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佚名一
我在收入《蒲松龄事迹著述新考》中的《蒲松龄与张笃庆》一文里曾经考证，蒲松龄二十岁左右便热衷于记述奇闻异事，结撰狐鬼故事了。做出这种推断的根据，是其执友张笃庆在康熙三年（1664）写给他的两首诗。
蒲松龄和张笃庆是在前数年受知于山东学道、诗文名家施闰章进学的，少年气盛，结社联吟，同为郢中社的中坚。去年两人同应乡试失败，铩羽而归。这年，蒲松龄先寄诗相慰勉，张笃庆写了《答蒲柳泉来韵》，诗的前四句是：
迩来将遁世，闭户绝交知。
君自神仙客，吾岂帝者师。（自注：来诗谬以子房相况。）
前一联是张笃庆自况：科场败北，心灰意懒，乃至断了交往，含有道歉的意思。后一联下句“吾岂帝者师”，“帝者师”一词出自《史记·留侯世家》，张良云：“今以三寸舌，为帝者师。”更由句后自注，可知蒲松龄写给他的诗里，以张良曾“亡匿下邳”为一老人圯下取履的故事为喻，劝勉他勿以一时之失意而消沉，以其才干，将来会有所成就。蒲松龄用此典故，是取二人同姓，同出相国门第：张良祖、父两世相韩，张笃庆为前朝相国张至发的冢孙，但毕竟不甚妥帖，有称扬过分之嫌。所以，张笃庆要推称不敢当了。而此联上句“君自神仙客”，意思也须要做些斟酌。蒲松龄并非黄冠羽士，当时正当少年进学，意气扬扬，锐意博得一第之际，绝无逃于禅、归于道的念头和举动，“君自神仙客”之语从何说起？如果理解为古人常说的望之如“神仙中人”的意思，指相貌文雅，风度潇洒，似乎与蒲松龄其人不大吻合，与后句的“帝者师”一词也不太对称。比较合理的解释可能就是蒲松龄好谈神仙怪异之事，如他自谓的“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同黄州，喜人谈鬼”的性情。
张笃庆同年写的《和留仙韵》七律二首其二云：
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自注：张华，官至司空，著《博物志》，多记神怪事。）
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
首联，即便作者不作小注，识文者也能明了，意思是晋张华作《博物志》，虽称博学，但记多为神怪不经之事，纯系子虚乌有之言，没有实际益处。这是表示对张华作《博物志》那样的志怪书大不以为然。张笃庆为何对蒲松龄发表这种看法？联系后来他多次写给蒲松龄的诗，如康熙二十六年（1687）的《寄留仙、希梅诸子》：
此后还期俱努力，聊斋且莫竞谈空！
康熙三十二年（1693）的《寄蒲留仙》：
谈空谈鬼计尚违，令人长忆谢玄晖。
老来更觉文章贱，贫病方知雅道非。
康熙三十三年（1694）的《岁暮怀人诗》：
谈空误入《夷坚志》，说鬼时参猛虎行。
咫只聊斋人不见，蹉跎老大负平生。
都是以蒲松龄耽于谈鬼说狐作《聊斋志异》为无益，徒耗费精神，妨碍了科举上的进取。现在也无疑是借张华说事，讽谕蒲松龄不要做这种无益的事情。那么，下面“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两句，也就不单单是说两人诗作的师法、风格的不同，张笃庆自谓学习建安七子是就诗而言，而谓蒲松龄“向黄初闻正始”，便不是单指诗作了。就现存蒲松龄的诗歌看，没有受正始诗人的词旨渊永、寄托遥深诗风的影响，不见有玄言、游仙之类的诗，反倒多是缘事而发，直抒胸臆，率直质朴，意旨显豁。蒲松龄与张笃庆等人结郢中社时的诗今已不存，也应该大体如是。张笃庆所谓“君向黄初闻正始”，应当是主要就蒲松龄喜欢记述类乎“玄言”、“游仙”的神仙怪异之谈而言，连同上句自谓“我从邺下识应侯”，是说两人在举业之外的文学志趣之不同：他耽于诗，蒲松龄喜作谈鬼说狐之文。
张笃庆在诗中讽谕蒲松龄勿效张华作“记神怪事”之文，也有其颇自得意的背景。据其《厚斋自撰年谱》，前此他连年“留意诗道，专致力于声光格调，颇能作壮语”，诗积盈箧。这年，也就是康熙三年（1664），江南文士蒋大鸿、顾当如来游淄川，与他“剧谈风雅，共幻千秋”，频相唱酬，当地居家的朝官高珩、王樛，为之主持诗会，“坛坫声华，一时大振”。可以想象当时他感觉到自己在诗创作方面已经有一定的造诣和良好的表现，跻身于名家的行列了。就是这种小有成就感，使他对于耽于小道的执友做不失善意的规劝的。这也正说明此时蒲松龄记述神怪之事并非偶一为之，而是已多年耽于此道，成为周边友朋知道的癖好，张笃庆才会要进行规劝的。
这里还应该补证的，是《聊斋志异》里有没有或者说有哪些篇什是他二十岁左右的作品，证明张笃庆的规劝不是无的放矢。自然，《聊斋志异》里大多数篇章不署明作期，即便知道作者闻知其事的时间，也不能断定即为写作时间。但是，其中涉及当时实有人事的篇什，还是可以考知其大致的写作时限的。
《鬼哭》，载《聊斋志异》手稿本第一册，记清初顺治四年（1647）高苑民谢迁聚众攻占淄川城，旋为官军收复。身为顺天学政的王七襄（名昌荫）回到淄川家中，夜闻鬼哭，便仗官势呵斥众鬼，众鬼对他嗤之以鼻，“异史氏曰”里说这可能是“鬼物逆知其不令终”。不令终就是不得善终，未得好死。据《顺天府志·职官》，王昌荫调为顺天学政是顺治四年，顺治六年（1649）四月便被人替代，不知所终。可能他犯了死罪，其人品不佳，家乡淄川便附会出这样一种传说。其时蒲松龄方八九岁，但与王昌荫兄弟王永印相识，十九岁进学后，也就顺治末年，应王永印之邀在王村坐过童蒙馆。王昌荫吓鬼被鬼嗤笑的故事，当是这时依据人们的口谈加以演绎的。
《野狗》，载《聊斋志异》手稿本第一册，叙述于七之乱中，大兵杀人如麻，一位乡民避难返家的路上，遇到大兵宵进，吓得藏进死人堆里，大兵离去，来了一只“野狗子”，咬人尸之头，吸其脑浆。正要咬乡人之际，他奋起用块石头猛击其嘴，“野狗子”狂叫奔逃，吐血道上。乡人于血中捡到两只牙，拿回家中，人们“皆不知其何物”。于七之乱是清顺治年间山东胶东地区发生的民众起义，延续多年，声势甚大，顺治十八年（1660）清廷派三路大军围剿，杀伤极多。这正当蒲松龄及冠之年。这期间必有多种传说。这篇故事未必完全出自蒲松龄虚构，却寄寓幽微，将屠戮民众的官军与噬人的“野狗子”放在同一种位置上，暴露之意也就隐伏于其中。本土人不知为何物的“野狗子”之名，无疑反映了对入主中原的清人的一种情绪。可以推定，这篇《野狗》即作于发生官军围剿于七军之时，不会晚上许多年。
《念秧》、《蛙曲》、《鼠戏》（均载“三会本”卷四），三篇都是记王子巽往京都探望其做了“旗籍太史”的族叔的途中所遇、京中所见的事情，后两则注明为“王子巽言”。其族叔是家在淄川而入了旗籍的王樛，王樛以通满文，诏入内院做翻译，加太常寺少卿，兼内阁中书，故称太史。康熙三年（1664），王樛补右通政史。王子巽名敏入，淄川秀才，年长蒲松龄十多岁，蒲松龄曾经为其死去的在明末战乱中结合而不为家长所宽容的妻子陈淑卿的肖像写了长篇《题辞》，又为他续弦新婚作了几首词，戏谑味十足。此两事发生在顺治末和康熙初年，正是两人过往甚密之时。《念秧》中称王樛为太史，而没有取通政使之雅称、简称，表明这三篇文字都作于康熙元年（1662）前后。
《离乱二则》（载“三会本”卷六），前一则叙“学师刘芳辉”之妹，与许聘而未嫁的戴生在“北兵入境”的战乱中，为同一牛录俘获，彼此不知。牛录让两人结为夫妻，枕上各道姓名，其妹方知对方就是原许聘的戴生。后则叙陕西的一位官员，在姜瓖之乱中与家人失去联系，大军收复姜瓖盘踞的大同后，俘获妇女甚多，“插标市上，如卖牛马”。他让手下的一个贫不能娶的老班役去买个妻子，先买回的一位老妇，原来是官员的母亲，又去买回一位中年妇女，原来是官员的妻子，一家团团。这类故事清初流传甚多，诗文、白话小说、鼓词中都有。前一则所说“学师刘芳辉”，据《淄川县志·职官》，顺治间的儒学教谕有刘芳勋，有一字之差，当为一人，蒲松龄或许是见过的。后一则所说姜瓖之乱，发生在顺治六年（1649），后来为《聊斋志异》第一个作序的高珩，为前面举出的《念秧》篇里说到的王樛作的墓志铭中，说到王樛曾随军押运火器，收复大同后曾做了些救死扶伤、掩埋死体的善事。此事大概也是听王子巽讲述而记述的。
所记之人事的时间和闻知其事的时间，自然只能是推定其文写作时间之上限，有可能是后多年追记的，但也不会全是后来追记的，上面的推断是就具体情况做出的，应当是大致符合实际。这些篇章多属于所谓载记之文，没有作者结撰的故事，这大概也是蒲松龄初期写作的一个特点。
二
《聊斋志异》手稿本第一册卷首有作者《聊斋自志》一文，末署“康熙己未春日”。康熙己未为康熙十八年（1679），也就是蒲松龄入本县西铺村毕际有家坐馆的头一年。《自志》里说自己“雅爱搜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所积益夥”。后来的《聊斋志异》的抄本、刊本均作为作者自序，置于全书卷首。近世论者多据之认为此时《聊斋志异》已基本完成，实则为误解。
《聊斋志异》全书近500篇，多叙狐鬼神怪之事，单就文本多无法知道其作期，但也有部分涉及当时人事者，还是可以约略推知其写作年代的。依据这种情况，不难知道其中有不少篇什是康熙十八年入毕家坐馆之后许多年间先后作成的。
一是篇中明白记出所叙人事或所闻知其事之年代者，有《祝翁》（“三会本”卷二），末记：“康熙二十一年（1682），翁弟妇佣于毕刺史家，言之甚悉。”《瓜异》（卷四），记康熙二十六年（1687）事。《产龙》（卷四），首云：“壬戌间，邑邢村李氏妇，良人死。”《水灾》（卷四）两则，前则记康熙二十一年事，后则记康熙三十四年（1685）事。《狐梦》（卷五），末云：“康熙二十一年腊月十九日，毕子与余抵足绰然堂，细述其异。”《上仙》（卷五），首云：“癸亥三年，与高季文赴稷下，同居逆旅。”癸亥为康熙二十二年（1683）。《绛妃》（卷六），首云：“癸亥岁，余馆于毕刺史之绰然堂。”与《上仙》为同一年。《外国人》（卷十一），首云：“己巳秋，岭南从外洋飘一巨艘来。”己巳为康熙二十八年（1689）。《鸮鸟》（卷十二），首云：“长山杨令，性奇贪。康熙乙亥间，西塞用兵，市民间骡马运粮，杨假此搜刮。”乙亥为康熙三十四年（1695）。《韩方》（卷十二），“异史氏曰”：“犹忆甲戌、乙亥之间，当事者使民捐谷，具疏谓民乐输。”甲戌为康熙三十三年（1694）。《夏雪》（卷十二），首云：“丁亥年七月初六日，苏州大雪。”《化男》（卷十二），末云：“亦丁亥间事。”丁亥为康熙四十六年（1907）。
二是篇中所叙人事年代和作期可以约略考知者，有：
《于中丞》（卷十二），前半部分叙述“于中丞成龙，按部至高邮”，设计捕捉盗贼的故事。据《清史稿》卷二七七，于成龙是康熙二十年（1681）由直隶巡抚迁江南江西总督的，二十三年（1684）又兼摄江苏巡抚事。“按部至高邮”，当是这期间的事情。蒲松龄当是依据传说作成此篇，时间必在此后。
《雹神》（卷十二），叙唐梦赉去日照吊丧，道经雹神李左车祠，见池内“一斜尾鱼唼呷水面”，不听道士“触之必致风雹”的警告，投小石击之。既行，雹神便尾随其后降雹，但是保持一定距离，唐梦赉一行人“竟不知有雹”；雹神还曾预先托人言告治丧家：“明日将陪从淄川唐太史一助执绋。”丧家虔诚“诣祠哀祷”，葬礼时才没有降雹。唐梦赉曾官翰林院检讨，有文名，对蒲松龄颇为赏识，曾为《聊斋志异》作序，蒲松龄对他非常敬重，亦曾应命为作《生志》。这篇故事显然是附会之谈，主题是表明：“唐太史道义文章，天人之钦瞩已久，此鬼神之所以必求信于君子也。”（此篇“异史氏曰”中语）一部《聊斋诗文集》清抄本，附录了一部分名流“致聊斋”的书札，中有署一“唐”字的四札，当为唐梦赉所作，第一札中云：
年内如东归，幸过山斋。比来有咏五亩园十五景诗，将奉和章也。又，李左车一案，久不成，亦当有以示我矣。
蒲松龄有《和唐太史五亩园诸咏即韵》，《蒲松龄集·聊斋诗集》系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所谓“李左车一案”，别无他解，当与这篇《雹神》有关，合理的解释是唐梦赉向蒲松龄讲述了去日照途中身后落雹，自己一行人没有挨砸的事情，以为似有神护，便让蒲松龄作成故事，放进《聊斋志异》中。蒲松龄拖了许久，唐梦赉再次催促，方才作成此篇。其时也当在康熙三十五六年。
《周生》（卷十二），叙淄川时县令夫人遣仆人去泰山祭碧霞元君，让书吏周生作祝文，祝文叙述夫人身世，说到做县令的丈夫有爱男色之癖，颇涉狎谑，致干神怒。周生不久死去，夫人也产后病卒。故事虚妄，时县令及其夫人却不是虚构的。时县令是时惟豫，据《淄川县志》卷五“续职官”，时惟豫，康熙三十三年（1694）任，三十七年（1698）劾去。蒲松龄有奉承他的诗，也有讥讽他的诗。夫人姓徐，确实死在淄川，蒲松龄作有《祭时夫人文》，称扬她识文墨，能诗，为时县令的贤能内助。这篇故事当作于康熙三十六七年时惟豫罢官前后。
《老龙舡户》（卷十二），记“朱公徽荫巡抚粤东时”铲除假行船对商旅杀人掠货的黑帮之事。据《清史稿》卷二七四，朱宏祚（字徽荫）康熙二十六年（1687）擢升广东巡抚，五年后升浙闽总督，康熙三十三年（1694）以奏疏中有不当之语，被免官。其长子朱缃，为济南名士。他慕名主动结识蒲松龄是在康熙三十二（1683）年从广东省父归来之后，初次相会是康熙三十五年（1686）秋天，蒲松龄率毕家的弟子到济南应乡试，朱缃到蒲松龄的住处拜访，蒲松龄应邀到朱府饮宴，有《答朱子青见过惠酒》诗咏其事。此后，康熙三十九年恩科、康熙四十一年（1702）壬午科两次乡试前后，两人均曾相会，后一次蒲松龄还到朱家的橡村别墅住了几天。朱宏祚在广东治“老龙舡户”事，当是这几年间听朱缃讲述的，作期也当在此几年间。此外，《聊斋志异》还有《司训》、《嘉平公子》（卷十一）两篇后附朱缃《耳录》中的同类故事，也应是这期间加入的。
《鸟使》（卷十二），末云：“长山吴木欣目睹之。”吴木欣名长荣，朱缃的从姊丈，曾随朱宏祚在广东、福建参赞公务，康熙三十三年（1694）返回山东，也由朱缃的关系而与蒲松龄有交往。蒲松龄曾题跋其著作，有《题吴木欣〈班马论〉》、《题吴木欣〈戒谑迂论〉》。又，《聊斋志异》还有《姬生》、《桓侯》（卷十二）两篇后附“吴木欣言”各一段故事，前者引文后云：“即此观之，秀才为盗，亦仕进之志也。狐授姬生以进取之资，而返（反）悔为所误，迂哉！一笑。”后者引文后云：“此与桓侯之握臂折股，同一笑也。”似均自吴木欣的《戒谑迂论》中引出。此《鸟使》和《姬生》、《桓侯》之后附，均作于蒲松龄与朱缃交往期间。
《公孙夏》（卷十二），“异史氏曰”叙郭华野（名琇）“再起总制荆楚”，赴任途中“行李萧然，惟四五人从之”，而一赴任县令却“驺从以百计”，肆逞声威，当即免了他的官，打发回家去。据《清史稿》卷二七〇本传，郭琇起为湖广总督在康熙三十八年（1699），社会上有此传说，则要更晚数年了。
三是有些篇没有记明所叙人事时间或闻知其事的时间，也没有实证材料加以考知，但就其故事的内蕴，联系蒲松龄生平中某些情况，也是可以做出推断的。如：
《白秋练》（卷十一），叙述书生慕蟾宫和白鳍豚精的爱情故事，奇妙的地方是人妖之恋的媒介是吟诗，不是一般才子佳人小说的传诗，所吟之诗都是唐人诗。在这里，吟诗不只是爱情发生的导火索，还是医治双方相思病的良药，延续生命的支柱，慕蟾宫吟诵杜甫的《梦李白二首》，白秋练便可以不死。蒲松龄生活中就出现过一位善吟诗的女性，有《听顾青霞吟诗》一首，形容“入耳沁心脾”的美妙感觉；他还选出唐诗百首，让她吟给自己听；他又有《伤顾青霞》诗，寄托对死者的哀思。可见这位女子已进入了蒲松龄的感情世界。这篇人妖以吟诗为纽带的美妙的爱情故事，应当是由之生发幻化而成的。其悼诗约作于康熙二十七年（1688），这篇故事最后一段情节，蕴含伤感之情，其作当在顾青霞死后。
《三生》（卷十），故事开头是名士兴于唐科场“被黜落，愤懑而卒”，赴阴司告状，响应他的科场屈死鬼上千万，群情激愤，要阎罗挖掉主考官和阅卷官的双眼，剖开其心，阎罗只好使鬼隶以“白刃劙胸，两人沥血鸣嘶，众始大快”。蒲松龄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二十九年（1690）两科乡试，接连被黜落，有《大江东去》词宣泄愤懑不平之情，最后说：“读史不平，髑髅欲捉取，抽刀肉切。古来多恨，吾侪凄咽。”故事与词表观的是同一性质的同等激烈的愤恨情绪，诱因都是科场被黜落，痛恨的对象都是科场考官“黜佳士而进凡庸”，形容痛恨之极，故事是必欲抉其睛，剖其心，与词中“抽刀肉切”是一样的强烈。认定两者是同一时段里作成的，应当是可以成立的。
尽管以上考知其作期的篇章还是少量的，但也可以说明蒲松龄在康熙十八年（1679）作《聊斋自志》之后，仍然执着地记述奇闻异事，结撰狐鬼花妖故事，临近康熙三十九年（1700）花甲之岁的前数年，还甚勤于写作，这时才可以说是《聊斋志异》全书基本完成，后几年只是补缀了极少量的篇什，如《夏雪》等。
蒲松龄在顺治十五年（1658）十九岁进学成诸生，以后屡应试不中，最后两次是康熙三十九年恩科，后二年“壬午科”。他作《聊斋志异》与参加科举考试基本上是同步进行的，这成为他这四十年岁月里的两大人生追求。科举上是失败的，终未能蟾宫折桂，进入仕途，而作《聊斋志异》却使他生前即获得了不小的名声，死后更加辉煌。
三
历览中国古代众多的说部书之序，《聊斋自志》要算是最讲究辞采、用典故最多，而又意蕴最深邃、情词最凄切动人，称得上一篇美文学的四六文。它没有像一般小说集的序文那样，郑重申述作者旨在有裨风化，有益世道，讲上一通冠冕堂皇的话，以推销其书。
《聊斋自志》是由前后密切关联的两段文字组成，一气呵成，凝练之极，似乎任何一句都是不可省略的。
前一段劈头从屈原作《离骚》、李贺之诗“虚荒诞幻”说起，表明虚幻怪异之文古已有之，都是发自天地人事之自然，所以为后世传诵不已。接着自述本人秉性喜爱“搜神”、“谈鬼”，久之便积累了许多篇什，虽然纵笔所至，涉于荒怪，难辞“狂”、“痴”之讥，为人耻笑，但此类传说和故事，也有可以参悟人生哲理的，怎么可以因人废言，完全鄙弃之呢？措词谦柔委婉，犹如一位受了委屈的人在款款申辩。
后一段借佛家业因果报之说，自道是一位“病瘠瞿昙”的后身，注定了一生不幸：门庭凄寂，身世萧条，只好以教书卖文为生。在这样的境遇中，作成这样一种假借神鬼怪异之谈以抒内心忧愤的书，别无成就，实在是太可悲了。最后，以“惊霜寒蝉，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自喻，慨叹“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直是如泣如诉，情调十分低沉。不难理解，全文抒发的是作者落拓不遇，苦心孤诣地作志异之文却不为人理解、赏识的悲哀。
蒲松龄这时已年近不惑，进学之后已参加过多次乡试，都是铩羽而归，未能中举，再加上子女日多，生计日趋艰难，南游作幕归来后，成为他一生中最贫困潦倒的时期。他热衷记述奇闻异事，结撰狐鬼小说，也已经十多年了，兴致胜过习作应试的制艺文。他为此受到友朋的规劝，不独执友张笃庆表示过不以为然，已进入仕途并热心照顾过他的孙蕙也劝他“敛才”，意谓作此等文字分散了精力。更有人不友好地讥诮其文章：“伊王伊柳？”“其韩其欧？”也就是说算不得正经古文。这对他便形成了沉重的精神压力。对一位真诚的作者来说，没有比自己苦心经营的作品却不为人所理解、接受更加痛苦的事情了。再加上科举失意和生活艰辛的痛苦，难怪他此时的心情是如此低沉，将《自志》写得语调如此之凄苦了。
然而，《自志》却不是蒲松龄无可奈何的哀鸣，玩味其词和所选择使用的典故，可以发觉内里蕴含着一种骨鲠之气和抗争精神。开头举出屈原“感而为骚”，李贺吟“牛鬼蛇神”之诗成癖，干宝“雅爱搜神”，苏轼“喜人谈鬼”，并不是单纯的“联类取譬”，亮出这些响亮的名字，个中就含有自我肯定的意思，有谁能菲薄这几位大诗人、著作家，说他们是侈陈怪异，没有意义？接下来承认自己记叙的事情，比《史记》、《王子年拾遗记》所记的“断发之乡”、“飞头之国”更奇更怪，但笔锋一转，举出《史记》中就记有“五父衢头”之事，“三生石”的故事虽然虚幻，却是可以感悟人生的。特别是提到《史记·孔子世家》中所载叔梁纥与颜氏女野合而生孔生，孔子母讳言叔梁纥葬处之事，更具有挑战的意味。可以觉察出来，《自志》的行文语调极其低沉、谦柔，而表述的意思却是有理有据，有锋芒，是对友好的规劝、不友好的讥诮做出的一种柔中有刚的回应、回击。
《自志》也表现出蒲松龄对作志异之文的自信心。文章最后自谓“妄续幽冥之录”，“仅成孤愤之书”，用韩非作《孤愤》自喻，既表明他作志异之文，记载怪异之事，结撰狐鬼故事，个中寄寓着他自己的喜怒哀乐，对现实社会的针砭，而且自感达到了一定的水平，并不十分拙劣、琐碎不足观。前面用了那些赫赫有名的故实，便已隐含着这层意思，足见他对自己的作品自我感觉良好，自信足以传世。这也正是整篇文章行文置词柔中有刚的底气。全文的结束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用的是杜甫《梦李白二首》的语意，是慨叹不见知音，期待知音，而且相信会有知音的。
如果不限于《自志》本文，联系他已创作出的作品，还可以发觉他的这种自信并不是盲目的、不切实际的。此时，他已耽于此道近二十年，积有不少的篇什，也读过不少这一类的书，有些篇什是就前人的作品改编、再创作而成的，如手稿本第一册首篇《考城隍》，无疑是最早期的作品，用的是《搜神记》中刘赤父“梦蒋侯召为主簿”的故事框架，写自己姊丈之祖梦中应冥试的故事，增入考试的内容，凸显主人公的“仁孝”之心；《种梨》是据《搜神记·徐光》改编的，由粗陈梗概变为细致描摹，写出人物情态，意趣也随之生发出来。这都比原作更富有文学性，足使蒲松龄有“青胜于蓝”的得意之感。
《聊斋志异》手稿本第一册有不少为评论者大为称赏的名篇，如《劳山道士》、《娇娜》、《叶生》、《青凤》、《画皮》、《婴宁》等，都应当是早期的作品。这些篇章篇幅曼长，具备了现代文学观念的小说文体的内外要素，意蕴幽微，故事委曲，人物声态笑貌栩栩如生，环境描写如画，场面渲染逼真，在中国古代志怪传奇小说系统中，达到了至新至高的文学境界，罕有可以与之媲美的。这些篇章是他出自感奋、殚精竭虑结撰出来的，用心结撰中便会进而意识到创作的甘苦和诀窍，更懂得作品的优劣所在，如杜甫晚年所自诩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偶题》）蒲松龄有理由自视甚高，自信其谈鬼说狐的作品是有意义的，文笔甚是优秀的，应当为人理解、赏识。
正是有这种自信，蒲松龄方才因受到周边人友好的和不友好的非议，而感到无知己、少知音的悲哀；也正是有这种自信，他才会不顾一些人的非议，没有听从友人要他“敛才”的规劝，没有集中精力去研讨举业，以便敲开进入仕途之门，而是依然执着地持久不断地作他的《聊斋志异》，直到年近花甲方才逐渐辍笔。这中间固然先后有名流高珩、唐梦赉为之作序，还曾受到大诗人王士禛的称扬并“点志其书”，给了蒲松龄不小的安慰、鼓励，并使之声名外扬，而他长久不辍地进行创作的原动力，是他意识到了他做的这种“狐鬼事业”（其《同安丘李文贻泛大明湖》诗中语），是留待后人评说的“千秋大业”（其《偶感》诗中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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