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为摩尔真的是要谈专制和民主社会的起源，但是看上去是谈的从前工业化的农业社会转变到现代化社会的过程中，所出现的三种政治变化，一种是通过资产阶级革命所形成的民主政权，一种是通过自上而下的保守革命而形成的法西斯政权，以及通过农民革命形成的共产主义政权。摩尔通过对比英国、法国、美国、德国、中国、日本和印度在变革前中的社会状况，来分析在这些国家走上不同政体道路的原因。问题在于，摩尔的分析就类似于根据有限几个样本进行对比总结，最多类似于奥尔森在《国家兴衰探源》中所说，他仅仅仅仅追溯到江河源头的小溪与湖泊，但没有解释注入这些源头的雨水是怎样形成的；甚至可以说，他的这些分析缺乏一个系统或框架，使得他的说法显得含混模糊，失之琐碎，让人读完依然不得要领。

摩尔提到在这种政治变化中的一些因素，其中之一是农业受到商品化侵袭的问题，这个问题和地主或土地贵族、农民都有相关，但是商品化显然和贵族、资产阶级也有关，同时也生产率、人口密度也有关系。在这个以意义上，每个国家其实就类似于一个动态系统，系统的初始条件也类似，组成成分也差不多，在复杂的互动演化中，发展出不同的轨迹和平衡态。最初的时候相像程度最高，所以在古典时代，大部分国家都发展出所谓的奴隶制或封建帝王制形态，这就是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就提出的为何历史上大部分社会的形态都是攫取型政治的原因。这样看起来，在文化、经济复杂化，并且国家之间的互动复杂化之后，自然就产生了一些更加复杂化的社区政治形态，或许这就可以用于回答为什么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的理论受到人们质疑的原因。

关于农民的问题，摩尔和斯科特在《弱者的武器》中所谈及的一样，认为农民革命往往需要一个外来的领导，这个领导可以是另一个集团比如贵族，也可以是一些知识分子。摩尔反复提到农民在革命中作为一个重要因素所扮演的角色，我觉得简单来说，农民的角色其实就如同拉车的驴，有盲力但是愚蠢。有的时候，农民作为主力军可以推动一种社会进步的革命，就如那些在近代扫除旧的封建秩序的那些农民革；有的时候农民也会起来革命阻碍一种社会进步，就如法国大革命时候旺代地区的农民。原因就在于，（前工业时代的）农民有很大的数量，所以是一支巨大的力量，一旦组织起来，跟谁都敢干。而且，农民群体是个没有知识的文盲群体，所以很容易被煽动起来，充当炮灰。这就是为什么无论是斯科特还是摩尔都承认，农民其实非常的眼光短浅，他们仅仅看中自身的利益。所以在提到法国农民时，摩尔说，法国农民虽然同样受到损害，但是和资产阶级形成对照，他们并没有起而攻击贵族的社会地位和特权，相反，他们经常公开承认贵族的地位和特权，这一事实显示他们不明白规则特权与他们自身所被面临问题是有关联的；他们不关心其他都关心的选举问题；他们不关心波旁王朝摇摇欲坠的财政状况和濒临破产的前景；不同等级之间的税赋分配几乎到了无人不关注的程度，而农民却只对其在村庄税负中自己承担的那一份感兴趣。从这个意义上，任何人，只要足够的精明，都能够利用到这个庞大的愚民群体，无论是邪教，还是某种“主义”，无论是任何声称能够给他们提供利益实际上后来反复抛弃他们的群体如资产阶级或党派如那些党派，还是仅仅是类似法西斯主义这样提出是外国势力导致了他们的穷困只要打到了某些境外势力就能够让他们过上幸福美好的生活这样的骗局，就如同以前俾斯麦捏造的外国威胁以及今天同样在捏造的外国威胁。摩尔还提到关于农民起义的一个反直觉的现象，即农民并不是在被搜刮最为严重、走投无路的情况下起义，比如状况改善时的法国农民起义了，而被羊赶出了自己土地的英国农民却没有起义。我以为这个反直觉并不真的反直觉，就和心理学上的很多反直觉猛一看反直觉，但是慢慢分析就会发现并不是十分反直觉，原因并不奇怪，只不过另有答案而已。

现代化过程中政治变化在各国的差异也存在一些偶然性，正是这些偶然性可能破坏了必然性的理论。赫舍尔在《人是谁》中曾提到关于finality的问题，他说，人啊，都是变动的，不存在达到一个最终不变的finality的过程。赫舍尔就犯了个common sense fallacy。实际上，人在一生当中是变动的，而且人与人也有差异。但是，在这个意义上说人没有finality没有意义。实际上，人不管怎么变，不管相互之间有多少不同，实际上每个人的特点以及每个人在不同阶段的特点，都可以说存在于一个固定的域内。对于社会，许多人都想寻找出一种必然性。貌似，在局部，在少因素或短时期内，确实存在某种必然性，但是一旦扩展到更长的范围，就存在许多的不确定性。我印象中格拉德威尔在Ourliers中谈到，Bill Gates少年的时候遭遇了一系列和计算机有关的偶然事件，而假如这些偶然事件没有发生的话，那么就没有后来的微软。但是，可以说，如果不存在Bill Gates，或许会有某个Bill Doors会发明出一种类似的操作系统，或早或晚。谁来做出来，什么时候做出来，或许存在偶然性。但是做出来，就是一种必然性。或许我们都能直觉上感受到，就像人类文明的进步就是一种必然，这就使得人类的历史看上去也存在一种“进步”的必然。

但是，这种进步论现在看上去都受到了质疑，尤其是类似马克思式的历史决定主义，波普尔貌似以为非常之糟糕。但是因此而像阿西莫格鲁和鲁滨逊反驳Lipset的现代化理论，也是一种误解。我以为历史必然是在进步，必然性就在这里了。这是因为，人类的文化进化并不是一个自然的过程——当然是广义上的“自然”，因为可以说没有什么不自然——对于人类来说，存在一种知识的积累，这种知识并非只是一种原初意义上的进化机制下的自然选择过程，同时还存在一种人类自身智力由于存在autonomy而存在一种自身所谓“文明化”的演化，这就导致人类除了所谓的物质文明之外，还存在一种精神文明的倾向。这种倾向，在今天来看，就是智力通过知识来超越自身的原初智能，培养出一种更“文明”的智能的过程。这就是弗里德曼在《资本主义与自由》中所谈到的教育的作用，他说，良好的社会制度建立在一种良好的公民素养上。我是想说，出于这个原因，人类文明因此确实存在一种进步，但是，这只是人类社会中起作用的因素之一，所以并不存在一个线性的比例关系，而是从真个人类历史来看，人类在文明化；取其中一小段，或许文明也在后退。这种短期上的后退或停滞，就是偶然因素带来的。甚至还能说，即使是一个国家的进步，就如当年大英帝国首先成为第一个进入现代工业文明的国家，同样也是一种偶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