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根

情绪作为一种个体的快捷方式，能够快速调动身体的潜能来适应环境，比如恐惧可以临时增强动物的逃跑速度。情绪也被视为一种个体现象，是当个体评估某事件有利或不利于自身目标和欲望时产生的一种唤起状态。

而当情绪发生在群体层面时，个体往往在群体的情绪体验中逐渐趋于一致，进而聚合成群体情绪。而在现今移动互联网和大数据的时代背景下，群体情绪在表达社情民意、民众心声方面似乎发挥了前所未有的重要作用，在一定的社会空间内呈现出更强的能量和集聚。

于是，具有广泛关注度的社会性事件的发生、发展伴随着各类媒体的爆棚引发着群体情绪的一次次高涨，不断地更新和重塑着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认知和情感等思想意识。当我们对群体情绪的产生机制有更多了解时，或许我们也能够更加理解互联网时代下情绪生态。

基于群体的群体情绪

群体情绪，顾名思义，由群体产生，由群体展现，与“群体”和“情绪”分别相关。从群体的角度来看，群体的强制力和群体下的个人身份使得情绪在群体层面趋向一致；而对于情绪来说，由于情绪的传染性加上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使得群体内的个人情绪互相同化。

《乌合之众》里曾描述了一个广泛的心理效应：群体中的个体似乎丧失了部分自我意识和个性，个体行为被“强大力量主宰”，体验到的是一种“无控制感”，因而会产生超越个体意识的集体的或群体的情绪特征。换言之，群体具有一定的强制力，也正是群体的强制力塑造和规范了群体成员的情绪体验和情绪表达。

事实上，群体中存在着一套共享的文化、知识体系，这一体系中包含了对事件的一致的解释策略及情绪表达规范，使得群体成员体验到一致的情绪。这也可以被认为是一种情绪文化，即与情绪体验和表达相关的社会文化习惯、规则和意识形态。这些因素一旦被内化，就会指导和校正个体情绪，从而形成群体情绪集聚。

当前，我国社会的阶层变化导致社会结构的转型与调整、职业分工的精细化，新型职业的产生也推动了原有传统群体的变化。而在网络社会中，主流参与群体表现出更多的复杂性与动态性。

在不同类型的网络公共事件中，群体情绪的表达往往与自身现实生活状态与生活经历紧密相关，个人对网络事件的观点表达往往包含对自身境遇的多种情绪。

对于群体中的个人身份而言，当个体将自身归属于某个群体时，其社会自我会被凸显。此时人们会站在群体的角度考虑问题，考虑群体的利益而不仅是个人利益，其体验到的情绪与其作为一个独立个体时所体验到的情绪不同。

这种集体情绪缓冲和消减了易感性对排外反应的影响，使人们有更高的心里安全感和稳定感。这在群体战争中尤为凸显，所以才有了兵法中所言“集体的士气”，当士兵整体呈现利于战斗的情绪时，就会倾向于团结和前进，反之亦然。

情绪的传染性

情绪具有传染性，随着现实社会的个体情绪在网络空间的传递，具有类似经历或体验的个体基于网络空间内的互动，通过情绪共情、情绪感染、行为夹带、替代性情绪经验、社会认同等一系列社会化过程，形成网络空间内一定范围的共享情绪。

曾有研究通过分析Twitter文本来研究网民对主观幸福感的表述，最终发现群体成员之间的同质性是人们在互联网中实现社会联结的重要因素。成员在社群通过分享、回复、转发、评论进行多点对多点的立体网状式互动信息交流，实现情绪的相互感染，而消极的情绪则更容易在网络中相互感染。

于是，在互联网的传播效应下，网民个体情绪不仅跟社会情绪产生共振，同时网民在信息互动过程中建构自己的群体，个人情绪经过大规模的群体性传播演化成较为稳固的社会性群体情绪。

此外，在互联网环境下，信息的多节点传播性质决定了网络情绪的传播也具有多节点、多层次的渐进特征。各种网络社群因相似的兴趣和观念集聚在一起，群体成员之间的情绪发生交互作用，公众各种强弱情绪的流动以及聚合让更具感染力的强情绪带动弱情绪。最终就会形成一种共趋性情绪，使情绪效能的增量在不断扩大。

丰富的媒介形式运用也更加强化了情绪的能量，公众在社交媒体平台上借助视频、音频并利用流行语、表情包等象征性符号聚焦热点事件，映射公众对社会生活的态度，之后通过网络传播进一步放大了情绪的可觉察性。最终，随着情绪在网络空间中的聚合和碰撞，网络情绪的强度将实现动态平衡。

事实上，互联网不仅创造了全新的时空语境，也为多元的社会利益主体形塑出各种集体记忆。在社会公共领域尤其是跟民生利益相关的事件上，网络空间所构建的集体记忆比传统的媒介形式更加有力和直接。

舆情事件可以激起公众对于事件当事方的某种特殊情绪，尽管随着舆情的消退这种情绪逐渐淡出个人脑海，但之后又会以集体记忆的形式留存在公众的记忆库中。当同类型的舆情事件再次发生并触及到公众利益，那些特殊情绪很容易因为同一类话题的刺激被唤起，并会对新事件的舆情传播再次产生影响。

群体情绪的新常态

可以说，每一起网络事件的背后都有着不尽相同的情境因素，其发生的过程、指向的对象以及利益的诉求均存在不同。但是这些事件一旦发生，其发展路径往往会超出事件本身所涉及的范围框架，并且在较短时间内具有极强的社会舆论吸引能量，形成了强大的网络“舆论场”。

正是在传统的群体情绪的产生机制，加之信息技术下兴起的新媒体传播方式下，才形成互联网时代群体情绪的新常态，这也影响着互联网事件的发生。

首先，事件具有很强的内在聚变性。看似普通的社会事件借助互联网的传播，可以在较短时间内迅速聚集大量关注与评论。围绕事件的各种信息与观点如同原子弹爆炸时产生的核聚变反应，突然地、猛烈呈现在所有网络公众面前，特别是一些涉及社会敏感话题的事件，爆发的信息能量更为巨大。

其次，事件具有很快的外在扩散性。一起网络公共事件发生之后，很快就会为社会各个群体所知晓。而这其中，各种观点的碰撞之后产生的舆论导向，在群体情绪的影响下，形成从点到面的扩散。无论是否涉事群体，是否关心事件进展，任何个体都会接收到这一事件的信息。

而更为重要的是，在扩散过程中常伴随着偏见性、非理性的观点，而这些群体情绪下产生的偏见观点一旦在网络公共舆论中占据主导后，不仅难以在短时间内扭转，同时还将裹挟整个网络舆论迅速形成暴戾情绪。

最后，事件具有很高的平复性。网络公共事件在发生的进程中可以形成巨大的爆炸性能量，但终究在短暂热度之后迅速冷却。信息爆炸下使得人们的网络关注点不断变迁，层出不穷的热点事件分散不同群体的注意力，互联网时代下的群体情绪也呈现出易变的特性。

事实上，网络空间中的社会情绪的应对是网络生态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公共治理的重要事务。这也意味着，网络空间的社会情绪应对仍需充分发挥政府部门、媒体机构各方面在社会治理中的责任和作用，共同参与社会稳定风险的治理行动。

当然，群体情绪作为一种感情动力不断更新和重塑着社会价值观念、社会群体以及个人的认知和情感等思想意识。不同的群体情绪带来不同的社会影响，会引发不同的群体行为和态度倾向。

无论是在危难前群体情绪表现出高度的团结和凝聚力，还是社会公共事件群体情绪形成的职责和审判，都需要我们对群体情绪有一个真正的认识。正确认识并且理解群体情绪，我们才不会成为被它裹挟的那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