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为代价矛盾？代际矛盾是指由于代际关系不协调而引发的矛盾，将其置于当今美国政治社会中看，社会代际关系所引发的矛盾日益激烈。

在社会代际关系中，主要囊括了中老年人和后辈两代人在经济、政治、文化、生活和行为方式等诸多方面的矛盾。这也印证了一位美国80后的洞察：“危险的老人统治正吞噬美国儿女”。

美国进入老人政治时代

中国有一句俗语，叫做“姜还是老的辣”。在美国同样认可这句话，美国宪法第二条第一款规定：“年龄未满35岁及居住于合众国境内未满14年者不得竞选美国总统。”这一法律条文就赤裸清晰地表明，美国政治对于“少壮派”并不算友好，没有人是天生的政治家。

然而，美国宪法规定了竞选总统的年龄下限，却没有对竞选的年龄上限做出明确规定。

特朗普宣誓就职美国总统时已有70岁，是美国历史上最年长的总统，这一纪录很快就被拜登刷新了，这位奥巴马曾经的副总统以77岁高龄坐上了总统之位。同时，在民主党内竞争的桑德斯和布隆伯格、沃伦都是妥妥的“70后”。

因此，在四位民主党候选人同台竞争前，需要开具自己的身体健康证明，以证明自己在古稀之年仍然拥有担任总统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因为无论在哪个国家，虽然年龄与智慧几乎成正比，但并非是年龄越大就能胜任领导人一职，当人的年龄过高时，记忆力、体力、精神状况都会出现明显下降，严重时甚至会丧失行为能力——这对于美国总统不长不短的四年任期极为危险。

这是否证明，年龄越大，越符合美国选民眼中“睿智的领导人”形象呢？显然这和社会心理导向关系不太紧密。大多数美国民众认为，40岁是担任总统的黄金年龄，此时的竞选者拥有足够的智慧阅历和充沛的精力，正如42岁当选总统的老罗斯福和肯尼迪。

尽管美国社会似乎更青睐40~50岁的领导人，但是在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候选人阶段，总体而言都趋近70岁，再难遇见所谓的36岁布莱恩提名者，因此，可见美国已经步入了老人政治时代，而致使这一现象发生的根本原因显然不是选民的选举意愿。

肯尼迪

竞选过程中的年龄优势：年长VS年轻

尽管在调查数据中显示，民主党和共和党提名候选人平均年龄约为52岁和56岁——总体年龄偏大且有不断上调的趋势。但仍旧有一个疑问：在两党对决中，总有一个年龄大的和年龄小的，此时谁会更占优势呢？

平均而言，两党竞争的候选人之间年龄差在9岁左右，年龄差最大的2008年总统竞选，奥巴马比麦凯恩年轻约25岁，最小的是在1924年，共和党的柯利芝比民主党的约翰·戴维斯只大了不到三个月。

在31次总统选举中，20位入主白宫的提名人都是年龄较大的一方，这一获胜几率已经达到了70%。

而这需要排除小罗斯福总统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三次奇迹般的连任——在其逝世不到两年后，美国国会就通过了宪法第二十二条修正案，明文规定总统连任不得超过一次，也就是任期不得超过两届。

同样，拜登以77岁高龄战胜彼时74岁的特朗普成为美国总统，通过年龄模型得出的概率早已预言。在此前的31次总统选举中，在任总统比竞争者年龄小的次数是17次但且取得连任的次数只有4次，因此，拜登战胜特朗普的成功率在76%。

反向思考，从严谨的论证态度出发，在任总统比挑战者年龄大的次数为14次，挑战者失败的次数为11次，在任年长总统的胜率为80%。

所有的概率论都是可能性分析，当常规概率碰上“黑天鹅事件”——小罗斯福总统三次连任获胜与新冠肺炎疫情，即使年龄会发挥作用，这一作用也是微乎其微的，仅是影响选民选票的诸多因素之一。

就比如特朗普连任失败的主要原因是美国国内经济遭受新冠疫情的冲击，导致选民自身经济状况衰败，可见此类特殊情况下，疫情控制的重要性完全碾压年龄因素。

但不可忽视的是，拜登不仅借了新冠的“妖风”，而且在年龄模型上占据极大优势，从两者最终选票差距不大的惊险之势来看，如果民主党换一个比特朗普年轻的候选人提名，也许特朗普仍然存在胜出的可能性。

陷入死循环的老人政治：美国年轻人的政治困境

当大部分权力被把控在一小部分老年人手中，将会发生什么事呢？

在一位美国80后——1986年出生的新锐保守主义者和美国保守派期刊《美国事务》的创始人尤利乌斯·克莱因的眼中，美国在老人政治上的走向甚至极其类似苏联晚期政治。尽管美国拥有较为年轻的人口结构，但其政治、科研等领域的老龄化现象却十分严重。

与拜登同台竞争民主党候选人的桑德斯参加竞选时已经78岁了，但他却被誉为“最受年轻人欢迎的候选人”，他在30岁以下选民中的支持率高达71%，尽管他两从此次民主党提名均以失败告终。

桑德斯

桑德斯自称为民主社会主义者，他自大学时期以来一直信奉和坚持践行民主社会主义，他不止一次强调“经济权力就是人权”，并称其主张的民主社会主义为“21世纪版罗斯福新政”。

桑德斯身为一个激进左派，主张实现教育公平，如建立免费托儿所、免费公立大学、提供价格合理的住宅、增加超高收入者的个人所得税和遗产税、提高社保等等。

即推动美国社会走向“老有所养、幼有所教、难有所助、贫有所依、鳏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的理想主义社会。这一激进的主张在年轻人群体中颇受欢迎。

首先，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并不受有身份有地位的中老年资产阶级群体欢迎，因为他提出的“经济权力就是人权”十分敏感，几乎触动了美国权利价值观的根基：在此之前都是强调政治权利平等。

桑德斯的新罗斯福新政将动摇美国的社会阶层，对美国的社会财富分配造成重大改革。然而，在深深受到“年轻而思想保守者无激情，年老而观念自由者无思想”的结构性困境制约的美国年轻人群体，却大力支持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

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因为美国年轻人正处于一个政治困局：难以搅入精英政治。

现今，美国社会的本科文凭含金量在不断降低，美国大学毕业生失业率已经连续多年高于全国平均失业率，在新冠肺炎疫情期间，更是有超过40%的大学毕业生所在岗位不需要大学文凭，同时，8个人中就有1个平均年薪不超过2.5万美元。

在本科文凭一再缩水的背景下，接受美国大学教育的费用却在不断增加。

很多大学毕业生毕业接受了四年优质的批判性思维教育，被承诺毕业后将实现经济安全，却在从德国古典哲学系或数学与金融系后赶着老人护理助手的工作，挣着微薄的薪资，还要给他们带上沉重的债务枷锁——显而易见，这是培养革命先锋队的良策。

没有资产的美国年轻人无法拥护资产阶级，因此一波又一波地声援桑德斯的民主社会主义。但在桑德斯在参与民主党候选人竞争中，被质疑年龄时——与拜登相比，桑德斯落败显然不是那戏剧性的一岁，而是因为过于激进的变革观动了两党“老民主”的奶酪。

为何不能诞生一位“年轻版桑德斯”呢？即拥有超高的支持率和人气，毕竟桑德斯当时的选票已经超过了希拉里和特朗普的总和，又拥有年富力强、积极变革的身体和心理素质。

美国社会中存在着千千万万的“桑德斯”，他们年轻、激进、支持改革，但若是要让他们拥有桑德斯那么优秀的教育经历和从政经历、超高的知名度、以及巨额竞选资金等等硬件条件，全美几乎找不出一个。

归根究底，美国年轻人面临着令人难堪的政治困境，在被冠以民主政治的社会里，没有机会去触碰政治资源，何为老人政治？并非政治资源都集中到了美国的老人手中，而是掌握权力的这批人，抓得太紧、窝得太久，以至于他们都老了。

所谓老人政治就是阶层固化、政治资源集中化的遮羞布，现如今的美国社会，若想接触政治，若非像桑德斯一般从政多年，否则必然分为两大类：一是出身如“布什王朝”或克林顿家族的政治世家；二是极具影响力的媒体达人，深谙选举造势，如特朗普。

老人政治不仅是美国年轻人的悲剧，更是美国民主政治的悲剧。

对比中美老龄化社会矛盾

美国在上世纪40年代就已经开始了老龄化进程，而中国却是在21世纪在恍晃晃悠悠地进入了老龄化社会，同样是步入老龄化的社会，中美之间因为老龄化程度不同，两国间因老龄化产生的矛盾也存在巨大差异。

美国现阶段的代际矛盾已经不再是简单的养老、社会福利和保障措施等问题，老龄化在政治层面出现了外扩——即老人政治。而现阶段的中国社会也因为老龄化面临着从家庭到社会的代际危机。

在中国因老龄化导致的代际矛盾首要表现为，老年人的社会地位下降。导致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是传统孝文化的衰落，这一流动过程恰恰与美国社会相反。

在中国社会，因为社会开放与转型，年轻人可以获得比老年人更多的知识和技术资源，年轻人对长辈的依赖逐渐减少，走向独立个体的新生代对家庭代际关系感受淡薄。

因此，老年人在家庭中表现为非主体化，在社会中则表现为经济地位的下降、政治地位的削弱、社会地位的边缘化。老年人反而成为了弱势群体，老年歧视是代际关系中引发冲突矛盾的主要原因之一。

而在美国社会中，年轻人面临难以接受高等教育、就业困难、失业率高、负债率高等固有困境，年轻人越来越无产阶级化；老年人则牢牢把控国家重要权力部门，对既得利益的维护致使阶层固化。

由此证明，贫富差距过大并不仅是一个经济学命题，更是一个社会学、政治学命题。

其二，导致中国老龄化社会中老年人地位下降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老年人社会参与不足。

这里所指的社会参与是指在经济、政治和文化等多个方面的参与度不足，老年人因为身体、心理压力导致自尊心和自信心下降，不愿意参与到社会互动中来获取资源，缺少资源交换在“孝”文化日益没落的今天，将导致老年人和年轻人的代际断带。

换个角度说，社会可提供给老年人进行社会参与的途径太少了，竞争力下降和获取信息速度渠道的落后，导致老年人与社会其他群体疏远——这是一种另类的死循环，无法融入社会，就更加难以和社会其他成员沟通，价值观念、生活方式和文化思想上的差距会越来越远。

在这一点上，美国社会与中国社会存在共通性，但这一共同重点并非存在美国老年人群体和青年人群体之间的观念差异而导致的社会参与积极度不高，在美国，这一差异突出表现在特定年龄阶段的特定阶层。

在“鸡娃”一说当道的今日，有一个热度颇高的话题：你能否接受你的孩子考不上你的大学？事实上，在美国的中产阶级里，父母曾凭借较好的教育取得体面的工作——一个足以养家糊口，看来轻松的文员，但这却绝对难以负担日益增加的大学教育费用。

于是，阶层跌落出现，在美国的科研所、医院、重要政府部门等高知人员密集的行业，老龄化程度在远远高于农业、工商业、交通运输业等行业。

中美之间代际矛盾和差异仍在不断恶化，而事实上，为了应对中国出现美国政治那般可怕的走向，中国早有防备。

首先，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作为推动科技发展的教育业，必须被国家牢牢把控在第一梯队，至少在高等教育上减少教育牟利现象；其次，推动政界更新换代，不断为领导层输送新鲜血液；再者，减缓老龄化进程，通过补贴政策推动生育率增长。

在社会转型时期，代际矛盾的产生不可避免，但只要综合运用多种手段缓和矛盾，将重点解决代际矛盾放在和谐社会建设的重要一环，让每一个老年人有尊严、健康快乐地安享晚年，老龄化社会矛盾之于当今的中国而言，尚且不用过分悲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