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2年，清朝和英国签订了《南京条约》，随后法国和美国先后和清朝签订了类似的条约。这些条约对中国的领土、司法、关税等主权形成了巨大的破坏，是中国进入近代的重要标志。在谈判过程中，中国对近代主权概念不了解，因而丧失了更多的主权和利益，这是值得思考的。

1842年，英军到达南京城下，扬言进攻南京。道光帝被接二连三的失败消磨了斗志，他让耆英代表清政府和英方进行谈判。耆英为了试探英军底线，先派遣陈志刚和英军接触。英方代表璞鼎查很不满意，但是也提出了条件，那就是让清朝赔款3000万两白银，陈志刚压价到了2100万两。随后，陈志刚又提出主要英军撤出中国，就允许让英国商船在香港停泊。

南京条约原文内容（中英南京条约原文）

璞鼎查认为清朝还未认清形势，继续威胁进攻南京。道光帝这时候进一步妥协，让耆英全权代表清朝和英法进行谈判。英国早就将条件写在纸上，就等着耆英签字就可以了。耆英认为赔款太多了，犹豫不决。璞鼎查就邀请耆英参观英军的海军演练，借此炫耀武力。耆英被英军的坚船利炮震惊了，考虑到英军武器装备如此先进，清政府最终选择妥协到底，将《南京条约》签订。

其内容主要有：（1）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处港口，允许英国人到此通商，派遣领事，打破传统的行商垄断规则，英商在口岸可以自由贸易；（2）中英之间贸易的关税，由两国协商；（3）赔款英国军费开支、鸦片损失、商欠共2100万元（西班牙银元，相当于1400万两）；（4）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实际上对比当年马嘎尔尼使团提出的要求，两者在内容上差别不大，只是将舟山岛换为了香港岛，可见这些条款是早就设想好的。

这些条款中，只有五口通商是对中国有利的，因为打破了清朝近百年的“闭关锁国”，实行五口自由贸易也打破了官商对贸易的垄断，有利于中外之间的经济交流。关税协商，使得中国关税主权开始被外国控制，但是总体还是有利于自由贸易。至于赔款，自古输家赔钱，的确没话可说。

割让香港岛算是《南京条约》最大的损失，因为这是领土的沦丧。一个国家最根本的东西就是领土和人民。

《南京条约》只是一个纲要性质的文件，没有具体的实施内容，因此双方还要进一步协商具体的条款。在关税方面，英国首先在香港公布了《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随后耆英和璞鼎查在虎门签订了《五口通商附粘善后条款》，又称《虎门条约》，而《五口通商章程：海关税则》成为了《虎门条约》的附件。

虎门条约的内容主要有4项，（1）两国共同确定了关税税率；（2）英国取得领事裁判权，也就是英国人在华犯罪，必须由英国审判，由英国法律来处理；（3）片面最惠国待遇，英国可以取得中国和其他任何国家的优惠条款；（4）英舰进泊的通商口岸有专门的港湾停靠。

鸦片战争之前，清朝的关税分为正税和附加税两部分，正税比较轻，主要按照货物多少和船只大小来征收，而附加税比较重，而且缺乏一个统一的标准，缺乏随意性。当时璞鼎查提出要清朝制定一个规范、公正、统一的关税标准，以便开展自由贸易。而耆英认为所谓的“公正”也要英方认可才能推行，因而干脆直接让英国参与关税标准的谈论和制定。

如此，耆英就将关税主权拱手让人了。实际上，清朝方面完全可以咨询、雇佣外国人制定国际通用的关税条例，但绝不应该将关税协商权送给英国，这是对国际法的无知。最终《海关税则》规定了61种出口货物和48种进口货物的关税，总体而言，进出口关税都大幅度降低了。大部分货物按照5%来征收进出口关税，这个标准远远低于各国的税率。

关税越低，自由贸易的程度就越高。但是中国的许多产品难以和英国竞争，这导致许多英国货物会大量涌入中国，对中国的手工业造成极大的冲击。同时，关税越低，代表清朝就不会得到更多的财政收入，不利于缓解道光年间的财政危机。当然，关税越低，中国社会被冲击的程度就越猛烈，中国的转型也就越快，这是客观的效果。

在司法方面，西方国家向来认为东方的法律残酷，因而都避免在亚洲犯罪的本国人遭到亚洲法律的制裁，因此都会向亚洲各国提出领事裁判权。当时，耆英认为英国人难以管理，为了少惹麻烦，也就是将领事裁判权拱手让人。当时只是为了减少麻烦，但是日后却带来更多麻烦。后来，西方列强提出只要中国法律和国际接轨，那就归还领事裁判权。此后，清朝和民国不断修改法制，努力尝试收回该司法权，这间接推动了中国的法制近代化。

最惠国待遇上，英方提出的是双方都享有最惠国待遇，是“利益均沾”观念的体现。但是耆英认为中国在英国没有什么利益，于是为了避免麻烦，单方面放弃了最惠国的权益，结果就变成了“片面最惠国”条款。这个条款是《虎门条约》中危害最大的一款，因为以后中国和任何国家的特权，英国都能够享受这个条款。此条款出台后，使得列强对华利益趋于一致，使得中国在外交上也陷入了被动状态。

《虎门条约》中允许英国人在规定的港湾停靠，租地造屋，永久居住。实际上，东方国家传统的贸易体系也是允许外国人在港口建设房屋居住的，不过必须听从管理。但是英国方面却曲解条款，将这里的“租借土地”强解为划出一块土地租让英国，类似于当年葡萄牙租借澳门一样。

上海租借

1845年，英国强制在上海划出了“租界”，这是一种新的渗透方式。后来租界成为了“国中之国”。当然，租借的主权还是属于中国，中国强大之日可以将之收回。租借概念的出现有助于减少割地，此后除了日俄之外，其他列强对中国的土地要求基本都是“租界”。

《南京条约》和附件签订后，法国和美国两个工业国也开始蠢蠢欲动，试图来分一杯羹。之前，美国对华的鸦片贸易规模仅次英国，每年达到了1500箱。1844年，美国派遣3艘军舰到达澳门，要求清朝进行谈判。清朝担心战争再次爆发，于是派遣耆英为钦差大臣，与美国代表顾盛谈判，最终双方签订了《望厦条约》。

《望厦条约》签订处

美国通过《望厦条约》获得了和《南京条约》一样的特权，并得到了更多的利益，如扩大了领事裁判权的范围，扩大了关税协定权；规定美国商船可以自由进出中国领海，中国不能干预，美国海军也可以到各口岸巡查；美国人可以在通商口岸建立教堂，医院，

1844年末，法国也派遣了8艘军舰到达了澳门，耆英在澳门与之进行了谈判，最终签订了《黄埔条约》。《黄埔条约》中，法国人得到了《南京条约》和《望厦条约》中所有的特权，并且提出一个新的条款，那就是允许天主教在中国内地自由传播，实际上标志着康熙、雍正的传教禁令。

此后，清朝又相继和比利时、瑞典、挪威等国签订了一批条约，他们都仗着清朝对世界格局不了解，狐假虎威，使得中国的领土主权、关税主权、司法主权、领海主权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由于清朝缺乏国际法概念，因此在签订这些条款也只是想当做权益之际，道光皇帝将《南京条约》束之高阁，存放于两广总督衙门，并未下令地方官员执行。英国则通过报刊等大力宣传条约内容，并多次要求两广总督履行条约内容，两广总督也以各种理由推脱。鸦片战争似乎就是在一片死水中投下一块石头，水花四溅，当石头沉没，一切又似乎归于平静。

清朝又将《南京条约》等视为“万年公约”，认为签订后就没事了，这是缺乏危机感的体现。清朝尚未认清形势，认为自己还是“天朝上国”，依然将英法等称之为“蛮夷”。当英国提出在北京驻扎大使的要求时，清朝予以拒绝；当英法提出了修订条约的时候，清朝也予以拒绝。这又给第二次鸦片战争埋下了伏笔。

鸦片战争后的诸多条约签订，都体现了清朝近代主权意识的薄弱，国际法思想的缺乏，这是传统观念的束缚，也是不思进取的体现。早在康熙时期，清朝就已经接触到了国际法，并且和俄国签订了《尼布楚条约》，保护了国家领土主权。而清朝的后期统治者却将领土和主权轻易让人，实在是令人愤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