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20世纪上半叶的中文和英语学界，“社区研究”（community study）都给社会研究带来了重要的冲击和反思，它以不同的名目出现，也给诸多学科留下关键遗产。芝大和北大社会科学的研究历史，也和“社区研究”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如何反思“社区研究”在学术史和实质研究传统中的意义，是不同学科的研究者共同关心的问题。2023年10月13日，由北京大学教育学院王利平副教授主持的“芝加哥社会科学传统”讲座系列就社区研究的传统举行了一次特别的学术工作坊，来自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法学院、教育学院、外国语学院，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多位老师在芝加哥大学北京中心参加了此次“社区研究与区域观”研讨会。

试谈中国传统社区的渊源和底蕴

周飞舟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周老师的主旨发言从对中国传统村落社区的认识出发，关注了社区研究在中国的特殊意涵。周老师指出，中国的社区研究受芝加哥学派城市社区研究的影响，但非本土化的研究脉络如何与中国社会历史和现实进行适配，是值得进一步讨论的问题。在借用社区理论研究村庄时，不能简单把村庄等同于社区，需要关注村庄的历史渊源与社会底蕴。

在引入芝加哥学派社区研究时，燕京大学的学者曾将“community”译为“社区”。在中国社会传统文献中，类似“社区”的单位常常与保甲制相关。保甲作为一个制度单位，兼具治理和经济功能，其原型又可追溯到井田制。秦汉之后，井田制让位于均田制，户籍管理愈发重要，最基层的户口编制单位即相当于社区。在这一时期，国家与贵族及豪强争夺自耕农，构成理解基层社会的基本旋律。唐中叶之后，小农对地主豪强的依附性越来越弱。土改之后，小农成为中国基层社会的主体，但始终与宗族等力量发生关联，并非以孤立状态直接面对国家。这是中国传统社区的历史特点。

其后，周老师指出了基层社会在长期过程中形成的四个“底蕴”。一是均平制：中国最基本的生产单位其实都是小家庭，在其内部体现为诸子均分。二是互助性：从井田制、均田制到土改之后的合作化制度，这种互助、换工的传统一贯而下。三是依附性：在宗族和家族社会中，富贵与贫寒之家间持续地产生依附性或剥削性的关系。四是家本位性：地主和小农、小农和小农之间的家族或拟家族关系，使得庇护者不能随意开除被庇护者，这构成了一种基本的社会关系模式。当下中国村庄或社区的研究，依然要从社区的历史底蕴视角出发，才能关照现实。

社区研究背后的跨学科共同体：

以1940年代芝加哥人类发展委员的中西部研究为例

王利平 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

接下来，王老师分享了她对20世纪40年代芝加哥大学社区研究的考察。王老师首先从学术史出发，指出20世纪40年代由芝加哥大学的社会人类学家W·劳埃德·沃纳（W. Lloyd Warner）等人开辟的社区研究，出现在由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开创的研究传统趋于衰落之际，关注的主题不再是经典城市社区民族志所侧重的“失范”，而转向拉德克里夫-布朗（Radcliffe-Brown）所强调的“秩序”。此外，沃纳试图以社区研究刻画美国社会的基础，在社区研究的三部曲（分别关注新英格兰地区、南方腹地和中西部）中将独立于大城市的中西部市镇视作美国民主精神的代表，并以具有道德感的仪式互动来理解其中的社会分层，这种研究的努力，体现了独特的社区观念。

王老师进而考察了这类社区研究所依托的组织。沃纳领导的社区研究依托于40年代新兴的大学跨学科组织——芝加哥大学人类发展委员会（Committee on Human Development）。在时任芝大社会科学学部部长的拉尔夫·泰勒（Ralph Tyler）的领导下，人类发展委员会汇集了一批年轻、有创见的跨学科学者，他们共同强调研究与普通美国人生活的关联。委员会出版的著作冠名不分先后，采用集体著作权，也体现了一种研究合作上的“民主追求”。此外，在人类发展委员会，教授组成的研究委员会和担任研究助理的研究生共同构成研究团队，这种集体研究的传统成为从第一代芝加哥学派到第二代芝加哥学派的过渡。

王老师认为，沃纳等人的社区研究包含一种强烈的美国情结。这些作品将同一社区里的不同阶层看作是秩序的基础而非敌对的群体，以是否具有充分的社会纽带和连接区分社会的不同层级，并在这一基础上理解美国民主社会得以可能的基础。这种新型的社区研究重视教会、协会、职业群体、政党等组织，与中国的社区研究对比，也凸显出两种文明基本单元的差异。总之，沃纳等人的社区研究既能启发我们思考“社区研究”背后的文明观，又能让我们管窥到跨学科组织在20世纪中叶对学术传承方式的影响。

从清河到禄村：燕京社会学社区研究传统再考察

侯俊丹 中国政法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

侯老师的研究试图在吴文藻之后的社区研究传统与早期社会学研究传统之间建立关联。学界一般将中国社区研究的发端追溯到1935年吴文藻掌教之后的燕京大学社会学系，但这一传统事实上还能够上溯到以杨开道为代表的第一代归国华人社会学家。杨开道在中国最早引入了20世纪初以吉勒特（J. M. Gillette）与盖尔平（C. J. Galpin）为代表的美国农村社会学研究，这一农村社会学传统面对着内战后解放了的自耕农在民主社会中的政治地位问题。美国研究者们基于基督教教会立场，希望以宗教突破地方主义的限制，恢复美国乡镇自治传统，重构社会团结，解决移民所造成的、农村社会的普遍衰落。杨开道选择以“村落社区”与“乡镇社区”两个范型为参照，将中国社会纳入吉勒特所言的社会历史演进和分类范畴体系，以界定晚清到民初的中国社会所处的历史演进阶段。他认为在郡县制度取代封建制度的周秦时代，中国已然进入了类似于英国或殖民地美国时期的土地租佃制度。然而中国社会内部是否具备向下一社会阶段，即“乡镇社区”演进的条件，成为关键问题。

侯老师指出，1929年的清河调查可看作是杨开道回答这一问题的前导。清河社区是一个乡镇社区的典型形态，由市镇市场为核心的交易区，以及周边村落构成，这一超越行政辖区的实体从晚清到民国初年逐渐形成。杨开道将社区看作一个具有文化历史和社会关系的有机总体，他希望以燕京大学所代表的教会力量为主导，来打造城镇社区，并激活职业农民阶层。杨开道所主张的历史描述路径和进步主义立场虽在此后的燕京学派学人中有所扬弃，但乡镇社区这一研究单位的提出，却持续启发了吴文藻、黄迪等后世学者。在发言的最后，侯老师提出了几个问题：如何理解燕京学派开辟的、从明清以来的历史传统来理解市镇的道路？如何理解不同地域存在形态的差异，以及如何理解燕京学派不太处理的、市镇在行政治理与政治治理体系之间的复杂关系？这些问题的延伸均昭示了讨论燕京学派社区研究传统的深刻意义。

社会学民族志在美国的再起，1935-1950

田 耕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

田老师的报告关注的是美国的社会学民族志在二战前后的复兴历程。美国的社会学民族志在历史上有过三波发展：第一波是以《中镇》为代表的早期社区研究，第二波是最经典的芝加哥学派，即以芝加哥为基地的城市民族志，关注工业化及其问题，第三波是两战之间到战后初期突破人文生态和城市界限的社会学民族志。第三波民族志的特点是带有全局性眼光，而且对社区背后的文化根源有着强烈意识，由此带来的问题是：超出了城市工业化问题这一视野，并接续危机中的芝加哥学派，它所凭借的基础是什么？

继而，田老师回顾了沃纳加入第三波潮流的经历。1935年秋，拉德克里夫-布朗来燕大讲学时，提倡新的社会学调查应该将人类学田野工作的方法用于当代文明，而他曾提拔的学生沃纳的作品就是这一类型的代表。1929年，沃纳结束了在澳洲的田野，成为哈佛的编外教师。在哈佛，沃纳放弃了最典型的人类学亲属关系研究，尝试工业心理研究，随后又转向社区研究，最终找到距哈佛不远的市镇纽伯里波特（Newburyport）开展研究，这是一个带有美国清教徒文化底色的保守新英格兰市镇。沃纳的研究关注介乎“单位”和“城市”之间的“市镇”，这是规模紧凑、变化缓慢、人际关系稠密的社会。相比上一代芝加哥学派，沃纳的“美国情结”更加浓厚，政治态度更加保守，也对社区背后的文化变迁更加敏感。哈佛时期的沃纳虽然缺少发表、项目和学术身份支撑，但得到布朗这样的学术前辈的支持使他可以率先做出社区研究的新尝试。

1935年，沃纳来到芝大，成为社会学和人类学系的双聘教授。这一时期的沃纳大部分时间游离在社会学系之外，他的合作者多是从大学之外的研究机构转投芝大的学者，而哈钦斯对芝大的改革使得跨学科委员会兴起，为沃纳提供了边缘人组织学术力量的阵地。田老师指出，经典的芝加哥学派是学科、学派和院系的高度结合，而沃纳的研究以项目化来跨越院系和学科的边界，吸引我们重视院系之外的研究组织力量对院系的意义。

以“乡土”为镜鉴：费孝通论“门罗主义”

章永乐 北京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章老师的报告从费孝通关于“门罗主义”的评论出发，反思国际关系理论背后的社会假设。章老师认为，费孝通对于美国“门罗主义”外交政策的理解源自于社会学家威廉·奥格本（William Ogburn)的《社会变迁》一书，此后又受到阅读传播学者沃尔特·李普曼（Walter Lippmann）作品的影响。不过，费孝通很可能将门罗主义误读为“孤立主义”的变种，这一误读的根本原因在于他对于美国社会及其国民性格的理解。章老师指出，费孝通以中国的乡土社会为参照，强调美国移民社会对作为其文明母体的欧洲的抗拒心理，并由此得出二战之中的杜鲁门主义只是“门罗主义”扩大，根本上都是为了保持美洲的安全与孤立的结论。

章老师认为，费孝通的上述理解导致了他对美国实际外交战略的错误预测，并与斯皮克曼（Nicholas Spykman）、海斯（Carlton Hayes）等人将老欧洲视为美国“新边疆”的经典论断相悖。不过，费孝通所看到的“乡土社会”与“移民社会”的差异，恰恰能引起我们反思国际关系理论的基础。不断移动的“边疆”使得美国人与土地之间难以建立“乡土社会”的“扎根性”。而在完成“西进运动”之后，美国的“边疆”很快越出了西半球。“门罗主义”克服“西半球”空间限制的关键，是威尔逊引入了一种为他人的自主性代言的逻辑，而这也正是美国的“边疆性”的集中体现。美国在国际战略上普遍的干涉主义，以及为他人的“自主性”代言的逻辑，与具有强烈“乡土性”、捍卫集体文化的中国，诚然构成两种思维模式上的鲜明分野。

杀死布达·辛格：上海的印度民族主义运动

曹 寅 清华大学历史系副教授

曹老师的报告从一个不为众人所知的历史事实开始——1927年4月6号早10点，锡克警察领袖布达·辛格（Buddha Singh）在上海福州路的工部局警察总署门口，被同为锡克人的刺客哈邦·辛格（Harbant Singh）刺杀身亡。

为了探讨上海锡克警察头领布达·辛格遇刺的原因及其社会影响，曹老师回顾了19、20世纪之交的锡克人移民史：1900年代，大量锡克人来到上海英租界的工务局做警察，挣得了远高于在印度老家务农的收入。但在一战前后，锡克移民务工的路径发生变化，大量在上海锡克警察选择去往加拿大，加入北美铁路建设的劳工队伍。大量廉价劳动力的涌入所导致的白人失业，引发了白人社会对于锡克族群的系统性歧视。深受其害的锡克人遂将责任归咎于英印政府，认为只有当印度获得独立的主权国家地位，才能免受歧视，这一诉求推动了大量锡克人投身于印度的民族主义运动，他们在美国加州的奥兰治郡（Orange County）建立了革命政党戈达尔党（the Ghadar Party），并联动了在上海、香港、马尼拉等地的锡克同胞，开辟了一条运送革命者的航路，组织运送锡克海外劳工回到印度本土进行革命。上海由此成为了戈达尔党活动的重镇。但自1915年开始，戈达尔党的运动却因为忠于殖民政府的布达·辛格的破坏而陷入停滞。北伐战争爆发后，共产国际在支持国共两党合作夺回上海租界的过程中，试图通过联合中共和戈达尔党人，策反锡克警察而颠覆整个上海英租界的秩序，刺杀布达·辛格的计划由此酿成。

从一个地方性的事件出发，曹老师展现了全球史思维对于理解历史上的人群和事件的重要性，讨论了在传统“区域观”之外的历史研究作为理解历史进程的替代。

锈带类比与历史逻辑：“全球-地方”尺度下的东北

谢 雯 北京大学社会学系助理教授

谢老师在报告开始就指出研究东北地区的丰富意义：中国东北因其工业转型背景被学界称为中国锈带，但在全球资本主义转型背景下，中国的经济崛起通常又被视为北美锈带现象出现的一个重要原因，这构成了研究者重新构建东北社会转型叙事的动力。

谢老师以大卫·哈维（David Harvey）提出的资本主义危机与“空间-时间修复”理论来关照东北社会的转变。她首先借用了“全球地方性”的概念，提出需要对二十世纪中期以来的东北进行全球和地方尺度的双重考量，进而介绍了作为主要案例的沈阳铁西区在二十世纪以来的发展历史。铁西区在日据时期初步形成“南宅北厂”的工业城市格局，建国后又受到来自苏联的重工业和城市发展理念，开始大规模兴建工人村。这一时期的城市作为工业的载体，其城市化速度远跟不上工业化。市场改革初期，伴随温州、广东等地的“边缘革命”兴起，国家政策试图给予大型企业管理者更大的自主权来振兴国有企业，但催生的却是"横向经济联盟"，使得老企业的经营状况进一步恶化。1997年“抓大放小”后，铁西区90% 的企业处于停业或半停业状态，价值500多亿元的国有资产处于闲置状态，企业债务负担巨大。

面对不利局面，铁西区的对策体现出了哈维理论中的两重修复。通过新建“铁西新区”并将剩余的企业从旧区转移至此，地方政府使房地产盈利战略与新区的工业增长相结合，实现了第二循环。通过加大教育投入，扩大高校招生幅度，地方政府推动了第三循环，暂时缓解了下岗造成的就业压力。然而，资本的修复亦有限度。官方博物馆的叙述强调了铁西区历史的积极方面和国家在其工业化中的作用，同时忽略了与这种转变有关的抱怨和困难，而亲历铁西区沉浮的一代人的社会记忆顽强地留存着，以“东北文艺复兴”等形式再度浮现。

俄苏民族学与现代哈萨克斯坦史观的形成

施 越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施老师的研究试图追溯中亚国家历史叙事中的国家观念之根源。学界通常认为这一观念来自西方现代文明国家观念的冲击，施老师却试图发掘其在俄苏史学内部的构建过程。施老师指出，在中亚国家内生性的国族历史书写中，原本就存在着以“族史”和“国史”为代表的两种叙事：“族史”视角强调国族起源、外敌侵略、近代殖民、独立新生，突出国族历史的连续性；“国史”视角则关注历代国家政权、疆域的形成，突出当代政权和疆域的合法性。在各国历史的书写中，最初都是以族史为线索，越到后面越以国家为线索。施老师的研究以哈萨克斯坦的国族叙事为例，他认为哈萨克斯坦史学的主要“质料”在沙俄末期已经形成，部分来自俄苏民族学研究成果。20年代的历史书写基本延续沙俄时期的东方学与民族志资料汇编的路径，但已经开始尝试树立新行政边界内哈萨克族的主体性，以“联盟（soyuz）”称呼其政治形态，但尚未呈现阶级史观、社会发展阶段论等影响，也未呈现“国家”相关的问题意识。到了1935年的首部哈萨克斯坦通史中，书写方式从“族史”转向了以现代疆域为基础的“国史”，强调哈萨克民族（natsiia）形成于社会主义时期，享有无产阶级领导下的民族自决权。在此基础上，苏联初期的哈萨克斯坦基本形成了以阶级史观和斯大林民族观为基础的历史纲要。而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苏联学界进一步克服了游牧民族封建主义存在特殊道路的理论，旗帜更为鲜明地反对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叙述。在1954年塔什干会议关于中亚史的讨论中，哈吉两国科学院的历史研究者达成共识，一致认为游牧生产方式以畜牧业为基础，无法发展出超越原始公社政治的社会经济阶段，明确游牧民族的历史发展同样遵循阶级史观的历史发展阶段论。至此，哈萨克斯坦的国史基本定型。独立后，哈萨克斯坦扬弃了阶级史观和斯大林民族理论，形成了当下的国族史叙述形态。

“贤士聚会”与“文人雅集”

——近代印地语文学社区的兴起与转型

张忞煜 北京大学外国语学院助理教授

张老师结合16-20世纪的印地语文献，探讨了如何在前殖民地国家的非殖民文化语境中翻译、界定广义的“社区”。张老师首先指出，在今天的南亚研究中，由于很多词的历史语义变迁过程非常曲折，因此简单的词源考证、概念变迁往往不可行。基于此，他希望采用另一种路径，尝试在近代早期找到一些可以用来与“社区”进行对照的参照物。

张老师重点探讨的文学社区的第一个案例是被称为“贤士聚会”的宗教教诫文学交流机制。这种主要发生在大众空间的文学社区的交流，通过身体力行的方式来获得关于至高存在的神秘知识，进而这些知识在互动过程中，不断形塑口述文本，最终汇聚在一起，形成去中心化的动态符号网络体系。另一个案例是被称为“文人雅集”的世俗文学精英诗会，这种诗会为当时的统治者们所青睐，不对等的“爱和忠诚”的表演或许在一定程度试图以性别关系来规训臣属关系。“贤士聚会”和“文人雅集”两类文学社区使用的语言和文化符号体系有别，且主要活跃于不同的社会阶层，但在运行机制上有共性且在现实生活中互有交集。多中心的“贤士聚会”和“文人雅集”现象孕育了某种印度版文学公共领域，并在日后孵化了对印度民族共同体的想象。

张老师强调，相比当前后殖民主义批判集中于在（殖民）现代文化内部“逆写帝国”，通过殖民地民族语言概念入手分析印度近代文学社区的历史沿革可以为思考前殖民国家社会文化演变提供更加丰富的层次。

会议期间，老师们也就各自报告的题目展开了进一步延伸和讨论，并在思想的碰撞中探求到不同研究内容和范式间的相通之处。研讨会在热烈的交流互动中圆满结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