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原载：《中国社会科学报》2023年8月28日第4版

作 者

赵修义 /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现代思想文化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原刊于《探索与争鸣》2009年第9期，原题为《危机不仅仅是经济的，也是社会的观念的——解读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美国大萧条与罗斯福新政》。本微信有删节，图片来自网络。

导读

1929年开始的大萧条是20世纪最重要的事件之一，这场大萧条造成的许多重要经济体的衰退，至今还未完全见底。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新自由主义的全球化一度带来的经济繁荣，“大萧条”这个1930年到1980年整整半个世纪对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思想和政策产生过重大影响的历史事件，逐渐淡出了人们的视野。漠视大萧条的情况在中国的舆论界同样存在。自进入市场改革之后，尤其是融入全球市场之后，我们普遍关心的是如何更快地学到西方发达国家“完善的”市场体系的各种规则与运行机制。以往在中学政治教科书中都有详细论说的“大萧条”，似乎已成了一个遥远的年代发生的与我们不会再有什么关系的历史故事。至于它会不会再度发生，会不会对已经融入世界市场的中国社会产生影响，很少有人再去思考。笔者近来阅读了关于大萧条和随后的罗斯福新政的一些史料和相关的著作，觉得大萧条不仅是一个经济现象，更需要从大社会的视角去审视。

所谓大社会的视角，就是不能就经济论经济。经济是嵌入于整个社会生活之中的。起码人们的经济行为是受观念支配的。当政者的经济政策更会自觉不自觉地受到某种经济思想或者政治哲学的影响。当大萧条来临的时候，人们受到的不仅是经济生活、日常生活的冲击，也是观念上的冲击。在如何应对大萧条的问题上，出现了各种主张。这些主张背后不仅有不同利益的驱使，更有不同观念之争，非常激烈。这绝非偶然。危机尽管是突然降临的，却是长期积累的结果，而且也必定是有先兆的。人们之所以对于这些先兆，视而不见、不以为然，不仅是一般的认识能力的不足，而且是用以观察事实的不当的观念束缚了人们的眼界。这些习以为常的观念，在危机面前自然会受到冲击，但是因为已经“习以为常”，往往就不易改变。而这些观念如果得不到澄清，新的观念没有形成，那么就难以找到走出萧条的途径。可见危机不仅是经济的，也是观念的。

经济的繁荣掩盖了急剧分化的社会危机

1929-1933年间的美国就是这样。在大萧条之前，1920年代那个繁荣的时代，对物质“成功”的膜拜，大行其道。美国立国之初形成的吃苦耐劳、集腋成裘的古训，已被人们遗忘，取而代之的是追求快速致富。那个时代的年度人物都是一些快速致富的大财主。各色各样的励志读物讲的都是华尔街的故事，其主人公都是那些快速致富的“成功人士”。而商业广告也致力于宣扬这种对“成功”（即快速致富）的膜拜。比如汉密尔顿牌手表的广告词是：“你能告诉一个成功的男人他实现成功的时刻吗？”这些读物和铺天盖地的广告刺激着普通读者的心灵。这类“成功”的说教，制造了盲目的信心：衰退是反常的事情，繁荣无需解释。不仅如此，还让人们产生一种错觉，那就是“任何人不仅能阔，而且也应该阔”。而阔起来的途径主要是投机，尤其是投机性的股票。报纸上写道，“每个人本应富起来。一个人只要每月储蓄１５美元购买可靠的股票，利滚利，到２０年之后至少有８万美元和每个月４００美元的投资收入，这是举手之劳，发财的大门敞开着”［7］。于是形成风气，以致市民读报都只看金融专栏。雇员被鼓励投资于老板的股票和债券。受这种说教的蒙骗，芸芸众生掏空自己的储蓄，为投机而抵押未来。当时有450万美国人把部分或全部积蓄交给了信托公司。90% 的市场交易是在赌博冒险。与此同时，消费观念也随之大变，高价的商品为容易挣钱的人指定了消费标准，广告夸耀的是高价格而不是便宜货，高价消费的攀比开始。

但实际经济状况是，繁荣的背后社会急剧分化。一方面，商业企业集中到更少的人手中，各类垄断非常普遍，“做大做强”成为主导的口号；另一方面，收入的差距急剧拉大。从1920年到1929年，这10年间企业主的收入成倍增加，而工人的周平均工资在10年间虽时升时降，却基本上没有什么变化。1929年为25.03美元，还不及1920年的26.30美元。顶层的平均收入是底层群众的630倍。1929年收入超过10万美金的2.4万个家庭的总收入，是600万个最穷家庭的3倍。失业、贫困、不安全感普遍存在。直到1937年，罗斯福还坦陈，“我们看到1/3的国民，居室简陋，恶衣恶食”。但是大量普通劳动者消费能力的不足，却被新近兴起的分期付款、信用消费所掩盖。加上控股公司的会计欺骗和虚假的财务，制造了虚假的繁荣。而只要整个社会靠这种繁荣作燃料运转，那么各种问题和潜在的冲突，都是几乎感觉不到的。

严酷的现实——长期的失业、普遍的贫困使得美国人的观念发生了变化。几代人心驰神往的“成功”神话，日渐失去了光泽。30年代一位大学生说，“我们认识到，诚实、正直和勤奋，再也不能让你登上顶峰。成功更多地取决于幸运和门路而不是能力”。粗犷的个人主义失去了说服力，被讽刺为“衣衫褴褛的个人主义”，接受的人数大为减少。而那些关于美国生活的许诺，被证明不过是一种宣传或者是语词的暴政。除了一部分人，尤其是中老年人顽强地坚守古老的传统，苦干、节俭和个人进取之外，相当一部分公众开始把贫困和失业归咎于社会或经济体制，进而走向激进主义——游行、抗议、骚乱，或者是到那些大商店行窃。而胡佛派麦克阿瑟对失业退伍军人的镇压，则引起了更大的社会对抗，出现了大规模的工人抗争：罢工，有组织地夺取食物，高举着“工作或者工资”、“不要饿死——起来战斗”等口号的示威、抗税；同时，还有农民的有组织的反抗。而知识分子因为20年代的实利主义使他们在社会上没有地位，更容易产生“资本主义本身已经到了尽头”的感觉，走向左倾。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汤因比在概括这一时期美国社会的心态时写道，“这个伟大、古老、一直成功的社会的成员正在自问：西方的生命及其成长的历程，是不是在他们的时代很可能将到终点”。这意味着传统的自由主义的破产，如当时著名的编辑怀特所说，“我对自由主义感到伤心的是：它使人看不见希望……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方案”。

这就是1932年美国大选所面临的局面。习惯于在大选中展开争论寻求出路的美国人，轰轰烈烈地开展了一场大辩论。辩论双方的主将是胡佛和罗斯福。争论的问题许多涉及大萧条的原因和对策。如大萧条主要是国际的根源还是国内的原因？胡佛认为主要是世界大战留下的问题，尤其是外国未还债务。而罗斯福则认为主要是国内的原因。再如，疗救大萧条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措施？尤其是“复兴”、“改革”和“救济” 三者之间的关系该如何处理？救济当然是当务之急。但是，在胡佛看来，如果商业信用机构获得足够的联邦贷款支持的话，最终会一切顺利，也就是说只要复苏了，那么救济的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所以，强调复兴，也就是强调经济复苏是“至善”的，改革是次要的。罗斯福的观点则不同，认为复兴固然重要，但是改革迫在眉睫，是必不可少的。

在这些政策之争的背后蕴含着重大观念之争。胡佛认为这是“两种政治哲学之间的竞争”，也就是个人主义与严格管制的竞争。他的基本主张就是“促进自愿主义、个人自由主义、联邦不对市场进行干预”。他在竞选中重申他在《美国的个人自由主义》一书中的基本信念——有秩序的自由、机会均等、发扬首创精神等。他强调在解决经济危机的时候，联邦政府的职能是有限的，在帮助私人和地方政府克服它们不能控制的因素时，联邦政府只起补充作用。他反对“随意的试验”，认为不应该“由于我们的困难特别惊人，由于有些人胆小得怀疑我们的信念与制度的有效性，我们为了医治苦难，就必须转向一种国家控制或国家指导的社会与经济体制。那不是自由主义而是专制政治，那是灭绝自由、希望和机会的专制官僚主义统治下的人的规范化……真正的文明是趋向自由，而不是趋向规范化，这是我们的理想”。

竞选中的观念之争，表明了观念上的危机是何等深刻。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观念之争的背后是尖锐的社会矛盾。经济危机已经是一场社会的危机，甚至是制度的危机。正是在是否承认有社会危机和制度危机的问题上，形成了胡佛与罗斯福的分野。选举的结果，罗斯福以472张选票对59张选票的优势当选总统，他所代表的民主党在参众两院和州长的选举中都大获全胜。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次选举“意味着对这种竟容忍如此普遍的人类灾难的经济制度必须作出重大改进”，也意味着“公众理解到，只有联邦权力才是足以对付这种国家灾难的唯一源泉，也是公众接受大幅度增加并使用这种联邦权力”。这就是说，社会观念已经显著地发生了变化，至少已经接受需要政府采取行动来挽救经济与社会的理念了。

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在中国制造的困局

事隔50年之后，尽管罗斯福新政对资本主义所作的调整给美国和整个西方世界打下的深深的烙印依然存在，但是思潮、观念的流向却又发生了变化。凯恩斯所努力摆脱的“旧说”穿上了“新保守主义”或“新自由主义”的新装卷土重来。凯恩斯学说，尤其是经过他的某些弟子加以模式化的“凯恩斯主义”，则变成了“旧说”。特别在撒切尔和里根时代，自由放任主义重新成为国策；在苏东剧变之后，更是甚嚣尘上。福山抛出“历史终结论”，声称自由放任主义是人类的唯一可能的选择。撒切尔声称“只此一途”。新自由主义经济学的诸多流派则从各个角度对“国家干预”作釜底抽薪的论证。这些学派在学理上确实有所创新，在一些具体问题上不乏真知灼见，但是从观念上看的确大大推进了放松管制，削减了社会福利。这股潮流不仅对西方国家的政策有重大的影响力，而且以“华盛顿共识”等名义借助经济全球化推向世界各地。社会达尔文主义随之高涨。1920年代的那些现象，又一次重演，而且变本加厉。再30年之后，就酿成了今天的危机。如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不得不又一次面临如何摆脱自由放任主义与社会达尔文主义“旧说”的困局。

这个困局，主要发生在西方。中国人有幸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下坚持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道路，尤其在不失时机地提出科学发展观之后，全国上下致力于构建一个“和谐社会”，而不是一个到处都是生存竞争、只让脖子最长的长颈鹿生存的社会。但是，已经参与经济全球化进程的中国也不能不受到这场金融危机的冲击，这种冲击使得原本存在的一些问题凸显出来。

就观念层面来看，自开放以来，尤其是参与经济全球化之后，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经济理论以及与此孪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通过各种途径和载体对我国社会的影响不能低估。只要看看这几年的广告，“成功人士的标志”成了最常见的广告语，而它定下的成功人士的“标志”，大都是豪宅、香车以及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被有些传媒封为“成功人士”的大都是大款、大官、大腕，尤其是“快速致富”的暴发户。这些舆论把芸芸众生压得透不过气来，搞得许多人心生浮躁。“赢在起点上”的早教广告铺天盖地，好像也想让牙牙学语的孩童去吮吸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乳汁，同时也向那些囊中羞涩的家长们暗示，你已经输了，你的下一代恐怕也赢不了。这是何等粗暴的精神打击。

一些干部内心里信仰的就是三个依靠:“依靠资本而不依靠劳动，依靠精英而不依靠大众，依靠强势而不依靠弱势。”所以，他们总想去亲近资本，尤其是大资本，国有的或私有的，好像唯有他们才是最值得尊敬和依靠的社会力量。平时注意倾听的也是企业主，尤其是大企业主的呼声。对于劳动者和改革中那些“最少受惠者”的诉求常常置若罔闻。在他们的心目中，劳动尤其是体力劳动，是一种低层次的行当，产出的附加值很低，普通劳动者只是一些平庸之辈和在竞争中没能胜出者。至于那些处于金字塔底层的人，则被自以为是“精英”和“强势者”的某些官员视为“弱势群体”，而且常常被当作经济发展的包袱，于是就把落实对他们的救助政策视为自上而下的恩赐或者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麻烦事。不是尽心尽力地去体察民情、体恤民困，而是对下层百姓的诉求推诿敷衍。金融危机来临的时候，一些地区和企业的困难被归之于《劳动合同法》实施的观点正是这种观念的一个突出表现。

学界也不例外。其中一个最突出的现象是，把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尤其是公共选择学派主张的“经济学帝国主义”搬到了中国。经济学帝国主义就是把自由放任主义的经济学说的基本假设——“经济人”假设，推广到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用以解释各种社会政治伦理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社会上的话语权本来在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中国已经够大了，而一些持“经济帝国主义”立场的人士还想尽力扩大这种话语权，用这类政治哲学的观念来引导舆论、教化民众和影响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他们所说所论往往已经不仅是经济学和如何发展经济本身的问题了。张维迎先生在阐释他的“彻底埋葬凯恩斯主义”、“回到奥地利学派”的口号时，曾引用美国学者的一段文字，将西方学界对于市场经济的信仰分为四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对市场经济没有任何信心，不相信市场经济，这是传统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第二个层次是摇摆不定，这就是主张政府干预的凯恩斯主义。第三个层次是非常信仰市场但也认为政府在必要的时候应该介入市场，这就是以弗里德曼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第四个层次是对市场完全信仰、坚定不移，这就是以米塞斯和哈耶克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稍有一点思想史知识的都知道，奥地利学派的几位大家都是自由放任主义政治哲学的忠实和积极的拥护者，并以此作为其经济学说的理论前提，而且都是与各种社会主义流派针锋相对的。所以，这个口号所意蕴的也就不只是一个经济问题或者说仅仅是一个关于货币性通货膨胀的问题，而是一个政治哲学的问题。

由此看来，要不要摆脱自由放任主义的政治哲学和孪生的社会达尔文主义，以及如何摆脱，在中国也是一个有待澄清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