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段超

在全球化形势下，“现代”及其衍生的“现代性”“现代主义”甚至“后现代”“后现代性”和“后现代主义”诸概念，不仅描述了西方社会的基本特征，甚至表征了全人类的基本处境。那么，现代社会是怎么产生的？经历了怎样的发展历程？其内在矛盾是什么？它将走向何方？英国社会学家玛丽·伊万丝（Mary Ivans）所著《现代社会的形成：1500年以来的社会变迁》，以独特的视角切入现代社会这一母题，综合考察了自16世纪以来形塑现代社会的重要历史事件与思想事件，勾勒出现代社会从破晓到黄昏的发展轨迹，进而从其病灶和症结入手，探讨了应对危机的出路和迎接复旦的可能。

本书封面选用了西班牙画家委拉斯凯兹的名作《宫娥》（1656年），可谓深具匠心。作者认为，这幅画体现了“对现代世界多样性的认识，以及我们作为个体的人和社会人的自我意识。”（VII）也就是说，现代社会的内在精神乃是自我意识及其认同。福柯认为，《宫娥》再现了一种建立在注视之网（视线关系）基础上的权力秩序和结构，因而是一种“再现的再现”和“缺席的在场”（《词与物》）。萨特指出：“注视使我们跟随我们的为他的存在，并且向我们揭示了我们对他而言才存在的那个他人的无可怀疑的存在。”（《存在与虚无》353）正是在他人的注视之下，自我意识才呈现出来。可见，《宫娥》所体现的“再现的再现”或“缺席的在场”并不是什么神秘的东西，正是现代性的核心——根源于自我意识的主体性（参哈贝马斯《现代性的哲学话语》）。现代性蕴含着文化（社会）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前者源自工具理性的霸权，后者源自生命体验的冲动。舍勒关于现代性就是“本能冲动造反逻各斯”的论断，揭示了审美现代性的革命的一面。相比而言，波德莱尔对现代性“就是过渡、短暂、偶然，就是艺术的一半，另一半是永恒和不变”的表述更为周全。由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现代社会一方面层层突破了宗教、王权、男权等等逻各斯变体的束缚破茧而出，另一方面又陷入了自己编织的理性罗网不能自拔（参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辩证法》）。

本书将“现代”界定为1500年以降的历史时期。16世纪，欧洲北部的宗教改革催生了现代世界的精神驱动力：新教伦理和资本主义精神。与宗教改革相呼应，南部的文艺复兴从感性层面促成了“世界的发现和人的发现”（米什莱语），人们开始在宗教之外进行“自我塑造”（格林布拉特语）。宗教改革和文艺复兴合力开启了欧洲的世俗化进程，引发了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工业革命、世界大战等一系列连锁效应，深刻地改变了世界，影响了人类文明的进程。与这一进程相表里的，则是自我意识—主体性的觉醒与抗争。当然，作为现代社会的破晓时刻，16世纪更多地是中世纪的延续。莎士比亚的戏剧虽然刻画了君主充满嫉妒、愤怒、和野心的“人性”，但其统治权力至多受到贵族阶层的挑战，普通民众没有登上政治舞台，人人有权参与政治的民主观念还远未形成。现代人格的成熟还要等到18世纪启蒙运动之后，作者认为其重要标志是男女性别的“发现”。

启蒙运动没有出现女性巨匠，受启蒙运动影响的美国独立战争和法国大革命所抱持的政治理想也都没有认识到性别问题，但现代性别意识已经开始萌芽。18世纪，男人和女人首次被视为两种不同的性别，“女人不是男人的变体，有别于男人，是‘女性的’”。（59）如何建构男性和女性的关系成为这一时期英国小说关注的核心问题。菲尔丁捍卫了女性的择偶权，奥斯丁倡导婚姻应建立在理性关系的基础上。作者认为，“这些作品对婚姻的建构和重新协商既传达了启蒙思想，又强调了思想的价值、对他人的理性认识以及更加强烈的社会民主意识。”（69）耐人寻味的是，对启蒙思想最具艺术震撼力的批判来自一位女性作家。“科幻小说之母”玛丽·雪莱（1797—1851）的《弗兰肯斯坦》成功地塑造了弗兰肯斯坦的悲剧形象，反映了18世纪关于权力、理性、科学和性别的各种论争。弗兰肯斯坦这位“现代普罗米修斯”拒绝承认自己理性之外的任何权威，他的悲剧深刻反映了启蒙思想的局限性，也预示着随后两个世纪出现的新问题：“新的生产方式给世界带来了新的财富和新形式的社会冲突及社会倒退。”（74）

斯塔夫里阿诺斯认为，人类许多灾难都可归因为社会变革滞后于技术变革（《全球通史》）。社会结构的墨守成规与科技发展的日新月异使现代人总是处在一种被撕扯的状态。在这种典型的现代处境中，产生了两种相反的文化姿态：浪漫主义的怀旧和激进主义的前卫。在英国，前者的代表是拉斐尔前派（19世纪40、50年代）。该派主张“回归从前的生产状态，大体上就是工匠只做手工产品的状态。”（111）其深受浪漫主义、古典主义与哥特风格影响的画作，带有明显的怀旧色彩，旗帜鲜明地拒斥现代社会的工业技术。后者的代表是布卢姆茨伯里派（20世纪初），其成员弗吉尼亚·伍尔夫和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对20世纪的文化和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该派拒绝接受传统社会中认为理所当然的事物和观念，包括对性别鸿沟和国家权威的质疑：“容许性别模糊（实际上是反对强势的性别决定论），开明对待其他社会团体的思想和影响，拒绝不加辨别地效忠国家、国教和君主。”（131）特别是其开放的性别主张，在欧洲文化史上乃是第一次。在其影响下，性别政治成为文化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在20世纪60、70年代的“性革命”中达到高潮。

作者认为，这种文化分裂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社会心理因素（134）。战后，凯恩斯出版《凡尔赛和约的经济后果》一书，批评“和约的制定者是其偏见和文化的囚徒，他们所制定的和约不仅会破坏德国经济，还会影响整个欧洲的经济。”（136）实际上，“一战”不但没有弥补反而加剧了这种分裂，现代性深陷于自身的二律背反之中。一方面，“现代主义从一开始就具有跨文化、跨民族的特性：它承认（往往是间接地）工业资本主义是一个世界体系，无论在任何民族语境下，它所建立的生活方式都是相似的。”（146）现代派文艺和思想也十分活跃：艾略特的《荒原》表现了战后西方社会荒凉的精神图景，西美尔的《货币哲学》确认了金钱关系中现代人的生存状态与精神特征——孤独。另一方面，法西斯主义崇尚民族和国家，宣扬父权和核心家庭的宗法秩序，“坚决抵制现代主义所代表的一切：民主、文化多样性、文化宽容，以及以理性、世俗的方式治理社会世界的观念。”（154）吊诡的是，法西斯主义与现代主义并非异质性的，二者共享了工具理性的冷酷无情。在现代性与大屠杀之间存在着内在关联（齐格蒙特·鲍曼）。正如作者指出的：“20世纪一个极具悲剧性的悖论就是法西斯主义采用了现代主义的一个传统：规训社会世界。”（154）从现代性的内在矛盾来看，“二战”爆发在一定程度上是欧洲文化进一步分裂的结果，“二战”是“一战”的延续。在列奥·施特劳斯看来，尼采对虚无主义的批判与法西斯主义对现代主义的反击共同构成了现代性的第三次浪潮（参施特劳斯《现代性的三次浪潮》）。

在考察了尼采、韦伯、涂尔干、法兰克福学派（哈贝马斯）、后结构主义（福柯）等关于现代社会（特别是现代性）的种种批判（他们一致认为“社会世界在向一个缺乏价值的世界转变”）（193）之后，作者对社群主义健将、加拿大哲学家查尔斯·泰勒的观点表示了认同。泰勒驳斥了尼采、韦伯、福柯等人的“基本错误，即认为如果一种善会招致苦难或毁灭，那么它一定是无效的”（192），他维护启蒙运动的价值和理念，特别是其开启的一种无限可能的意识，致力于通过重建“神对人的肯定”来克服现代社会的道德困境。（参泰勒《自我的根源》755）作者认为泰勒的思想有助于调和自然与文化根深蒂固的二元对立，从而缩小西方社会的文化分裂。

在不到200页的篇幅里，《现代社会的形成》从性别问题切入，将线性叙事与专题分析相结合，展现了西方现代社会“破茧而出”却又“作茧自缚”的历史命运，以及西方思想家们试图克服现代性二律背反而付出的卓绝努力，达到了历史感和思想性的平衡。读此书，亦有裨益于我们反观自身，思考在另一种现代处境中何以自处。

2017年7月30日于威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