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户为称的村落，在唐山大地共留存58处。大致分为两类：一是以姓氏为称，如杨庄户、吴庄户、石庄户、武庄户等，二是以数字为称，如四户、八户、头百户、二百户、三百户、四百户、直至九百户（古冶地区有一村庄名叫做七百户）。这些以户为称的地名始于何时，值得我们勾陈历史回溯沉重的往事。

户，是最古老重要的汉字之一，甲骨文中即有户字，可见其年代久远，其字形和含义为单扇的门。正如《礼记》所载：“一扇曰户”，又引申为出入口的通称，即《礼记》所载：“未有入室而不由户者”。又如《论语》曰“谁能出不由户”。

至公元前375年，即秦献公十年时，商鞅变法，“以户籍为伍”，户开始等同于家，成为人口管理的最基层的单位，从此“户”成为国家分配田地，征收税赋的最重要的基本单位，也奠定了秦以后两千多年的户籍管理的基础。如《史记》载：“秦天下富豪于咸阳十二万户。”

汉承秦制，萧何制定了“户律”。从此对户的管理有了明细的规定。“五户为邻，五邻为里，五里为党”，编制造册，上报京师，这样朝廷就掌握了全国的户籍人口状况。汉初，因多年战乱，较秦时户数减少三分之二，为恢复人口和农耕，汉高祖采取了宽松的政策，遣散大量士卒回家团聚务农，对藏在深山的罪民宽恕其罪，让其下山回家种田，并且规定女年满十五岁必须出嫁，如不嫁人则受处罚。这些宽松的政策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国力的恢复，其后文景二帝继续这一政策，为其后汉武帝对匈奴的战争提供了人力物力的准备。

然而，至南北朝时，北方陷入五胡十六国的连年战乱之中，这时的唐山为鲜卑人的前燕，公元349年，慕容憔夺得幽州，迁都于蓟，即今蓟县，他为起兵攻晋，下令每户只许留一丁，其余全部充军，对京东大地的人口造成极大破坏，户籍大损，十室九毁，千里荒野遍地陈尸。

直至唐朝统一全国后，这样的状况才真正转变过来。唐太宗极为重视人口的增长和农业的发展，为鼓励人口的增长，将户分为九等，一家有十丁以上者，放免两丁徭役，五丁以上者，放免一丁徭役，每三年造一次户籍，并规定男十八岁以上给田一顷，其中十分之二为永业田，十分之八为口分田，如是户主者再加二十亩田。而且永业田可以继承，唐朝初期这一政策，造就了多子多福，户口殷繁，劳动力充足，创造了巨大的财富，出现了许多阡陌相连的大庄园，如白居易描写他的庄园：“引水多随势，栽松不趁行，年华玩风景，春事看农桑。”唐太宗继位时全国不满三百万户，盛唐达到高潮，唐朝时，古临榆即今唐山一带新建村庄26个，但没有以户为称的地名。

此后四百余年间，唐山大地历经辽、金、元三朝，是否留有以户为称的地名呢？最先为辽宁一带的契丹族兴起，得汉人韩延徽的帮助，依据汉字创造了契丹文，征服了与其相邻各民族，其后又得到石敬塘割让的燕云十六州，建立大辽国，实行奴隶制，其奴隶由“生口”和“俘户”两部分组成，“生口”即战争中被俘人员，成为奴隶，二是被占领地区的汉人为俘户，让汉人和其它民族耕种田地。但契丹人多行掠夺，至使民户大量南逃，导致“河北诸州，全无种植，多至流亡”，造成大辽国上下穷困，府库无余粮，为女真人所灭，辽代时未留下“户”的地名。

大金国的户籍依然带有明显的民族歧视和奴隶制，将“户”分为正户和杂户，女真人为正户，汉人、契丹等其它民族为杂户，杂户不可以入正户，杂户中的男人为宫隶者称监户，为官隶者称官户，女的则为奴脾户，向朝廷交租又向寺院交租的称二税户。金朝时，杂户负担极重，将田分为两种，官田和私田，官田曰租，私田曰税，杂户除这两种租税外，还要承担女真军户四十四万八千余口的食用。今唐山大地遵化县的租户村则应是金朝时种官田上交田租的村落，当地人称之为“祖户”。

其后蒙古族兴起，铁木真为统一蒙古各部落，加强中央的集权指挥，将牧民军队化，以十进制的编制，按十户、百户、千户等统一编组。建立大元帝国之后，户依然与地名、官位联在一起，所以就有了州官为万户，县官为千户等名称。同时，允许将领将俘户编成百户，千户来管辖，还允许将领或州官、县官自行收集流散的无户籍百姓，聚集成十户、百户、二百户等进行管辖，所以我们身边的头百户、二百户、三百户、四百户、七百户、九百户等，均为元朝时所建聚落。但村民的处境是极其悲惨的，蒙古人将获得的人口，视同牛羊财帛一样，可以随意支配，随意赐送大臣或亲友，采取了比辽金还要残酷的民族歧视和欺压政策。将国人分为蒙古人、色目人、汉人、南人，贬称汉人为汉子，称江南的汉人为蛮子。他们可以随意支配“户”内的百姓，男的作为耕奴，女的为妻，不为妻者为奴脾，不许“户”内百姓逃离，如发现逃走者，一旦被抓回来则挑断脚筋，割掉心肝，或处以极刑，但户内村民逃跑和反抗的事情依然经常发生。

到了元朝后期，更因兵力不足，以召兵多少封侯，召得百人者则封百户侯，召五百人以上者封千户侯，因此又留下了张千户、李千户等地名。“户”的地名留存了一段令人沉痛的历史。

当然，留存下来的以姓氏在前的张庄户、马庄户等与前者有本质的不同，为大明永乐之后迁此的宗族聚落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