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当前，我国社会结构和传播生态发生变化的背景下，社会舆论调控机制失效、政治权威认同性整合效果减弱、价值观多元化的冲击、社会舆论场复杂化等导致社会认同性整合环境发生变革。为此，主流媒体应该具有社会担当，成为现代社会“粘合”的工具。主流媒体可以通过主动介入公共事件、找好国家主张与公众利益的“结合点”、策划媒介活动建立“想象共同体”等方式，提高社会共识度，促进社会认同性整合。

关键词：社交媒体；认同性整合；主流媒体

当前，我国社会发展加快，各群体和阶层利益分化，导致传统的社会稳定结构系统被打破，社会结构出现不均衡，甚至断裂，从而对传统社会结构的超稳定性产生动摇。与此伴随，社会成员的共同集体意识逐渐削弱，个人意识成为主流。在此背景下，如何让社会成员保持对公共决策和公共行动的共识，这对保持较高的社会凝聚力，建立较强的国家认同感具有非常重要的时代意义。所以，“共识”的形成相应显得尤为重要，“如果整个社会上没有一种协调一致的机制或者是价值规范，整个社会的发展就无从谈起。[1]”

社会整合的要素包括有制度性整合、功能性整合和认同性整合。制度性整合是指运用国家的各种政策、法规和法律对各种社会关系进行条理化和合法化梳理，使其纳入统一管理和控制的轨道；功能性整合从同一社会劳动的角度出发，对伴随社会化分工出现的职业异质性加以整合；认同性整合是在意识形态领域里进行的思想性整合，目的是让人们在社会的互动过程中达到认识上的一致。在各种社会整合要素中[2]，促进社会认同性整合的形成是尤为关键的要素。当前，我国人们价值观念相对复杂，社会中旧的价值体系已经不能完全适应社会发展实际，新的主流价值体系还没完全被人们所接受，这导致相当一部分社会成员出现了“价值真空”。一些人的思想观念处于无所适从的状态，这反映出我国社会的认同性整合落后于实际的变化需要。能否培植适应时代潮流并为社会成员广泛接受的基本信仰和价值观，培养出民族自豪感，为我国社会长期的稳定提供价值支撑，成为当前稳定我国政治体系的关键。

一、社会结构和传播生态变化下的认同性整合环境发生变革

（一）传统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中的“熟人”社会舆论调控机制失效

我国传统社会是以家庭、家族、社区为单位，这都是建立在地缘和亲缘关系上的典型伦理型社会。这种社会中被社会普遍承认的伦理和道德规范、民风乡约约束着每一个成员，防止出现偏离正常的行为。一旦有背离规范的言论和行为，社会舆论马上就会进行谴责并要求纠正，传统社会的这种认同性整合力是很有效的。伴随着我国社会现代化的转型，那种高度同质性的社会结构被打破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人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转变成为一种契约型的关系，依赖社会舆论来调控整合社会的基础已经逐渐丧失或发生变动，这导致了社会整合力度大大削弱了，维护社会稳定的伦理道德基石慢慢消失了。近年来，每年春节来自不同的知识精英人士所写的各种返乡的调查报告和城乡差距的文稿，都描述了现代化社会中传统乡约的瓦解。“以今日之乡村，一些孝道的沦丧、笑贫不笑娼的村庄舆论、恶性的财富竞争、虚浮的面子观、正义观的混乱等等，构成了村庄异化的群生面向，传统文化中的正面的道德秩序被异化的市场规则和经济伦理所颠覆，新的乡村生活世界被物化甚至殖民化，利用乡约教化乡民也似乎成为了一种田园挽歌。[3]”

（二）组织传播大规模动员能力弱化，以政治权威建立起来的认同性整合效果减弱

过去计划经济和集体经济时代，国家通过严格的程序化的组织传播对社会成员进行大规模的政治动员，这种自上而下的动员方式在高度集中的社会中是很有效果的，整个社会成员思想统一、行动一致，社会也很稳定。

但是我国对农村施行自主经营和村民自治政策之后，国家对农村的直接控制减少，传统的政权组织的社会动员能力明显下降。城市企业“国改民”以及放权改革，社会个体经济实体和自由职业增多，整个社会成员流动性增加，对于以“单位”为标志的政权组织的依赖性降低，社会整合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在国家与个人或群体利益失去直接联系后，整个社会旧的政治整合为中心的社会整合机制开始松弛，而介于国家和个人之间的社会中间组织没有建立起来，那些过去建立在国家政权权威基础上的认同性整合的作用和能力不断淡化了。

（三）价值观念多元化对认同性整合产生反作用力

过去传统社会中，社会成员价值观念相对单一，社会的归属感强，认同性整合作用明显。但是随着市场经济的推展，社会工具理性高涨，加上外来文化的传播，社会成员的价值观念逐渐多元化，各种观念相互碰撞并发生冲突。以往倡导的大集体与小个人、大公无私、舍利求义观念发生了根本性转变，而代之以消费主义、个人主义。原有的文化传统和价值观念体系所建立的认同关系，在当前社会的急剧变革中不适应社会的发展实际，这对社会形成认同性整合机制形成了反作用力，增加了建立社会整合的难度。

（四）媒体技术变革导致社会舆论场的复杂化

在传统媒体时代，社会公众接触信息相对单一，媒体对于社会意见的整合能力也很强大，各种与主流意见不一致的舆论缺少公开表达的渠道。社会舆论场同质性特征明显，社会民间舆论场、政府舆论场和媒体舆论场基本上呈现重合状态。媒体技术的发展，社交媒体时代到来改变了这一局面。作为社会化媒体的社交媒体，是人们彼此之间用来自发分享意见、见解、经验和观点的工具和平台。它使得社会舆论场表现出复杂的局面，媒体舆论、民众舆论和政府舆论会出现不一致的情况。加之，社交媒体形成的圈子文化和部落文化，各种圈子中存在的一些舆论，不一定能够被公开表达出来，而成为一种沉默的舆论场，但是它们又潜在于社交媒体成员的话语交流中。这些不同意见市场的存在于不同社会群体、不同的阶层中，成为整个社会成员之间交往的“区隔”，如果长期没有得以疏解，这种群体隔阂会固化成员的身份和阶层区分，甚至成为导致社会不稳定的因素。因此，社交媒体时代，进一步发挥传媒对社会整合的主导作用，是具有非常强的现实意义的。

二、主流传媒应当成为“粘合”现代社会的工具

2016年有调查发现，我国网民人均周上网时长为26.5小时，每天平均上网接近3.8小时。除此外，人们还要接触其他媒体形式。因此，现代社会中，形成人们接触媒体时间多，对传媒信息依赖程度高，并借之以对社会环境的感知。“由大众传播形成的拷贝世界信息环境，是现代社会中人们无法逃避的生活世界，它同感性世界并驾齐驱，成为决定人们生活情感、生活欲望、期待、认知和态度的两大环境世界。[4]”

在每一个具体社会环境中，传媒一方面传递主流价值观，在整个社会中形成积极的和谐的氛围；另一方面传媒对不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基本取向的价值意识及其行为的批评和揭露，疏导民意、营造健康向上的舆论，使不良的价值观及其行为成为引发“公愤”的因素，并进而激发对正能量因素的认同，这样来维持核心价值体系的稳定发展，最终推动社会各层面形成社会整体的“共识”。

传媒在促进社会形成“共识”，这也是社会认同性整合的目标。在今天大众传媒已经“嵌入”现代社会成员的生活中，甚至可以说成为人身体的一部分了，正如德国社会学家伊丽莎白·诺尔-诺依曼在分析传媒制造的“舆论”时说的“在维持社会整合方面起着重要作用，就像作为‘容器’的皮肤一样，防止由于意见过度分裂而引起社会解体。[5]”

当然，在传媒格局不断发生变化的今天，各种媒体的社会影响力、传播力也在发生改变。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失去其应有的传播力和影响力，而一些新兴媒体却具有足够强大的传播力和影响力，在反映和引导社会舆论方面效果显著。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主流媒体”不是传统意义上的主流媒体，它包含一些传统的主流媒体，也包括一些影响力大的新媒体。这些媒体如何在社会大变革大转型中，体现出社会担当，在平衡不同阶层和群体的意见表达权，疏导社会情绪，消除社会怨气和戾气，倡导主流价值观，传播理性声音和社会正能量，推动社会舆论共识形成和理性互动中发挥自身的作用是时代赋予它们的责任。

三、主流传媒促进社会认同性整合形成的措施

（一）主动介入社会变革中的公共事件

当前社会的变化快，各种风险性因素也在增加。社会经常会出现各种失范和冲突，这也是我国社会转型期所需要付出的成本，但是如果这些风险因素得不到化解，将给社会带来巨大的破坏。

在社会失范中，传媒应该积极介入对权力失范、道德失范的监督和纠偏。鼓励社会建立合理的法律规制，倡导社会形成合理的价值观体系，这需要传媒对公共事件的第一时间主动介入，并积极发声。

在社会冲突中，通常表现为弱势群体与强势群体的分割与对抗，一些激烈的冲突甚至演化为极端的群体性事件。纵观当前我国冲突性事件，多数是源自于发起者认为利益和社会资源分配不公，而产生强烈的剥夺感。在这些事件中，传媒要第一时间准确地发布权威的信息，以事实和逻辑的力量来消除各种杂音对正面声音的影响。而不至于错失解决突发性公共事件的良机，从而导致公众对政府丧失信心，使得政府的公信力沦丧，以至于政府失去权威的合理性。当然，传媒还应推动制度的完善，消除制度格局中不平等的现象。传媒的这些介入，为促进社会建立认同性整合创造了有利条件，推动社会舆论共识的最后达成。

（二）找好国家主张与公众利益的“结合点”，以适应大众的话语方式来凝聚人心和共识

社交媒体时代，代表不同利益取向的群体或个人都可以借助一定的渠道、方式来向社会公开表达自己的欲求，这也是当前社会分化背景下不同社会阶层的群体和个人为实现、维护自己利益的必然期待。一个现代开放社会，如果能够为每个成员提供意见表达的畅通渠道，每个群体或个体利益的合理合法主张能得以伸张，且能够得到公共政治权威及时的有效回应，那么影响这个社会稳定的因素应该可以得到缓解或消除。目前我国各种多年所积压的利益矛盾随着改革的深入而日益突出，但是我国政治组织系统建立的利益表达机制还不完善，政府人员对公众的诉求表达回应观念和技巧滞后。因此，社会中不时会出现一些非制度化的甚至非法的表达行为，这严重破坏了我国社会的稳定结构，也对现有政权体系的合理性和合法性带来了严峻的挑战。主流传媒具有信息发布迅速、沟通快捷、运转高效的意见和诉求表达渠道，现代政府可以借助于此来推动公共信息的发布、社情民意的收集和输送、社会不同利益群体之间的协商对话，并形成规范化的机制，以促进政府主张和公众利益之间不断的协商和调整，最终达成一致，这样推动社会认同性整合机制的建立。

这就要去传媒在报道国家政策和国家政策执行过程时，既要突出国家制定和执行的公共政策所体现出的效率和公平的原则；又要善于扣住联系社会公众利益的“痛点”，以平易的视角和生动形象的语言来全面充分地报道，并为公众作出深度阐释，这样可以使“高大上”的国家政策能够针对普通民众“入眼”、“入耳”、“入脑”，最后转化为自己的行为。这样提高了社会公众对于公共政策的知晓度，同时也提高了他们对于国家政权的认可度。这样，传媒的传播活动将有利于推动社会共识形成，发挥认同性整合作用。

（三）精心策划媒介活动，建立社会集体的“想象共同体”

传媒可以策划社会活动，并使之成为媒介事件，并通过传播成为整个社会的集体仪式，促进社会认同感的形成，对社会进行整合。

作为整个社会共同仪式的媒介事件，往往也是现代传媒最感兴趣的内容。丹尼尔·戴扬和伊莱休·卡茨从电视的角度对媒介事件定义为“关于那些令国人乃至世人屏息驻足的电视直播的历史事件—主要是国家级的事件。这些事件包括划时代的政治和体育竞赛；表现超凡魅力的政治使命；以及大人物们所经历的过渡仪式——我们分别称之为‘竞赛’、‘征服’和‘加冕’”[6]。这些事件经过媒体传播会成为公众议题。

媒介事件打破常规，满足了受众“求新、求异”的心理，对他们具有很强烈的吸引力，传播效果好；而且媒介事件还可以暂时转移社会冲突和社会危机，引发公众关注公共议题，影响公众议题，将推动社会成为“一种想象的共同体”，促进社会共识形成，凝聚社会人心。

参考文献：

[1] 罗峰.嵌入、整合与政党权威的重塑:对中国执政党、国家和社会关系的考察[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8.

[2] 文军,朱士群.社会分化与整合及其对中国社会稳定的影响[J].理论与现代化,2000(12).

[3] 许娟.再论乡约价值的多维消解和理性重整[J].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2010(6).

[4] 沙莲香.社会心理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7:59.

[5] 郭庆光.传播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202.

[6] (美)丹尼尔.戴扬,伊莱休.卡茨.媒介事件[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