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牙按：这是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理论模型研究者，英国利兹大学环境学部交通研究所博士文和的撰文，原文于2021年7月16日刊发在我们网站上。非常巧，该文刊发一个月后，8月17日的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提出了“在高质量发展中推进共同富裕”，多维拟就此展开深度评论。我因此将该文再次深度编辑，作为多维“共同富裕”系列深度评论的引子与各位开启讨论。必须强调的是，共同富裕政策出台有很多因素在背后驱动，本文作为系列评论的“引子”，所讲只为原因之一。

中国要抢在年轻人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收入分配改革

文/文和

（中国城市发展与治理理论模型研究者，英国利兹大学环境学部交通研究所博士）

自古以来，收入分配的合理性就与一个国家的政权是否稳固直接相关，无论是在政府财政崩溃中被送上断头台的法国国王路易十六，还是在国库名存实亡中自缢于煤山的明崇祯帝，以及在他们之前或之后消亡的那些曾经不可一世的帝国，无不印证了这一点。如今在中国经历了改革开放四十余年的高速财富积累之后，也不得不要面对同样的问题，而这直接关系中国未来的国运。

历史的教训

古往今来那些曾经雄极一时，最终却从内部崩溃的强大政权们基本都有一个相同的特点——那就是他们在国家末期都出现了严重的政府财政危机，而且这种财政危机往往演变成导致帝国毁灭的祸根。如将明王朝末期搅得天翻地覆的“闯王”李自成，最早只是银川驿站的驿卒，他在崇祯元年因明王朝国库空虚，不得不压缩公务员编制的情况下被辞退回家，次年投军之后又因军饷被克扣，怒而起兵造反，最终成为明王朝灭亡的掘墓人；又如苏联解体前，其国家财政已不能保证莫斯科市民在排队几小时后一定能买到果腹的食品与其它生活必需品。

然而与国家财政濒临崩溃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其内部豪强势力的财富丝毫没有受到财政危机的影响。如清末风雨飘摇之下庆亲王奕劻和李鸿章这样的重臣却能留下巨额家产；罗马帝国因对财政危机而不得不滥发货币，导致自己加速灭亡时，其国教体系之下的教士们拥有着富可敌国的财富。（子牙注：国民党政权在大陆摇摇欲坠，“四大家族”却揽财无数，同样如此。）

产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那些从国家体制中获得利益的群体往往不愿意承担国家责任。为国家正常运转提供养分的责任落到了普通人身上。但是那些不承担国家责任的特权集团，本身还在享受着国家发展带来的红利，并且会利用自己的优势地位进一步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吃掉更多国家红利。

长此以往，那些承担国家责任的人民会感到自己被压榨，不满情绪不断积累，一旦积累到一定程度就会爆发，大规模社会冲突乃至革命就随即发生。

比国家责任更为重要的是生产资料与劳动回报的分配问题。观察中国王朝更替规律，不难发现一个王朝建立之初往往会对田土等生产资料进行重新分配，使得失去生存根基的流民能安置下来成为新王朝的纳税人。但由于特权阶层的存在，他们拥有更多的田土等生产资料，且享有不用纳税的特权，使得他们积累财富的速度远远超过一般自耕农。

经过一段时间后，这些特权阶级兼并的土地越来越多，能够给政府纳税的土地却越来越少，而政府为了维持其自身运转又不能降低税收总量，因此分摊到每一份田地、每一户人家身上的赋税就变得更重。

而这就加快了普通自耕农的破产速度，进一步恶化了土地兼并情况。特权阶层还可以通过土地兼并等方法，让那些原本给国家上缴税赋的自耕农变成只给自己交租金的佃农，进一步掠夺财富。最终，国家税收难以为继，引发了财政危机与国家动荡，一旦遇到灾荒之年或者外敌入侵，其内部过高的压力就会使得王朝从内部开始快速垮塌。

因此，国家财政危机只是表象，其背后的真相是政权内部的特权阶层逃避国家责任的同时，贪婪掠夺走了那些原本用于维持国家正常运转的财富，最终使得被压榨的底层掀起了一场自下而上对国家财富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遗憾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不可避免的形成了新的特权集团，因此这样周期性的崩溃与重建，几乎贯穿了中国过去几千年的农业时代。

直到今天，这样的故事依在上演，而且东西方亦然。如果我们将上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替换为高盛、摩根等资本集团和富人阶级，将自耕农替换为中产阶级，这个逻辑依然成立。

（子牙注：中国现在远未到美国的程度，历史上其他王朝的教训也仅可作为警醒，事实上中国仍在继续崛起，但另一方面，问题也已经不容再回避。）现在的美团、滴滴、阿里与腾讯等巨头完全可以视作前面故事中的特权阶级（子牙注：当然还有其它更多、更庞大的特权利益集团）。以美团为例，其送外卖的快递小哥们都属外包形式，不属于美团员工。这意味着美团不需要为这些快递小哥提供生产工具，不用向国家上缴员工的社保、医保等资金。而这些收入微薄的底层快递员为了更多的现金收益，也不会选择自己缴纳个人医保、社保。

这些快递小哥看起来更像是前文故事中为地主耕田的“佃户”，耕作在美团等名为“信息”的土地上，每天必须穿着美团的广告服，然后被美团从每一次的派送信息中拿走相当高的分成。现在的中国一方面是美团、阿里、滴滴和腾讯等巨头财富飞速增长，另一方面是国家社保、医保等资金长期面临资金压力的现状。

收入分配改革

中国共产党在接手国民党的烂摊子时，面对的是一个收入分配早已严重失衡的农业国家。只需要去查阅一下国民党时代，如孔祥熙等军政人员从国民政府中侵吞了多少财富和各地失去土地的流民数量，就能了解到当时中国绝大部分财富都被集中到了少数军政高层、乡绅地主手中。而作为农业国家的基石，自耕农的数量已经远远不能保证国家基本的财政与政治稳定。

因此，就像历代王朝建立政权之初一样，中共也开始了针对生产资料与收入分配的改革。这个改革的重点就落到了公平上，各地开始重新丈量土地，分配农具，并组成农业合作社等生产单位，彻底消灭了中国持续数千年的地主与农民对立的问题。这种政策在中共建国之初具有相当的积极意义，为恢复农村经济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并使得中国的人口开始恢复增长，从建国之初不足四亿增加到了八亿，而且还成为了中国工业化的经济支撑。

但这种模式也有其自身无法克服的缺点，那就是，在平均主义的分配制度之下从事生产的人们干多干少一个样，甚至干与不干一个样。要求每一个参与集体农场建设的人都要不计个人得失，全力从事生产，这种设想明显违反人性。所以在集体农场模式推行一段时间之后，不可避免的在农村出现了大量消极怠工的农民，极大的打击了农业生产。（子牙注：城市工厂也同样如此，共产主义设想的共同富裕，反而成为共同贫穷。）

邓小平的改革开放由此拉开大幕，分配改革成为其中的核心问题。中国过去四十余年创造的经济奇迹与收入分配改革对生产力的促进密不可分。从中国已经取得的成就来看，收入改革提高了劳动者的积极性和创造性，有力推动了国民经济的快速增长，民众收入水平普遍得到大幅提升，并且消灭了绝对贫困。

然而任何一种规则和制度都不会绝对完美，人类社会的规则和制度归根结底是社会科学的产物，它从来就只是一种假说，在这个过程中，旧的假说会随着时间积累弊病，就如中国收入改革每一个阶段也制造了新的问题一样。

其中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今资本回报率将劳动回报率远远地甩在了身后。2005年之前毕业的大学生，基本可以依靠自己的劳动为自己在城市中买下一个栖身之所，但越往后劳动者工资收入的增长速度就被房价增长的速度甩下的越远。假设一个在2000年左右的中国大学生在2008年之前在北上广深其中一个城市比较靠近核心的区域买了一套房子，那么现在这套房子升值的钱就是很多中国年轻人辛苦工作一辈子也赚不到的钱。而从2008年工作至今，一个本科生的平均工资涨幅也不过是从每月三千左右人民币涨到一万左右人民币而已。

诸如房子、土地、矿场、原料等生产资料毕竟是有限的，因此能提早“上车”的人也必然是有限的。到如今，很多中国年轻人出生的时候，中国这辆经济快车就已经发车了，等他们大学毕业进入职场的时候发现自己从来就没有上车的机会，这将不可避免的激化中国人代际之间的矛盾。

更严重的是，中国的资本现在也出现了美国资本集团一样的情况——逃避国家责任，就如前文中提到的美团那样。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的舆论场上逐渐出现了“佛系”、“躺平”、“内卷”和“打工人”等热词。当年轻人发现自己无论如何都不可能“上车”的时候，不得不开始无奈接受这个现实，在发觉努力也不可能改变的时候选择了放弃努力。而其它还想去追赶经济快车的人，就不得不在剩下不多的资源里相互倾轧，尽可能的让自己超过别人一点，这便是所谓的“内卷”。

这样长此以往，对中国的发展和稳定是非常不利的，就像很多香港青年人很容易被煽动去破坏自己的家乡一样，这些中国大陆的年轻人在劳动回报率和资本回报率巨大的鸿沟之前绝望的时间太长的话，他们也是很有可能被煽动起来的——如果家乡的好与我无关，那么我又怎么把自己视作家乡的一份子呢？

分配改革趋势及政策建议

收入分配是民生之源，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合法性的来源——这个政党从建立的第一天起就宣称要带领全体中国人走向富强，所以它不能放任贫富差距扩大，不能在发展的道路上放弃任何一个国民。

这些问题不解决好，还会威胁到中国共产党执政的根基，为避免未来中国的资本集团也像美国的资本集团一样逃避国家责任，中国将对现在的财富第一次分配做出调整，针对资本巨头的限制将变得更加严格，资本回报率将在一定程度上被压缩，劳动者可以依靠劳动获取更高的回报。

同时中国必然会完善税收体制，通过完善、推行房产税和财产税等措施加强对社会财富的调节和政府福利的二次分配，确保每一个从中国发展的快车上获利的人都拿出一部分资金来，帮助那些后来者。（子牙注：本文刊发后不久，这次中央财经委会议，三次分配也被提上政策日程。）

现在中美两国，从民间到官方，双方对立情绪正在快速升高，但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两个国家，他们都没有从外部毁灭对手的能力。因此双方的对抗和竞争更多会转向对内部的整合与优化，只要自身的问题比对方小，就可以用时间拖垮对方。所以我们也看到了无论是美国前总统特朗普的“让美国重新伟大”，或现总统拜登的“财税改革”，抑或是现在的中国领导人提出的“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都在强调对内改革。

任何主义，任何思想，归根结底都要解决民众最迫切、最主要需求（子牙注：光靠口号号召解决不了根本问题）。就像中国农业时代不可能靠四书五经去解决饥民饿肚子并爆发革命一样，尽管中国现阶段取得的成就与相应的舆论宣传,极大提升了中国年轻人的自豪感与国家凝聚力，但是也不可能依靠思想宣传解决年轻人赶不上中国经济快车的问题。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年轻人普遍对中国的前途表示乐观，但对自身前途感到迷茫的原因。

所以这场改革成败，可以说决定了中国未来国运与世界秩序。而从中国舆情变化来看，如马云等商业精英从被中国人羡慕和崇拜的对象，到被许多人批评成富不仁的资本家，都意味着新加入中国舆论场的年轻人对以往收入分配制度的负面感受积累的越来越多。因此中国收入改革分配必须要加速进行，至少要抢在中国年轻人的负面情绪全面爆发之前完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