译者：俞敏

出版社：人民日报出版社、三辉图书

出版日期：2019年1月

你一定经常从媒体、自媒体上看见医生给出的健康建议，内容诸如，饮食要均衡，要经常运动，管理压力，不要吸烟和喝酒但如果实在做不到就一定要减量，采取更安全的性行为，定期进行癌症筛查，路上要遵守交通法规，学习急救等方面的知识，等等。

另有学者将上述带有通行性的建议进行了一番“转译”：别穷困，如果做不到，尽量别穷困太久；别住在贫困地区；别残疾或者生下残疾的孩子；别干压力大、收入低的体力活；别住在潮湿的质量低下的房屋里，更不要无家可归；要有钱参加社会活动；别做单亲家长；能够有一辆自己的车……

第二份清单比较清楚的揭示了第一份清单的伪善之处，也就是无论在欧美国家和日本，还是亚太地区的新兴市场国家，社会中下层实际上不具备遵循健康定律进行生活的掌控能力。

让我们翻开这本《健康鸿沟：来自不平等世界的挑战》。该书出自欧美世界著名的公共卫生专家、伦敦大学学院流行病学与公共卫生学系教授、社会与健康国际研究所主任、英国国家学术院院士、英国医学科学院院士、世界卫生组织顾问迈克尔·马尔莫（1945-）。马尔莫在过去的近40年时间里，致力于研究老龄化和健康不平等问题，并因此在2000年被英国女王封为爵士。同为英国爵士，马尔莫的名气对于中国人来说，要比曾长期担任曼联主教练的弗格森差上许多，但我们理应明确知道，因为马尔莫的贡献，才使得健康不平等在全球领域更快、更为深入的成为公共政策议题，从而推动了政策的调整转型，使得包括发达国家和诸多穷国的穷人因而受益。

总的来说，健康不平等来自于社会不平等，又因为20世纪80年代以来美国和英国引领的新自由主义化的政策而加剧。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最大理据在于，通过减少政府干预、社会再分配造成的富人分配，可以带动经济更快发展，然后使得穷人在内的社会其他阶层受益。但这仅仅是理论上的推演，通过监管、规制“松绑”所加快的经济发展，让更多的发展成果为富人所独享，贫富差距拉大，社会中下层的份额无论是相对比例还是绝对数额都变得更少。正如马尔莫在《健康鸿沟：来自不平等世界的挑战》书中所说的，穷人为什么容易成为传染病的受害对象，因为穷人更可能无法获得卫生的环境，又因为饮食结构的问题，缺少维生素A、缺锌，饮用水质还不佳，这些都将使其更可能在疫病传播时受害，并造成体重超重。

说到体重超重，很重要的一点在于，个体的食物、运动选择，取决于其感受的环境的影响。在欧美国家，近几十年已经非常清楚的呈现出公众健康趋势的重要特点，也就是超重和肥胖程度与教育水平呈反比。当然，在一些贫困国家，因为食物供给不充足，所以肥胖率与教育水平反而在很大程度上呈正比——但一旦食物供给的基本问题得以解决，当贫困国家变成普通发展国家，也会再现欧美世界的这项趋势。同样，在世界多数国家，吸烟、饮酒、无防护的性行为以及因此造成的健康伤害，与社会阶层、教育水平都紧密相关。

书中设问提出，“人们难道不是因为没有医疗保健而健康不佳的吗？”马尔莫提醒指出，健康不平等来自于致病条件而不是医疗条件。富裕阶层不仅拥有更好的医疗条件，但更重要的是，这一阶层有条件进行充分的健康投资。某种意义上讲，人们必须意识到，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内核，赋予社会中下阶层和赤贫阶层人士的自由，只有选择不健康生活的自由，比如低价低质的烟酒，比如压力大、收入低的工作，比如潮湿的居住环境，比如逼仄拥堵的通勤交通工具；反过来，如果他们（她们）要像中上及以上阶层的人士那样选择健康生活，就很难承担起相应的成本。

马尔莫在书中指出，当代社会中的穷人在三个维度上都面临一种拥有名义上的自由，实则一无所有的困境：物质上，他们（她们）没有充足的资源养家糊口，特别是没有足够的能力给下一代以更好的条件；社会心理上，他们（她们）没有办法掌控现有生活，连自己的未来也没法很好的掌控；在公共事务上，他们（她们）的参与也是形式上的，没有实质意义。这三者相互联系，互为动因，且不断相互作用而彼此增强。

诺奖得主、经济学家阿玛蒂亚·森曾提出过“基本自由”的概念，意思是说过上人们有理由重视的生活的自由，以及拥有做自己和做事的自由。很显然，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并不能让普通人拥有“基本自由”。

《健康鸿沟：来自不平等世界的挑战》这本书详细探讨了人的不同年龄阶段的健康（不）平等问题。人的儿童期经历对成年期健康有着重要影响。书中指出，“子宫内及生命第一年的成长对于婴儿长大成人之后罹患心脏病及糖尿病的风险”具有决定性影响；而在人生命的第一个18年，心理上的（被贬低、责骂，以及人身伤害方面的恐惧）、身体上的、与性相关的被动行为，都将极大的影响健康。童年期的不良经历种类越多，人们越可能成为酗酒者、毒品依赖者，还可能拥有更多的性伴侣（就越有可能染上相应的传染病）。

这本书指出，无论是哪个国家，无论是哪一类的政治和社会体制，而今都应将公共政策的重点确定为打破贫困和儿童早期不良发展之间的关联，应当以政府和社会之力创建能够提供合格托管、抚育、健康服务的儿童照管中心，对家庭教养方式、健康和饮食进行必要的干预。

《健康鸿沟：来自不平等世界的挑战》书中谈到了当今世界不同国家，社会中下阶层人士的劳动环境，概括起来就是“高要求低控制，付出回报不平衡，社会隔离，组织不正义，工作不安全感，轮班工作”。马尔莫指出，这其中每一点都导致了疾病风险的增加，“放在一起，它们就是一杯毒鸡尾酒”。更加令人沮丧的是，这样的劳动环境、工作状态，在“机器换人”的时代背景下，还逐渐带有了稀缺性——在美国的“铁锈地带”，在某些过去依靠出口加工业得以兴旺发达却因为产业转型而景气不再的国家和地区，劳动者保住工作变得越来越难，而失业状态对于人的健康的腐蚀，就更为显著。

理解了工作不安全感和健康的紧密关系，我们显然就能够更为清楚，美国及欧洲国家反全球化、反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的民粹潮流兴起具有深层次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