文体学、语篇分析、语言规划、符号学、多模态分析、认知诗学等。联系地址：北京市海淀区颐和园路5号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语言学与应用语言学研究所（100871）。

吕红周（1981-）,男，河北石家庄人，黑龙江大学语言学博士，《天津外国语大学学报》编辑、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专职研究员。研究方向：语言符号学。联系地址：天津市河西区马场道117号天津外国语大学语言符号应用传播研究中心（300204），Email：15332176902@126.com。

[1]这篇文章发表在《北京大学学报》1994年第2期。

（文章来自公众号“语言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