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甫生活于唐帝国国力由盛而衰的转折期，他既经历过开元盛世，也经历过安史之乱的全过程。杜甫的思想情感与文学创作都与他的时代，特别是安史之乱前后二十馀年间的时代息息相关。

杜甫写的诗有哪些（杜甫写的诗有哪些一二三年级）

杜甫(712—770)，字子美，生于巩县(今河南巩义)。他成长在一个世代“奉儒守官”的家庭，十三世祖杜预是西晋名将兼学者，曾注《左传》。由于他是京兆(长安)杜陵人，故杜甫常以此为郡望，自称“杜陵野老”“杜陵布衣”。他的祖父杜审言是初唐著名诗人，进士及第后曾分别于武后、中宗朝任著作佐郎、修文馆直学士等职。父亲杜闲，曾为兖州司马、奉天县令。对此官宦世家、书香门第，杜甫常引以为自豪，说“自先君恕、预以降，奉儒守官，未坠素业”(《进雕赋表》)。其中“未坠素业”还包括了读书作诗这一传统，杜甫曾说“吾祖诗冠古”(《赠蜀僧闾丘师兄》)，又嘱咐儿子曰“诗是吾家事”(《宗武生日》)。杜甫终其一生把“奉儒”和写诗当作自己所追求的事业，是具有家世渊源的。

在家族传统的影响之下，杜甫将仕途事业的辉煌和诗名的不朽视作人生目标，并形成了忠君恋阙、仁民爱物的思想。

杜甫的诗歌创作历程与其人生经历紧密相连，随着个人经历和社会环境的变化，其诗歌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风貌。纵观其一生，可分为四个阶段。

1.第一阶段，读书壮游时期(35岁前)。

杜甫早慧，其《壮游》诗追忆道：“七龄思即壮，开口咏凤凰。九龄书大字，有作成一囊。”十四五岁便与文坛前辈相交，并受夸奖：“往昔十四五，出游翰墨场。斯文崔魏徒，以我似班扬。”这都为他日后的诗歌创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杜甫的青年时期曾有过一段南北漫游、裘马轻狂的生活。他二十岁南下吴越，二十四岁北归洛阳，举进士考试不第。次年东游齐赵，三十岁回到洛阳，在偃师成婚。三十三岁在洛阳结识被“赐金放还”的李白，相邀同游梁宋，遇高适，三人酣饮纵游，慷慨怀古。后高适南游，李白、杜甫则再游齐赵，寻幽探胜，饮酒论诗，过了一段“放荡齐赵间，裘马颇清狂。春歌丛台上，冬猎青丘旁”(《壮游》)的豪放快意生活。

这次壮游使杜甫结交了不少文学造诣深厚的朋友，也使他的诗歌创作充满蓬勃向上的朝气，为他诗歌创作的成熟奠定了基础。

2.第二阶段，困守长安时期(35岁至44岁)。

天宝五载(746)，杜甫怀着“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政治理想来到长安，自谓立登要路，但残酷的现实很快击破了他的幻想。到京后的第二年他参加制科考试，但由于权柄在握的李林甫从中作梗，故未能及第。大约在杜甫入长安不久，父亲去世了，他的生活变得艰难起来。为了生存和求官，杜甫奔走权门，作诗投赠，希望得到引荐，但均无结果。他又向玄宗进献《三大礼赋》《封西岳赋》等，亦收效甚微，直到天宝十四载十月才获得右卫率府胄曹参军这一正八品下的微职。

困守长安的十年，杜甫生活拮据，常过着“卖药都市，寄食友朋”(《献三大礼赋表》)的生活，这种“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的辛酸屈辱与“立登要路津”的雄心形成鲜明对比。贫困的生活体验使诗人的性格逐渐由轻狂转为深沉。

这一时期杜甫共有诗作一百馀首，其中《兵车行》《丽人行》《前出塞》等从多方面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夕唐代社会的矛盾，而《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既是对自己十年长安生活的总结，也展示了唐代盛世结束、危机四伏的社会图景。

这些作品标志着杜甫作为一个忧国忧民诗人的成熟，奠定了他客观写实的创作方向和沉郁苍凉的诗歌风格。

3.第三阶段，为官、流亡时期(45岁至48岁)。

天宝十四载(755)十月，杜甫离开长安赴奉先。

十一月，安史之乱爆发，次年六月，长安沦陷，杜甫携带家小由奉先逃至白水，后再逃至鄜州。七月，李亨于灵武即位，杜甫遂只身赴灵武。途中为叛军所获，他亲眼目睹了叛军烧杀劫掠的惨景，写下了《春望》《哀江头》等诗。至德二年(757)四月，杜甫逃出长安，到达肃宗行在凤翔。“麻鞋见天子，衣袖露两肘”(《述怀》)就是他历尽艰险困苦来到朝廷的真实写照。肃宗为褒奖他的忠心，授予他左拾遗一职。这是杜甫仅有的一次在中央任职的经历。不久因上疏救房琯而触怒肃宗，几乎定罪。

八月，他离开凤翔往鄜州看望妻子，写下了《羌村三首》和《北征》，记录下了沿途的所见所感。该年秋冬，官军收复两京，杜甫也自鄜州回京。次年六月，终因房琯事被贬华州司功参军。乾元二年(759)春，杜甫往河南老家探亲，据途中所见写下了“三吏”“三别”两组诗篇。是年秋，杜甫弃官携家至秦州，十月迁同谷，十二月往成都投靠故交。

这一时期国家处于剧烈的震荡中，王朝倾危，而杜甫本人生活也充满危险和艰难。他的诗歌创作，因为受到血与泪的滋养，达到了巅峰状态。他在作品中更加客观地记叙时代的真实。强烈的政治性和炽热的忧国忧民感情，是该时期作品的突出特色，许多叙事性诗作更是思想性与艺术性的完美结合，代表了杜甫诗歌写实艺术的独特成就。

4.第四阶段，漂泊西南时期(49岁至去世)。

乾元二年，杜甫到达成都。次年春，在友朋帮助下，他在成都西郊浣花溪畔建了一座草堂，漂泊多年后终于有了安身之所。代宗宝应二年(762)，在故交严武帮助下，杜甫对草堂加以扩建。七月，严武回朝，成都大乱，杜甫避乱梓州。广德二年(764)，严武再回成都，向朝廷举荐杜甫为检校工部员外郎。

寓蜀期间，杜甫大部分时间闲居草堂，生活安逸，当时所写吟咏草堂周围自然景物的诗篇，也显出清新淡雅的韵致。

永泰元年(765)，严武去世，杜甫在成都生活失去凭依，遂乘舟东下，欲出川归乡(或谓严武离世前不久，杜甫因所任工部员外郎之职由虚衔转为实授，而离蜀赴长安)。但因疾病与战乱，他先居留云安，后又辗转夔州，前后近两年。

这一时期是杜甫创作上的丰收期，有诗四百三十多首，内容从国家大事、朋友往来到个人身世都有涉及。在诗歌技巧上，他对诗歌格律、形式等写作技巧也有更深入的探讨，“晚节渐于诗律细”(《遣闷戏呈路十九曹长》)，对七言律诗用力甚勤，创作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大历三年(768)正月，杜甫至江陵，因兵乱受阻，后改道至公安，年底漂泊至岳阳。大历四年正月诗人来到潭州，后又到衡州。大历五年四月，潭州兵乱，杜甫继续南逃。“五十白头翁，南北逃世难。疏布缠枯骨，奔走苦不暖。”(《逃难》)是年冬，五十九岁的诗人客死旅舟。杜甫暮年穷困潦倒，疾病缠身，十分凄凉，但在临终前他仍写下“战血流依旧，军声动至今”(《风疾舟中伏枕书怀三十六韵》)的诗句，至死也没有忘记多灾的国家和受难的人民。

“漂泊西南天地间”(《咏怀古迹》五首之一)的十一年，是杜甫诗歌创作的重要时期，留下千馀首作品，占《杜工部集》存诗总数的三分之二。其中《闻官军收河南河北》《登高》《秋兴》《诸将》《咏怀古迹》《旅夜书怀》等都是这一时期的优秀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