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ditor's Note

生育是个人选择，同时也是社会问题；母亲这一身份的影响不止作用于家庭内部，也体现在职场之中；而与工作、生育相关的福利政策，既产生于具体的社会与文化情境，也影响着人们对何为“理想职员”与“理想母亲”的认知。只有厘清这一系列盘根错节的因素，我们才能理解并更好地处理席卷全球的生育危机。

为写就 Making Motherhood Work 一书，社会学家 Caitlyn Collins 用了五年的时间，在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对135名职场母亲进行了深度访谈，以了解母亲们对当地生育政策的理解与感受。作为母亲的女性们想要什么、真正需要什么？这四个西方国家均有不同的福利政策，哪种政策更能帮助减轻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冲突？

事实证明，一刀切的政策方案不可能适合所有母亲和她们的家庭，随着“生育”问题由私人领域进入公众视野，对相关政策和出路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元。其中最为重要的条件之一就是减少社会上的性别刻板印象，为职场母亲提供更多的政策和文化支持。

*2024年3月，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联合澜瑞外文 Lanree 图书专营店，为 PUP 女性专题书目提供购书优惠（1件95折，满100-10元），详情请见文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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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荣获美国社会学会家庭社会学分会的最佳著作奖（William J. Goode Book Award），PROSE人类学、犯罪学和社会学奖，以及公理商业图书奖（Axiom Business Book）铜奖。

艾莉森的故事

艾莉森一直是一个早起的人。当她大学毕业进入了职场，早起的时光就拥有了更多的意义。依偎在黎明前的黑暗里，艾莉森得以慢慢品味苏醒的感觉。这种清晨的平静虽然短暂，却能让人恢复元气。对艾莉森来说，喝咖啡，读新闻，做护肤，这些晨间仪式是她投入工作状态前的预备。

但上班时，她没有时间喝咖啡。艾莉森的老板甚至建议她不要喝任何东西。作为一名在销售和营销部门工作的人员，艾莉森需要步履不停地参加高密度的会议，午餐总和客户一起吃，甚至没有时间上厕所。整天“在线”让艾莉森觉得振奋，但也令她疲惫。

三十出头的时候，艾莉森的晨间仪式有了新的意义。她结婚了，生了两个女儿。同时，她在职场上也在一级一级艰难晋升。晋升让她的休息时间越来越少，但她对休息的需求变得更加迫切。她不再独自一人享受黎明前的宁静。她那还在蹒跚学步的孩子，每天早晨会睡眼惺忪地扭到艾莉森的腿上，看着妈妈对着镜子化妆。窗外很黑，黎明像以往一样，安静，祥和，私密。清晨依旧是艾莉森一天中最喜欢的部分。但随着破晓，她化妆结束，忙碌的一天拉开帷幕。她把女儿送到托儿所或者交给保姆，然后出门工作。

艾莉森和丈夫都在自己喜欢的岗位上工作了很长时间。作为双职工家庭，多年来，他们为女儿们打造出了一个不断变化的看护网络：保姆、朋友、邻居、日托、课外活动、夏令营……这些网络让女儿们保持充实，直到被安全送回家。但这些看护方案没有一个坚持超过一年。有些甚至只持续了几天。当保姆生病、日托也关门的时候，艾莉森不得不带着女儿去工作，尽管这让她的主管非常不满。

艾莉森从小就教导自己的女儿们，工作对于女性的重要性，以及她们在职业生涯中可能面临的障碍——尤其是如果决定要孩子的话。当艾莉森的老板得知她怀孕时，他收回了艾莉森的客户群，给她降职，并实行了相当大的减薪。当艾莉森成为母亲后，在自己的孩子发烧生病时，她不得不忍受同事们的不耐烦而匆匆离开工作。尽管白天在职场中艾莉森指挥着一屋子西装革履的男人，但她仍觉得不知所措、力不从心——尤其是当保姆离职，而日托班的工作人员暗暗指责她太晚才来接女儿的时候。

几年后，艾莉森在孩子上小学的时候离婚了，她一度尝试平衡职场人和单亲母亲的角色，但她逐渐发觉自己到了崩溃的边缘，便辞去了工作。自此，她脱离了全职工作，而开始兼职。兼职报酬低得多，也没有相应的福利。但兼职的工作性质给了她在家工作以及陪伴孩子的灵活性。在“退出”雄心勃勃的职业生涯后，艾莉森的目标集中在为女儿们花费时间、提供母爱。当然，代价是她自己的职场抱负。尽管对于她而言，工作常常伴随着认可、自豪和认同感。二十年后孩子们长大成人，艾莉森尝试重返职场时，雇主却认为她已经过时了。

艾莉森是本书作者 Caitlyn Collins 的母亲，她的生存状态也是一部分职场妈妈的写照。她所面临的工作与生育之间的张力、养育过程中的辛苦、与丈夫的劳动分工问题、职场中受到的生育压力……广泛地存在于当代社会。我们所处的世界里，母亲往往为抚养孩子付出了巨大的努力，这种努力往往是以巨大的个人牺牲为代价。人们常常会将这些问题的解决方式诉诸于政策，而各国的家庭与生育政策，既产生于当地特定的文化环境，也持续影响着母职文化。在 Making Motherhood Work 一书中，社会学家 Caitlyn Collins 在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对135名职场母亲进行了深度访谈。她发现，在这些社会政策和文化差异很大的国家中，职场妈妈们面临着相似的生育困境，有着不同的社会支持，也有不同的解决方法。通过研究妈妈们对当地生育政策的理解与感受，可以了解女性真正想要什么、需要什么，以帮助她们减少工作和家庭的冲突。

瑞典：社会民主主义中的社会化养育

瑞典通常被认为是全世界对职场妈妈最友好的国家之一。不论男女，都可以享受育儿假。对于异性恋家庭来说，瑞典父母有资格享受480天、即16个月的带薪假期。自1995年开始，政府实行了一种专门针对于父亲的休假模式，即不休假就会浪费假期，这几个月不能被转让，以明确鼓励父亲休假。而余下的带薪假期则由父母自行决定分配。而对于生育母亲来说，从生孩子前七周就可以开始休假。在孩子八岁之前，父母可以选择在任何时候休育儿假。这种灵活性也延伸到了因生病而休的假期。父母可以获得“临时津贴”，每年在家陪伴生病的孩子最长可达120天，直到孩子满12岁。失业或自营职业者可从政府领取疾病津贴。

瑞典政策灵活性的另一方面是父母有权在孩子年幼时减少工作时间，而不必担心经济陷入拮据。有8岁以下孩子的雇员可以随时选择75%的工作时间表，或者每周工作30小时（工资相应减少）。因此，在有年幼子女的父母中，兼职工作很普遍。这些政策明确规定了休假时间的价值；这也适用于假期政策。瑞典的假期是有报酬的，而且很充裕。根据瑞典的各种工作与家庭政策，父母获得的经济报酬也往往相当丰厚。例如，在大部分育儿假中，父母可以得到他们以前收入的80%。

瑞典人也为他们的公共儿童保育系统感到自豪。瑞典有着全世界最完善的儿童早期教育和护理项目。政府为全社会提供学前和学龄儿童保育服务，重点关注1至12岁所有儿童的教育。2014年，大约50%的0至2岁儿童入托，95%的3至5岁儿童入托。儿童保育人员受过良好教育。保育服务越来越多地在晚上和周末提供，以适应在这些时间工作的父母。对瑞典家庭来说，儿童保育费用只是其他国家的零头。低收入家庭甚至不用为他们的孩子支付任何费用。平均而言，父母需要付的费用大约占儿童保育费用的11%，其余由政府支付。瑞典政府在补贴学前服务上的花费超过了国防预算。

为了减轻抚养孩子的成本，政府还为16岁以下孩子的家庭每月提供津贴。家庭还可以依据子女的数量领取额外的补贴。除此之外，从2007年开始，瑞典对家政行业实行了50%的税务减免，以减轻双职工家庭在雇佣清洁、烹饪、园艺、保姆等相关人员时的经济负担。

综合来看，瑞典的家庭政策可以解释该国的高生育率、几乎与男子相等的妇女劳动力参与率以及较低的儿童贫困率。政策提供的帮助让职场妈妈成为常态。

高生育率，高劳动参与率和性别平等，不仅是家庭的追求，在职场中也十分常见。女性可以毫无顾忌地向同事和上司宣布怀孕的消息，而不用担心会影响自己的工作。男性参与育儿过程不仅正常，而且迎合社会期待。参与孩子的生活不是男性的义务，而被视为一种权利。政府机构被认为是儿童保育的主要提供者，因而可以消除父母在教育、收入和其他资源方面的不平等。

德国：社会主义与传统福利国家的碰撞

德国是一个研究职业母亲和工作-家庭政策的有趣案例。由于其独特的历史，尽管东德（民主德国）和西德（联邦德国）拥有相同的语言和文化背景，但也有自己的经济和政治体系，尤其是在妇女参与劳动力市场方面。1990年10月东德和西德的正式统一，意味着两种截然不同的福利制度的碰撞：1990年后，西德政府接管政权后，东德的制度、政策和双职工就业结构迅速转变，开始向西方保守主义下男性养家糊口的福利国家模式靠拢。这种模式重视传统的性别分工，不鼓励母亲工作。在向保守主义福利国家和资本主义经济转型后，既定的就业和育儿模式被打破，工作与家庭的冲突剧增。

1990年前的民主德国宪法保证了公民就业的权利与义务。社会主义的劳动和家庭政策提倡生育，并试图帮助女性将抚养子女与就业结合起来，提倡家庭和有偿工作对妇女同等重要。民主德国将抚养孩子的护理劳动社会化，因此所有成年人都可以全职工作。

而对于联邦德国而言，传统家庭政策旨在维护和促进传统的家庭结构，即男性养家糊口，女性照顾家庭。西方主流文化意识形态长期以来认为妇女应该料理家务，一旦孩子入学，她们可以兼职工作。这种文化假设男女具有互补、不同但平等的性别角色。这些文化模式被政策和法律进一步强化：缺乏灵活度的育儿假，以及开放时间短且不灵活的日托机构。虽然母亲可以休产假，并获得一定的物质支持，但这些生育相关的措施并未顾及到男性。

两德统一后，女性角色陷入了一段混乱的历史。前东柏林和整个前民主德国的母亲们突然被劝阻不要工作，尤其是当她们的孩子还小的时候——这与她们从社会主义下东德政府那里得到的信息相反。理想化的母亲形象，由于意识形态的交汇而变得模糊。

而在今天，像其他欧盟国家一样，德国必须满足欧盟和联合国为促进男女平等而制定的任务和法律指令。作为欧盟成员国，德国遵循性别平等主流化准则，这意味着政府在颁布立法之前，必须考虑任何计划中的政策对不同性别的潜在影响。这些协议将工作-家庭政策、性别平等和反歧视法等议题推到了当前德国政治辩论的前沿。自2007年来，德国朝着一个与传统不同的福利模式快速发展。延续北欧国家的路径，男性开始休更多的育儿假，父母的育儿假也越来越灵活，享受大量的假期和病假福利。政府支持双职工的家庭模式，大量政府资金投入儿童早期服务，而非直接向家庭提供现金。

尽管在政策上，德国与瑞典的家庭模式越来越相似，但社会文化的变化与政策并非完全步调一致。比如对于瑞典父母而言，他们认为婴儿日托十分必要，因为孩子与社会的接触很重要。而在德国，特别是前联邦德国地区的主流看法认为，母亲在孩子成长早期的陪伴，对孩子的身心健康尤其重要。社会对母亲的期待是：在孩子出生后停止工作，最好在出生后的头几年待在家里；等孩子成年后，找一份兼职工作。

与这种观念相适配的是一个对兼职十分友好的劳动力市场。目前，德国有27%的劳动力从事兼职工作。兼职虽然给了养育者比较高的自由度，但并不能保证性别平等，反倒有可能加深职场-家庭中的性别区分。因为对异性恋女性来说，其兼职工作的重要性次于伴侣的工作安排和她对家庭的贡献。在仍占主导地位的传统性别角色文化下，职场母亲往往会发现自己处于一种矛盾中：对工作的追求——特别是社会主义工作形态，与传统福利制度对母亲的期待之间的矛盾。

意大利：家族主义福利模式下的育儿难题

在瑞典和德国，政府在养育孩子中扮演了相对重要的角色。而在意大利和美国，养育的重担则主要由家庭和个体承担。意大利遵循着家族主义的福利国家模式（familialist welfare state model）。国家福利制度薄弱，社会保障体系支零破碎，虽然有普遍医疗，但效率偏低。即便存在针对家庭的福利，但一般来说，国家不会在私人领域进行大量干预。

和人们的普遍认知一致，意大利是一个很重视家庭的社会。但意大利的家庭不仅仅是核心家庭，而是意味着带有裙带关系的大家庭。传统的养家糊口/操持家务的理想占社会主导地位，女性被期望提供照顾劳动以及管理家庭生活。受此种家庭文化的影响，意大利的劳动力市场高度二元化，福利与职业、性别、年龄和公民身份高度捆绑。尽管意大利的家庭和经济在近几十年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但劳动力之间的社会福利差异依然存在。福利与工种紧密相连，有永久合同的全职工，与高薪、资历与劳动保护挂钩。这些“标准工人”往往是受雇于公共部门和大中型企业的年龄较大且土生土长的意大利男性。女性找到一份带标准合同的工作很难，只能从事兼职、临时的工作，需要面临更大的工作不稳定和工资不平等，以及少得多的社会保障。

家庭主义式的福利模式让意大利成为欧洲对有孩子家庭的公共支持水平最低的国家之一。公共资源被输送给有着永久合同的男子，男性不仅要供养配偶和子女，还要供养在经济上依赖他们的亲属。这种性别化的福利模式，在人口快速老龄化和女性就业率相对较低的情况下，使得社会中的职场-生育压力更为尖锐。意大利是全欧洲老年公民比例最高的国家。社会政策对养老金领取者和持有永久合同的工人提供了充足保障，但对个人权益和公共护理服务的支持很少。

不平衡的福利政策以及就业政策体现在了生育数据上。历史上的意大利一度是欧洲生育率最高的国家，但现在，它是自2000年代中期至后期以来生育率最低的国家之一，每名妇女的生育率停滞在1.34左右。意大利全国四分之一的适龄女性以临时合同的形式受雇。这些短期合同缺乏政策支持，就业的不稳定更降低了其生育意愿。

美国：自由主义福利制度中的“个体责任”

如果说意大利的父母还能从大家庭中获得一定的育儿支持，那么在崇尚个人自由和个体责任的美国，养育孩子是一件更为私人的事情。美国自由主义福利制度缺乏全国性的家庭政策，政府不强制雇主为雇员提供帮助。为父母者，需要统筹规划，“无所不能”。个体责任的理念化让工作和育儿简化成了公民自己的问题。但在这种强调个体选择和自由的模式下，存在着以阶层、种族和性别为区分的极大不平等。

美国没有一套全国通行的工作-家庭政策，没有全民医疗保险、社会保险，没有全民带薪育儿假和儿童保育，也没有设立假期和病假的最低标准。这些政策一般由各州制定，但这也意味着只有那些富裕地区的劳动者才更能从中受益。例如，目前全美只有加利福尼亚、新泽西、纽约和罗德岛四个州提供带薪育儿假。高收入者享受带薪探亲假的可能性是低收入者的三倍多。

美国没有针对任何年龄儿童的全民托儿服务。联邦政府所提供的有限的儿童保育服务仅针对最贫困的公民。低收入父母必须参加工作或与工作有关的活动，才能通过儿童保育发展基金获得儿童保育补贴（Child Care Development Fund）。如果没有政府对保育的支持，家庭就必须寻找私营的儿童保育解决方案。而市场中的医疗费用和质量存在着巨大差异。与低收入家庭相比，富裕家庭能够为其子女提供更安全、更优质的环境。学术研究早已证明，在儿童生命早期进行教育和护理投资，会在整个青春期和成年期产生巨大的回报。而国家调控的缺失，使得教育中的阶层差异越来越大。

由于缺乏国家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相关福利一般由企业提供。如带薪探亲假、儿童保育援助、弹性工作时间和远程办公。但这些通常适用于市场势力较大的员工。这些人往往是男性、大公司的雇员、以及高收入专业人士。与父亲相比，职场母亲更可能受到市场的排斥。研究人员发现，美国的自由市场社会供给方法已经失败，高比率的贫困母亲和儿童证实了这一点。

美国的低支持环境意味着，与在工作-家庭政策上支持力度更大的国家相比，美国人养育子女额外繁重和有压力，许多职场母亲会觉得自己是个失败者，在工作和家庭角色冲突时感到巨大的内疚和紧张。这一点看上去与德国和意大利的情况类似，但是在德国，人们可以将问题归咎于过时的文化规范和性别分工，意大利人可以归咎于政府在育儿福利上的角色缺失，而绝大多数美国人却责怪自己没有“平衡”或“管理”好自己的生活。当美国妈妈经历工作家庭冲突和压力时，她们通常认为这是她们的错，倾向于怪罪自己，而不是批评让她们长时间工作的苛刻雇主或不存在的社会支持。而当母亲们获得了一定的支持时，她们会认为这是自己的“幸运”，而非自己的“权利”，因为后者在政策中并不存在。

美国全国层面的工作-家庭政策的缺失使个体背负过大的养育压力，在“理想职员”与“理想母亲”的角色矛盾中被不断强化，形成了双重“负罪感”。美国女性对雇主有着较低的期望值，因为任何休假时间对这些妈妈来说都不是理所当然的，而是一种奢侈。因此一些母亲觉得有必要通过更努力和更长时间的工作，来不断获得来自雇主的支持或回报雇主。除了觉得需要向雇主展示全心全意的承诺之外，母亲们也常常为要达到对“母亲”角色的期待而感到压力。个体主义下，母亲的内疚感来自于不断的权衡，以确保自己能为子女做出正确的决定：你做的每一个选择，你扮演的每一个角色，都在塑造孩子的一生。

从美国母亲的角度来看，承担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负担是不可避免的。在美国，家庭继续作为一种以个人为基础的机体在运作。那些在其他欧洲国家被视为公共责任的社会成本，在美国被私有化。自由主义福利国家得以延续，母亲的职业与家庭冲突被归咎于自身，成了她们自己需要解决的问题。这种关于个人责任的论述，避开了母亲难以兼顾抚养子女和努力工作赚钱的社会性及结构性原因。而对宏观因素的忽视，给职场母亲造成了高昂的经济、情感和身体代价。

前路何方：反思性别角色分工与社会化养育

本书的阅读体验可能是让人焦虑乃至愤怒的。如同作者 Caitlyn Collins 在结尾所说：“人们有时会问我，在与女性进行了这么多次关于家庭与工作的关系、梦想和遗憾、以及对孩子的希冀的对话后，我有什么感受。我非常感谢那些与我分享了这么多的母亲们。但老实说，我最大的感受是愤怒。我想知道看了这本书里的女人的故事是否也让你感到愤怒。”

在美国，各种因素导致的深刻不平等结合在一起，产生了不同的工作-家庭冲突。人们会觉得，这种冲突虽然不幸但不可避免。然而，比较研究证明，职场与家庭的冲突是社会造成的一种现象，这也意味着社会可以改变这种现象。人们可以通过制定政策来纠正产生不平等的社会条件，从而减少社会的分化。

职业母亲用来减少工作与家庭冲突的解决方案，高度依赖于她们所在的社会背景。母亲对平衡工作与家庭的渴望，以及她们设想的解决方式，受到个体经历、社会互动、福利政策等一系列因素的影响，这些个体、市场与国家的互动构成了母亲们的生活世界。在其中，性别、族裔、种族、阶层都在隐形地起作用。“理想化”的母亲形象，与最佳职员形象一起，持续地影响着人们对自我行动的设想与实践。

在四个国家中，瑞典的职场妈妈无疑最让人羡慕。但这是否意味着我们仅需要将瑞典的政策视为圭臬？Making Motherhood Work 一书追问了这些政策如何体现了关于育儿、职场和性别等更大文化话语，以及政策如何在相应的社会文化中运作。在瑞典，养育子女被视为一项集体责任，不论男女，都可以、而且应该为了获得报酬和照顾家庭而工作；职场也应该承认和支持雇员的家庭责任和兴趣。这些文化信仰与联邦德国的传统性别分工观念、与意大利的大家庭式的照料模式、与美国流行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并不完全相容。换言之，问题本身不在于政策，而在于政策背后更为广泛的伦理和文化。

面对职场与家庭之间的张力，Caitlyn Collins 提出了几个解决方案，这些方案不仅适用于她所在的美国社会，也可以给其他现代社会以启发。

其一，从认知上需要拓宽社会对于母亲、伴侣、职员的理解，需要重新审视传统“男主外，女主内”的文化认知，男性有权利享受家庭生活，有权利照顾孩子；女性也有权利进入职场，发挥自己的价值。本书的研究结果表明，如果工作-家庭政策更多地提供给女性而不是男性，那么这些政策在帮助职场母亲的力度其实是有限的。换言之，这些政策需要在支持性别平等的文化环境中颁布。政策可能有利于母亲，但不一定有利于平等。工作-家庭政策，需要与性别平等政策并驾齐驱，以改善职场母亲的社会和经济环境，也为男性提供“养育者”之外的可能。瑞典的证据表明，在实施“要么使用，要么失去”的父亲带薪休假后，父亲们已经改变了他们的育儿行为，更多地参与到对孩子的照顾中来。休更长假期的男性还报告称，他们对养育子女更满意，并更多地参与照顾孩子。他们与配偶和孩子的关系也更密切。

其二，在职场中进行工作的结构重组。工作场所需要改变工作的模式、评估生产力的方式、以及职员获得劳动报酬和奖励的方式。雇主需要意识到所有雇员都有工作之外的需要，而这一举措需要与社会中对性别和家庭的理解同步转变。比如在本书中，瑞典和前东德的母亲乐于参与弹性工作并减少工作时间，但意大利和美国母亲对使用这些福利犹豫不决，担心会损害她们在工作中的地位，因为男性并不会选择这些工作。这一发现强调，如果政策的改变没有相应的社会文化支持，那些强调传统性别分工的文化模式将塑造母亲对既定政策的体验，甚至加剧女性的边缘化。

最后，生育问题的解决需要全社会的努力。在理想的蓝图中，每个人都有机会和权力充分参与有偿工作和家庭生活。母亲的工作-家庭冲突需要经济和政策支持，以及对照料家庭的劳动价值的文化认可。除非国家确认所有成年人都有权利将职场劳动与家庭劳动相结合，否则女性在试图处理工作和家庭的冲突时会持续处于不利地位。如果想减少职场母亲所承受的压力，抚养孩子的成本就不能单单由个体——特别是女性——来负责。

PUP内容速递

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家 Caitlyn Collins 对瑞典、德国、意大利和美国的135名中产阶级职业母亲进行了为期五年的采访，并将多年的研究集结成书。她在书中探讨了在不同政策支持的情况下，女性如何平衡工作和家庭。Collins 发现，单靠政策并不能解决妇女的困境。要缓解这些问题，就需要对性别平等、就业和母亲的身份认同等文化信仰有更深刻的理解。职场妇女被束缚在不切实际的标准之下，亟待我们对母职、工作和家庭做出新的定义和组织。

Caitlyn Collins

圣路易斯华盛顿大学社会学助理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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