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6日，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在线上举行“当代中国研究：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论坛”。该论坛是中国社会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分论坛之一。与会学者以“口述历史、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为主题，围绕口述史、集体记忆与中国工业化的叙事，新技术背景下口述史研究的变迁、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等议题，共同探讨对中国经验、中国体验的理解和研究。

通过集体记忆建构集体影像

文 | 吴楠

来源 | 《中国社会科学报》

9月6日，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在线上举行当代中国研究：口述历史、集体记忆与社会认同论坛。该论坛是中国社会学会2020年学术年会分论坛之一。与会学者以“口述历史、集体记忆和社会认同”为主题，围绕口述史、集体记忆与中国工业化的叙事，新技术背景下口述史研究的变迁、个体经验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等议题，共同探讨对中国经验、中国体验的理解和研究。

与会学者表示，作为认识论的记忆、认同和口述史不仅在社会学理论上有其重要价值，也为我们理解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分析视角和框架。在诸多有关记忆和认同的研究之中，口述史作为一种方法和认识论，因其对“活的历史”和“多元历史”的强调而显得尤为重要；通过对个人历史与公共议题的结合，口述史不仅连接了记忆与认同，也十分鲜明地展现了米尔斯所说的“社会学想象力”的核心要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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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口述历史与集体记忆”研习营回顾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院长周晓虹认为，无论是宏大的国家叙事，还是悲壮的民族史迹，虽说不能简单地还原为个人的欲望和努力，但缺少不了芸芸众生的生命历程的交相编制。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在宏大的国家叙事的画卷上，如果缺少了形色各异的个体补白，所有的历史都将是灰色的。他表示，在70年来中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历经艰难曲折的工业化建设发挥了巨大的扛鼎作用。从新中国工业化的第一代建设者的口述叙事中，我们不仅能够知悉每一个个体亲历者的个人生涯，也能够通过集体记忆建构整个命运共同体的历史意义与集体群像。

广州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谢治菊表示，新技术重塑口述史理论研究范式。新的口述史研究需要有较深的史学修养和一定的信息技术知识，史学修养可以控制口述史料研究的正确方向，信息技术可以保证口述史料搜集、处理、呈现等方法的正确使用，二者兼顾，才能够更好地研究口述史。她提出，要构建新技术背景下口述史的研究规范，包括口述史研究过程中的技术规范、伦理规范和法律规范，这是做好口述史研究的基础和保障。要构建信息化记忆库，不单单保存历史重大史料，还应包含平民个体生平记忆、生活经验、语言知识等信息，并以在线的方式呈现出来，实现信息共享。

南京大学当代中国研究院副院长周海燕表示，口述史比之传统的实证史学更擅长探索的，不是被记录的档案事实，而是当事人看到、认知、感受、体验到的经验事实，以及他们如何根据这些事实作出判断并付诸行动。口述记忆的价值恰恰在于亲历者置身于社会中的个体经验、情感和价值判断。所以，研究者们既关注它与既有档案史料之间的一致性，即实证史学所看重的“证实”，更需要关注它们之间的差异，在口述材料和档案事实所形成的张力中更好地理解个体与社会之间的关系。

谈到作为个体经验的口述史该如何进入“大写的历史”，周海燕提出，研究者需要关注个体经验在社会中的关系与位置，需要关注内容与语境之间的关系，更需要关注认知、情感和行动与社会结构之间的互动过程。个体经验是“大写的历史”的组成部分。同时，它也可能在某些时刻形成对立叙事，甚至可能颠覆“大写的历史”。因此，它们之间不是部分臣服于整体的关系，不是静止的碎片组合为完整的拼图，而是联结的个体经验形成了整体历史。

THE END

这是一本集口述历史理论、方法与实践于一体的百科全书式手册，全书采用一问一答的形式，通过大量的实际案例，准确回答了读者的疑问，并指导从业者避开陷阱和错误。口述历史项目如何筹划？如何行动？如何开辟经费资源?访谈时如何察言观色？如何保护受访者的版权？访谈者如何通过访谈技巧搜集有用的资料？如何保存访谈的记录？如何利用口述历史？等等，都能在书中找到细致入微和富有指导性和实践性的答案。

全新修订的第3版，引导读者把握数字技术时代给口述历史带来的机遇，也为迎接新的挑战提供了务实的解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