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硕

袁世硕1929年生于兖州，1949年考入山东大学师从冯沅君教授，毕业后，成为冯沅君的助教。袁世硕研究元明清文学，继承了冯沅君的治学方法和谨学态度，他注重从基本的训释古义、稽考史实做起，力求掌握最充分、最详实的文献资料，通过审慎的分析，搞清与所要解释、评论的文学作品有关的历史事实。他通过慎实的分析论断，认为《三国志演义》成书于元代末年，认为《水浒传》绝不可能是出自武定府郭勋或其门下士之手笔，武定府只是这部小说的最早刊行者。袁世硕为了弄清清初轰动一时而名著文学史册的历史剧《桃花扇》的创作起因及其社会意义，他在20世纪50年代末广泛地查阅了大量有关文献，编写了极具史学价值的《孔尚任年谱》，比较详细地展示了孔尚任一生的行迹，着重考察了与创作《桃花扇》有关系的一些人物，其中的许多史实是以往的研究所不曾涉及的。此后各家出版的多部《中国文学史》都曾援引其中提供的资料作为评论《桃花扇》的立论依据，《中国大百科全书》“戏曲曲艺卷”、“中国文学卷”均于孔尚任条目后将此书列作“重要参考书目。”

袁世硕研究的课题非常广泛，元、明、清的小说、戏曲、诗歌均有论及，他对明清时代几部小说名著有独到精辟的分析和见解。但他的主要兴趣和精力却倾注于对这一历史时期的山东作家研究上，积极倡导本省的同行们共同研究王士、宋琬、李开先、田雯、卢见曾等山东古代的文学大家。袁世硕从70年代末着手研究蒲松龄的著作，除广泛发掘有关文献资料外，他还多次去蒲松龄的故乡淄川探访，到国内多所图书馆查阅图书，并东渡日本阅读了东京庆应大学的“聊斋关系文库”的文献图籍，搜集到了许多种以往研究者未曾发现的珍贵资料，完成了两项引人注目的研究：一是对蒲松龄一生的行迹、交游、著述进行了深入细致的考察，揭示出许多后世罕知的事情，基本上搞清了他创作《聊斋志异》的过程和若干情况；二是对《聊斋志异》的几种早期抄本和传世不广的早期刊本，作了较为详实具体的考察，基本上搞清了它们各自的年代、篇章存佚、抄主情况，以及与作者原稿（不仅存半部）相比较在内容、文字上的差异程度。袁世硕的这些研究成果辑成《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于1988由齐鲁书社会出版后，在国内外同行专家中获得赞誉，国内的《文学遗产》、《文史哲》、上海《社会科学》等几家刊物，日本的《中国古代小说研究动态》和《东方》书评杂志以及美国的《亚洲学会学报》均发表了长篇书评，称他的研究是“填补了以往研究的很多空白或者不够详实的地方……”，是蒲松龄研究的一个里程碑”。

袁世硕一生研究成果颇丰，主编或合编专著5部，编辑文集3种，撰写论文30余篇，在国内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还是国务院古籍整理规划出版小组成员、全国高校古籍整理工作委员会委员、中国水浒学会副会长、山东省古典文学学会会长、中国作协山东分会副主席，1986年被国务院学位委员会批准为博士生导师，1988年被英国剑桥国际传记中心载入《世界名人录》。

袁世硕先生为《兖州春秋》年刊第八期

欣然题词并作序

兖州的几十位从文化教育等部门退下来的同志，其中还有一些来自农村的农民知识分子不愿意消闲，还在做兖州地方的文史和文学艺术研究，办个刊物，要我写篇文章。我是兖州人，山东大学的古典文学教师，义不容辞，是不能推托的。

这些年来，为了弘扬中华文明优良传统，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开发地方旅游文化资源，许多市县开展了当地文史研究，有的是文化部门组织开展的，有的是关心地方文化事业的老同志自发进行的。历史上曾经兴旺过的家族也自动整理印刷有关家族的文献和有名的祖先的著作。我接触过几个县市的这种活动，阅读过他们印出的刊物、书籍、大为他们热心研究乡邦文化所付出的努力而感动，也在文史知识方面获得了不少的教益。譬如，做过东平县委宣传部副部长的郭云策先生非常热心考察当地的文物古迹、历史文献，主持编印《东原文化》，退下来后还筹资组织整理出版了一部汇集现存七种东平州、县志的书，为研究东平历代的行政区划、地理变迁、文物古迹、名人事迹、民风民俗等，提供了非常丰富的文献资料，可以说做了一件极有意义的事情。还有桓台县税务局的在职干部陈汝洁先生，他用业余时期研究当地清代诗人王士禛及博山赵执信的著作，论著丛出，多有新证新见，具有一定的学术参考价值。这使我感到地方上的文史研究还是有着相当的潜力的。

当地人研究当地的文史，还有着特定的优势。各个地方的历史、社会、文化状况不尽相同，风土民情各有自己的特点，历史遗迹遗存各异，需要记述、考察、考证的，自然是不一样的。中国自古有修地方志的传统，明清以降，各府州县几乎全都有志书，而且有的还不断续修、新修，便缘于此。现在各地方研究当地的文史，也就有着补充旧史志记载之缺漏，包括未及记载或记载不祥不确的地理人文情况，可以丰富加深对地方历史状况的认识，有的还可以提高本地方的知名度。当地人对当地的人事比较熟悉，也饶有兴趣，讲起来亲切，而且还有文献资料方面的便利条件，如传布不广的文字记述，新发现的文物典籍，世代相传的口头传说等，所有当地的文史研究的意义，便就不限于记述本地的历史情况，有的还能为某些专业学科的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事例，开拓研究的视野，有助于解决一些存疑的问题。

就近取譬。兖州范氏石坊，高大、雕刻精美甲天下，已毁于十年动乱，已往的记述比较粗略。2005年《今日兖州》报登载的杜心广、曹家云先生撰写的《兖州范氏牌坊》一文，介绍了坊主及建坊缘由、时间，两坊的位置、结构、雕刻精致特征和所刻故事内容，以及近世人的评述，甚为具体周到，便是由于作者熟睹石坊的原状，经历过它们的存毁，不仅参阅过前出之文字记述，也有获得于访谈的材料。使我感到兴趣的另一件事，是闻知兖州出土了《北齐沙丘城造佛像记》残碑，我没有见到残存的碑文，就其题名便觉得可以坐实李白诗的一个地名注释问题。李白有《沙丘城下寄杜甫》一诗，沙丘城在何处？按古代地理书，河北巨鹿有沙丘宫，或曰沙丘台，有的记载山东莱州有沙丘城。古人注李白诗，都做过辨说，以诗中有“鲁酒”、“汶水”之名，“据其诗而约其地”，断定“当与汶水相近。”北齐石碑的出土，证实当时确有沙丘城，或唐代尚存，地址当在今兖州境内，或连同其方位都能考定出来。

地方上研究文史，往往首先偏重当地的历史文化名人，如淄川很久以来便有蒲松龄纪念馆，收藏有关文献，创办了《蒲松龄研究》；桓台近年来积极开展大诗人王士禛及其著作的研究，编印的刊物名《王渔洋文化》；诸城着重研究的是丁耀亢。外省如江苏大丰县组织研究施耐庵，编辑出版了《施耐庵研究》等等，都颇有影响。依照这种情况，我们兖州的清代著名学者牛运震，他还是事载史册的“循吏”——政绩卓著的好官，他著述甚丰，有《空山堂全集》九十九卷，也应该进行研究，揭明他在经学、文学方面的成就和他做地方官的政绩。或许还有待发现的人物。

地方上研究当地文史，由于各个地方的历史社会文化诸方面的情况是不一样的，不必都以历史文化名人为主，更不必特意推举出某位名人。凡是当地过去存在过、发生过人、事、物，无论是政事、经济、社会生活、文艺、历史遗迹遗存等等哪个方面的，都可以加以关注、记述、研究；研究方式也可以多种多样，文献的整理汇编，各胜古迹和现代具有标志唯的建筑的考证考察，重要事件的回忆访谈，新发现新出土的文物的介绍，有名的特产的制作工艺的研讨等等，都是有意义的。

地方上研究当地的文史，也应当保持一种务实求真、实事求是的心情和态度。不可将传、戏曲小说中的人物、事件、地点径直当作实有之人，实有之事，实有之场所。历史久远的事情，旧文献中往往有不同的说法，在不能确凿证实的情况下，绝对认定自己一方一说，是不可取的。记述要贴近实际，评论也要符合实际，过度的张扬和夸大其词，效果往往适得反。这是我由一些地方不适当的做法引出的想法也借此机会说一说，与热心兖州地方文史的同人共勉之。是为序。

【本文选自兖州春秋 特此感谢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