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历史长河中，“夷”字犹如“华”字一样重要，古代华夏民族的诸多活动都与“夷”密切相关，只要涉及对外军事与外交的历史记载，几乎都会出现“夷”字，甚至“华夷之辨”一直成为古代主流思想，对华夏文明的形成发展影响深远。

许慎简介说文解字（许慎简介漯河）

既然夷字如此重要，那么就有必要追溯夷字的本义。更为重要的是，艺术源于生活，每一个汉字的最初字形代表了当时社会的普遍共识，因此解读出夷字本义，也有助于揭开一段又一段上古历史真相，对于夏商周断代工程大有裨益。

殷墟甲骨文出土后，学者们发现古人解读错误，商朝夷字的字形根本不是“大弓为夷”，自然其本义解读也南辕北辙。

根据文献记载，东汉许慎《说文解字》：“夷，从大从弓，东方之人也。”清朝朱骏声《说文解字通训定声》：“东方夷人好战好猎，故字从大持弓，会意。大，人也。”也就是说，夷字本义是持弓之人。

然而，考古发现中国最早的弓箭可以上溯到距今28000年前，在距今5000年时弓箭使用范围极广。1963年，山西峙峪遗址发现二万八千年前旧石器时代的燧石镞头，用很薄的长形石片制成，尖锐周正，已具备镞头的形式。1962年，南京博物院在苏鲁交界处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了距今5000余年的大墩子遗址，第316号墓的墓主左股骨上有一枚折断的骨镞嵌入，深达27毫米，由此可见当时的弓箭杀伤力之强，足以穿透肌肉射进人骨。

于是，这里就出现了一个矛盾之处：持弓好战好猎的民族很多，东夷应该只是其中之一，为何偏偏东夷人才能称之为“大弓为夷”？按照“大弓为夷”的字形，很多民族都可以被称之为“夷”，甚至包括殷商。因此，古代文献中的“大弓为夷”值得商榷。

殷墟甲骨文出土之后，为研究早期文字提供了第一手资料，具有不可估量的价值。尤其是不少文字的出现，让人眼前一亮，立即就推翻了文献记载，夷字就是其中之一。

甲骨文中的“夷”字（见下图），是由弓和矢组成，或者说是弓与箭合一，即“弓矢为夷”。王献唐《炎黄氏族文化考》认为：“夷人善治弓矢戈矛，或以技能取义作弟为夷。”

由于矢与人有些类似，周朝之后逐渐演化，最后“矢”变成了“大”，于是成了“大弓为夷”。因此，近代学者陈梦家指出“大则矢之讹变也”，《说文解字》“从大从弓”应当改为“从矢从弓”，甲骨文中的弓矢为夷才是本意。

也就是说，夷的本义应该是善于制作弓箭，或多以弓箭为武器的东方部落。与“大弓为夷”的指代不明相比，“弓矢为夷”就显得更为具体，也更符合造字逻辑。

另外，或许是因为“弓矢为夷”，代表了强大的战斗力，因此夷也引出了讨伐、平定之意。《说文解字》中又说：“夷，平也。”《逸周书·明堂》记载：“是以周公相武王伐纣，夷定天下。”因此周公旦辅佐周武王讨伐商纣王，平定天下。

学者研究发现，甲骨文中的“夷”字常被写为“人”，应为“夷方”却写成了“人方”。于省吾在《释人尸仁【尸二】夷”》一文中认为“人夷一字，最初之人即夷，夷即人”，卜辞中“人方”即“尸方”、“夷方”，夷、人、仁、尸诸字相通。其中，甲骨文中是否有“仁”，学者说法不一。

甲骨文中的“人”字，是以人为牲的通称，身份不高，多为平民和奴隶之属，属于社会的底层，与今天的人差别很大。简单地说，商朝贵族统治者不是“人”，被统治的对象才是“人”。

关于“人”与“夷”的关系，《春秋》中有所表述：人就是夷，都是古之贱称，随着时代的发展，到了春秋时期，被征服之夷在服役且同化后称之为“人”，未被征服的外族为夷。

甲骨文中的“尸”字，形像弯腿的人形，容庚《金文编》中解释：“象屈膝之形，意东方之人其状如此，后假夷为尸而尸之意晦，祭祀之尸其陈之而祭，有似于尸，故亦以尸名之。”

问题来了，夷、人、尸通用，说明商朝统治者眼里的“夷”属于社会底层，夷字是一个贬义词，但通过夷字早期字形来看，应该不是贬义词，因为甲骨文中的“鬼”、“丑”等字，都有不雅的动作，而“弓矢为夷”只是客观描述。没有贬义的字形，却有贬低的意思，怎么看都有些拧巴，为何如此？

笔者认为，这一点恰恰说明“夷”字可能不是商朝人所造：一，或是东夷人自造，如今在山东考古发现比甲骨文还早的骨刻文，说明山东应该存在过一个辉煌的上古王国，以自己善于弓箭的特征造出部落之名，含有炫耀之意，商人以此称呼这个王国；二，或是夏人所造，商朝将之继承，商人所造的敌对部落的“羌”字，起初字型上还多了一些绳索之类的东西，代表属于羌人战俘，后来去掉绳索，将羌人看成一个国家或对手，因此如果商人造出了东夷之夷，应该也会在夷字上做一些特别的文章。

最后，由夷字可见，每一个汉字的背后，都有一段沉甸甸的历史，每一笔一划的背后，都有一些特有的社会风貌，因此当我们解读出每一个汉字的起源与本义，对中华民族的文明史必能有一个全新的认知。

参考资料：《甲文编》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