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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十年前，构建了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并经过十多年的丰富发展，初步形成体系。根据这个理论，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经过一段时期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为社会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等到条件成熟时，再一举进入社会主义。可是，新中国成立才三年多，便开始了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作为一种社会经济形态尚未充分展开就仓促收场，是什么原因促使等中共领导人改变了十多年的设想，决定放弃新民主主义建设实践？目前，学术界各抒己见，见仁见智。笔者认为，作如此巨大的社会变动，一定有深刻的内因外因。不过，无论什么原因，它一定与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有密切的联系。

（一）根本原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本身的缺陷，尤其是在几个重大理论问题上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

主要由提炼、归纳和系统阐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是中国共产党人的独创，它开创了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独特道路，极大地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然而，由于种历史的现实的原因和认识水平的限制，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也存在着一些不严密不完善不周到的地方，尤其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存在着模糊性、笼统性和不确定性，致使其在实践过程中有些无所适从，这是它被放弃的关键因素。

1、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认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胜利后，要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国家，这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开始形成时就已明确了的。但是，这个新民主主义国家的性质是什么，属何种体系？对于这个问题，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形成发展的十多年间一直没能很好地明确，也就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一直没能得到合理定位。大多数时间是把它看作资本主义的，但又有所摇摆。

在《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中，认为将来建立的民主共和国的性质是既有资本主义因素，也有社会主义因素。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它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又说：“新民主主义的政治、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和新民主主义的文化相结合，这就是新民主主义共和国，这就是名副其实的中华民国，这就是我们要造成的新中国”（注：《选集》，第2卷，709页。）。这里，将新民主主义共和国、中华民国等同起来。1944年，在一次讲话中很明确地说，现在我们建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是资本主义的，但又是人民大众的，不是社会主义的，但也不是老资本主义的，是新资本主义。

但是，在1948年9月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又批评了新民主主义是资本主义的说法。他说，外面有人说我们的经济是新资本主义，我看这个名词不妥当，因为它没有说明我们社会经济中起决定作用的东西，还是叫新民主主义经济好。

纵观对新民主主义性质的认识，之所以几经反复，主要原因是时局的变化。总的来讲，对新民主主义社会性质的认定几经反复，某种程度上讲是策略的需要，但也反映了在的心目中，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性质其实是不确定的。如此重大问题的不确定本身就为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短暂命运埋下了伏笔。

2、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问题

新民主主义论开宗明义：中国革命必须分两步走，第一步为新民主主义革命，第二步为社会主义革命。这是无可厚非的。但是，第二步革命即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在哪儿？不甚清楚。强调两个革命阶段必须是衔接的，中间不容许横插一个资本阶级专政的阶段，这又使人易于理解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一结束，社会主义革命就开始，否则，何以谈得上衔接？既然互相衔接，怎么又有一个新民主主义社会的建设时期？

社会主义革命的起点虽没明确，但从的一个讲话中似又依稀可辨。他在1949年3月的七届二中全会上讲：“中国革命在全国胜利，并且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中国还存在着两种基本的矛盾。第一种是国内的，即工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第二种是国外的，即中国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注：《选集》，第4卷，1433页。）。其中的“解决了土地问题以后”的表述是1960年9月《选集》第四卷出版时，亲笔加上去的。这就是说，当初他作这个报告时实际暗含了革命在全国胜利后，党的中心任务是解决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因为中心任务应根据主要矛盾而确定，既然主要矛盾是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那么，中心任务就应该是解决这个矛盾。这与等几位领导人关于进行较长时间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的表述又是矛盾的。

（二）直接动因：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实践过程中遇到难题

在战争年代形成的属于预见性的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在指导实践过程中不可能没有矛盾。不过，这里所说的“预见性的”并不是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构想过程中没有实践基础，事实上，抗战时期的革命根据地、解放战争时期的解放区就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实践基础，也就是说，根据地、解放区可以视作新民主主义共和国的雏形。但是，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形毕竟与根据地和解放区的情形不一样。现实社会也不可能完全遵循着人们所设想的模式运行。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理论与实践的矛盾越来越难以排解。我们知道，新民主主义社会论的精彩之笔是要保护民族工商业，坚持国营经济领导下的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资本主义有一定的发展。但是，这在农村和城市都遇到难题。

在农村，大海般的个体农业经济生产规模狭小，生产工具简陋、落后，生产水平低下，无力抗拒自然灾害。个体农业经济不利于采用农业新技术，严重阻碍着农村生产力的进一步发展。新的贫富分化开始出现，少数人上升为新富农，多数贫困农民重新沦为被盘剥的对象，这是等共产党人不能容忍的现象。这使得他们不得不去考虑个体经济发展方向问题。加之，小农个体经济的落后性也直接影响着工业乃至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速度。

在城市，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令人担忧。在1950年调整工商业后，违法犯罪活动日趋猖狂，将其唯利是图、损人利己、贪得无厌的本性暴露无遗。他们拉拢腐蚀干部，于是，一些意志不坚定者腐化堕落，在资料显示，当时已发现的贪污腐化者中，有一半以上与不法资本家的腐蚀行为有关。不法资本家在国家机关和要害部门设立坐探，窃取国家经济情报，扰乱市场。如此等等，如果不对资产阶级不法分子予以打击，不仅会使国家的经济遭受极大损失，而且会危及到新生的人民政权。因此，打击“五毒”是非常必要的非常及时的。“五反”运动之后，资产阶级在事实上已经不能像过去那样生存了，资本主义在当时的生存发展空间已变得十分狭小，资本家自己也感到前途渺茫，请求国家“计划他”。

1951年7月5日，刘少奇对中央党校学员作报告时说过，实行工业国有化是一个严重的步骤，性质是开始破坏资本主义的私有制，方式现在不能决定，实行时间和方式要看当时情况和资产阶级的态度才能决定，资产阶级的恶劣态度可能逼迫我们要早些，并采取激烈的方式来实行这一步。由此可见，资本家的恶劣态度和农村的实际困难使得中国共产党人不得不考虑加紧采取限制资本措施和扩大农村的合作运动，这就不可避免地把社会主义改造大业提上议事日程。

（三）内在动因：对资本主义高度警惕的主体态度

对中国资产阶级早有深刻的认识和辩证的分析。1925年，他在《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就充分、透彻地解剖了中国资产阶级，他说：“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注：《选集》，第1卷，9页。）。其后的三十多年间，看待民族资产阶级始终遵循着这样的思路，因而，构成了对资产阶级的主体态度，这充分体现在他创立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当中。在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多次表述对待民族资产阶级既要团结也要警惕，因此对待资本主义的策略是利用、限制、改造。不过，根据客观形势的变化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表现，的态度在不同的时期有不同的侧重。

在战争年代，特别是40年代初期和中期，认为要对民族资产阶级进行团结和联合，以便结成巩固的统一战线。因此，他在构想新民主主义社会时对资本主义的态度是利用、限制，特别强调利用。他认为，在革命胜利后，因为肃清了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上的障碍物，资本主义经济会有一个相当程度的发展，这是经济落后的中国在民主革命胜利后不可避免的结果。同时认为，提倡资本主义的发展，不但有利于资产阶级，同时也有利于无产阶级，或者说更有利于无产阶级。可见40年代初期和中期，在战争的状态下，必须团结民族资产阶级，结成最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以对付共同的敌人，挽救国家的危亡。因此，在这一时期，与民族资产阶级加强团结和联合应是主旋律。

在解放战争后期和新中国建立初期，仍注意团结民族资产阶级，对新民主主义社会中的资本主义仍坚持利用、限制，但是，这时期已将重心后移，更强调限制了。1949年6月，在七届二中全会上，他又说：“剩下一个民族资产阶级，在现阶段就可以向他们中间的许多人进行许多适当的教育工作。等到将来实行社会主义即实行私营企业国有化的时候，再进一步对他们进行教育和改造的工作。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选集》，第4卷，1477页。），“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节制资本主义，而不是消灭资本主义”（注：《选集》，第4卷，1479页。）。他又说，“就我们的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列。”（注：《书信选集》，30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可见，新中国建立前夕，对待民族资产阶级在讲团结的同时，开始考虑对其进行教育的问题，因而，在考虑新中国建立后的资本主义问题时，在利用的同时已开始强调节制、限制了。新中国建立初期，在“三反”、“五反”运动中，在惩处“五毒”分子之时虽仍注意采取“利用矛盾、实行分化、团结多数、孤立少数的策略，在斗争中迅速形成‘五反’的统一战线”（注：《选集》，第5卷，54页。），但是，消灭资本主义的决心逐渐坚定。

1952年6月，在中共中央统一战线工作部起草的一个文件批评中说：“在打倒地主阶级和官僚资产阶级以后，中国内部的主要矛盾即是工人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矛盾，故不应再将民族资产阶级称为中间阶级”（注：《选集》，第5卷，65页。），这已经暗示，民族资产阶级将要被作为主要斗争的对象。此后，便提出了消灭资本主义的问题。1953年春，将李维汉《资本主义工业中的公私问题》报告中的“利用、限制、改组”的提法改为“利用、限制、改造”，其重心当然是在改造上，这点充分体现在其后确定的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中。公务员之家版权所有

基于上述分析，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对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态度、评价，对其采取的策略，总体上讲应该说是符合中国当时的实际和历史发展的，尤其是对民族资产阶级两重性的认识更是入木三分。不过我们也应看到对资本主义的消极面估计也有过大的一面。尽管对新民主主义的前途充满信心，“人民手里有强大的国家机器，不怕民族资产阶级造反”（注：《选集》，第4卷，1477页。），但是，他对资本主义的警惕性始终很高，特别是不法资本家的“五毒”行为暴露之后，的警惕之弦崩得更紧。一方面，不能容忍资产阶级的胡作非为，另一方面，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贪婪本性、私人资本主义的无政府状态使感到矛盾不可克服，他说：“资本主义所有制和社会主义所有制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所有制和资本主义的生产社会性之间的矛盾，资本主义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和国家有计划的经济建设之间之矛盾，资本主义企业内的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矛盾，都是不可克服的。”（注：《建国以来文稿》，第4册，406～407页。）既然矛盾不可克服，就必须进行斗争。根据薄一波的会议记录，在对“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进行批评时说过：“过去枪炮激烈，不决定资本主义绝种”（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65页。），言下之意就是，现在没有了枪炮声，资本主义该绝种了。由此可见，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论，决定向社会主义过渡至此已在所难免。

（四）外部压力：新民主主义社会论未能被社会主义阵营老大哥苏联所认同

社会主义阵营的老大哥苏联，特别是斯大林，早先对领导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心存疑惑、持有偏见的，对中国共产党人开创的农村包围城市革命新道路一直不以为然，不仅当时提出批评，而且在中国革命胜利后，仍有怀疑。斯大林认为是“麦淇淋式的马克思主义者”。因此新中国建立后访苏，斯大林称呼其为“毛先生”，而不是称“同志”，当时的共识是，马克思主义者之间称同志，志同道合，而对非马克思主义者朋友才称“先生”。试想，依据新民主主义革命论走出的革命新道路，已取得全国胜利、被证明为正确的情况下，“老大哥”的态度尚且如此，那么，新民主主义革命论的姐妹篇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不被承认还难理解吗？更何况，新民主主义社会论中允许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允许私人资本主义有生存发展的余地，这跟斯大林模式社会主义不是明显相抵触吗？难怪斯大林称是“第二个铁托”。苏联来华专家对中国允许资本主义发展进行指责，说是对资本主义“采取的调情政策”，告诫中国领导人说城市、乡村随时都有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刘少奇、于1952年访苏时，苏共领导人敦促中国应尽早向社会主义过渡。当时的新中国，面对资本主义世界的极端仇视，美国等对中国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包围，企图扼杀新中国于摇篮。在如此情况下，新中国不能失去苏联朋友。“一边倒”，应该是多方位的，尤其是像搞社会主义这样的根本问题。

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除了上述四大原因之外，还有一点也是不能忽略的，那就是人们对社会主义的热烈向往。中国共产党人浴血奋战了28年，为的就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社会公平、人人平等，走向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因此，当美好的社会主义前景就在眼前的时候，顺势而为、因势利导、及时把握，走向社会主义是大势所趋，众望所归。

历史经过了半个世纪的沉淀，今天，当我们理性地分析，辩证地思考的时候，我们不难看出，上述几种原因，无论哪一种起作用，都可能导致新民主主义社会论遭放弃，更何况各种因素、相互交织、内外合力、共同作用。因此，新民主主义社会论被放弃是必然的，也是合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