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毛主席两次访问苏联。第一次是在1949年，他与斯大林签署了《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访问取得了丰硕成果。第二次是在1957年，毛主席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此时斯大林已经去世，新中国也已经成立8年，国内的各项经济建设取得了很大进步。当时到莫斯科参加庆祝大会的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领袖多达68个，其中有12个是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但赫鲁晓夫等苏联领导人还是给了毛主席最高的礼遇：

波匈事件简介（波匈事件导致中苏交恶）

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去苏联是自己乘坐交通工具去的，只有毛主席是苏联专门派飞机来接的；所有其他国家的领导人都被安排居住在莫斯科的宾馆里，只有毛主席被单独安排在克里姆林宫叶卡捷琳娜的皇宫寝室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发表讲话都要事先把文稿交到大会主席团去，只有毛主席可以不用讲稿，即席发言；所有的演讲者都要站到主席台前的讲台上去讲话，只有毛主席可以坐着讲话。

毛主席这次访问之所以受到最高礼遇，一方面在于毛主席在世界上的巨大威望。新中国的成立开辟了中国历史的新纪元，彻底结束了100多年来被列强压迫、奴役的历史，中国人民从此站立起来，成为自己当家作主的国家；从国际上来说，新中国壮大了世界和平、民主和社会主义的力量，极大鼓舞了世界被压迫人民追求解放的斗争。尤其是抗美援朝战争胜利后，更让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得到极大提升，这所有成绩的取得都离不开毛主席的英明领导。

从苏联方面来说，赫鲁晓夫虽然成为苏联领导人，但他与毛主席相比资历很浅，没有毛主席这样领导革命的丰富经验，也没有多少军事才能，因此他也需要得到毛主席的支持。

基于这些原因，毛主席率领的中国代表团不仅获得苏联方面的最高礼遇，也得到各国共产党人的极大重视。颇有意思的是，毛主席还在这次访问中遇到一个很“棘手”的问题：

各国共产党向毛主席提出让中国成为世界社会主义国家的“首领”，从而成为世界各国共产党会议的召集人。

但毛主席拒绝了。

这是为什么呢？

1953年，赫鲁晓夫成为苏联领导人后，他出现的两个失误让苏联处于被动的境地。第一个就是他对斯大林历史地位的评价采取了一种错误的态度。他通过这样一种方式取得了个人在领导权上的成功，但也让他陷入严重的困境中，当时大多数苏联领导人都对赫鲁晓夫的做法表示不满，认为他对斯大林的评价会对苏联国内以及国外产生不良影响。事实正是如此，在赫鲁晓夫发表报告不长时间，他不得不再次通过一份决议，要求限制对斯大林历史错误评价的议论。

但是，世界上没有不透风的墙，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早就传到了国外，在欧洲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引起混乱，波兰、匈牙利等国都发生了反对苏联的事件。这让赫鲁晓夫犯了第二个错误，苏联用武力进行干涉。虽然事件最终得到平息，但世界上各个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行为却产生了怀疑。事实证明，赫鲁晓夫一再批评斯大林历史上的错误，但他领导下的苏联还是奉行“大国沙文主义”那一套，这让各国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中的威信迅速下降，多元化趋向更加明显。

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毛主席是感到不满意的。在他看来，斯大林有错误，尤其是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斯大林给中国出了一些错误的意见，使中国革命遭受过损失，毛主席也不止一次地表达过这样的意见：他不喜欢看斯大林的书，他更喜欢看列宁的书。但不容置疑的是，斯大林在世界社会主义革命方面做出的贡献不可磨灭。因此，毛主席给斯大林一个客观的评价，认为他的成绩是最重要的，不能因为他在历史上的错误，把他的功绩抹杀，很显然，赫鲁晓夫对斯大林的评价“太情绪化”。毛主席通过外交渠道向苏联方面表示了中方的意见。

赫鲁晓夫很重视中国方面的意见，毕竟他的情绪化表达，引起的不良后果他已经感受到。他做了很多补救措施，在与中国驻俄罗斯大使刘晓会谈时，他改变了以前的论调，转而支持中国的看法，认为斯大林是一个“忠于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他正确领导了对敌对势力的斗争。

1956年的冬天，赫鲁晓夫通过外交途径向毛主席转达苏联方面的意见：希望中国派遣高级领导人访问波兰和匈牙利。此时“波匈事件”刚刚平定下来，苏联在这次事件中扮演的不光彩角色，已经让苏联的威信大大降低，赫鲁晓夫的这个举动，也是希望能够借助中国的力量，挽回他在“波匈事件”中造成的不良影响，也希望借助中国的外交努力，来提升苏联的地位。

对于赫鲁晓夫的这个要求，毛主席给予了一定程度的支持，由中国出面调停苏联与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矛盾，不仅有助于波兰和匈牙利两国社会主义的领导，也有助于加强世界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这也是中国人自古以来的思维方式，我们是劝和不劝打，团结总比闹矛盾要好。

周总理承担了这次访问任务，毛主席明确向周总理提出，要当着赫鲁晓夫的面，批评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情绪化的评价，以及苏联武装干涉波兰等国的内政，这是赫鲁晓夫的错误，他应该承担责任！

事实正像毛主席安排的那样，周总理在会见赫鲁晓夫时这样做了，以至于后来赫鲁晓夫回忆说：周恩来当时是到莫斯科给他们“上大课”来了！说实话，这对当惯了“老大哥”，习惯于对别国发号施令、唯我独尊的苏联领导们来说，心里是很不舒服的。对于周总理的批评，当时的一位苏联领导听不下去，想走开表示不满，赫鲁晓夫狠狠瞪了她一眼，硬是迫使她坐下来听周总理的批评。赫鲁晓夫做了一般的辩解，但没有表现出他的坏脾气。

对于赫鲁晓夫能否听进中国的意见，毛主席心里是有数的。当周总理向毛主席汇报时，毛主席说：“把我们的想法告诉他们，听不进去就算了，不要再谈了。”毕竟说不说在我们，听不听在他们。

正是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当1957年苏联十月革命四十周年庆典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召开前夕，赫鲁晓夫做出了一番积极的姿态，在某种程度上听取了中国方面的批评意见，甚至在有关苏联国内的某些事件发生时，赫鲁晓夫也派遣米高扬到中国来解释，其一个主要目的，就是为了毛主席能够如期前往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庆祝活动和各国工人阶级代表大会，这对于提高赫鲁晓夫在苏联的威信，提高苏联在社会主义国家的威信，具有重要意义。

因此，当毛主席决定率领中国代表团访问苏联时，赫鲁晓夫对毛主席的这次访问格外重视。

他早早做好了安排。

1957年11月2日，前来接毛主席的苏联图·104专机已经来到北京南苑机场。机舱里清洁舒适，有办公桌椅也有休息的地方。机组人员都是一流的，他（她）们纷纷包围了毛主席，争相与毛主席握手，表达自己的崇敬热爱之情。直到苏联驻华大使尤金走过来，才为毛主席解了围。

莫斯科时间下午3点左右，图·104专机经过10几个小时的飞行，徐徐降落在伏努科沃机场。

舷梯下已经铺好了红地毯。

当毛主席高大的身影出现在舱门口时，机场上立刻响起了一片掌声，赫鲁晓夫等苏联党政军领导人正在热烈地鼓掌。

越南的胡志明主席已经提前来了，也跟随赫鲁晓夫一同来迎接毛主席。

赫鲁晓夫对毛主席和中国代表团表示热烈的欢迎。

随即是检阅三军仪仗队。

毛主席面对苏联仪仗队的陆海空三军，用高昂的湖南口音大声问候：“同志们好！”

仪仗队发出三声欢呼：“乌拉，乌拉，乌拉——”

检阅仪式完毕，赫鲁晓夫陪同毛主席上了第一辆吉斯车。

毛主席在车上问道：“参加会议的人都到齐了吗？他们住在哪里？”

赫鲁晓夫说：“安排在市郊别墅了，我们只把您安排在克里姆林宫里，驻地离会议厅很近，有一条走廊与会议大厅相连，很方便。”

在前往莫斯科市中心的路上，毛主席注视着窗外，点点头说：“看清楚了，比我上一次来，这里的事情又有很大的进步，从人们的精神面貌上，他们生活地很愉快，人们的穿着也都不错。”

毛主席抵达克里姆林宫住处后，赫鲁晓夫和西罗希洛夫等苏联领导人陪同毛主席看了住处一遍，赫鲁晓夫便扯扯西罗希洛夫的衣袖说：“我们该告辞了，该请毛主席和亲爱的中国同志们休息了。”

随即苏联领导人纷纷起立，与毛主席握手道别。赫鲁晓夫再次向毛主席说道：“亲爱的毛主席同志，顺便告诉您一声，您将住在沙皇的寝宫里，我们为您选择了最好的房间，表示我们对您的一番心意。”

当赫鲁晓夫离开后，还发生了一个插曲，毛主席的房间非常方便，但他住不惯这样豪华的房间，便走到楼下卫士李银桥等人住的房间，要求与李银桥等人的房间对换，他下来住，卫士们上去住，卫士们忙说:“这可不行。”最后是杨尚昆出面，毛主席才没有坚持自己的主张。

无论怎样，苏联这次为接待毛主席访问做足了功夫，在各方面都充分体现了对毛主席的崇敬与礼遇。

十月革命庆典和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大会如期举行。

毛主席参加了很多场活动。

在苏联最高苏维埃庆祝十月革命四十周年会议上发表讲话，在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发表讲话，广泛接触各国共产党人。除了经常与赫鲁晓夫交换意见外，他与波兰共产党领导人会谈了3次，与英国、印度、法国、意大利、瑞典、南斯拉夫等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进行了深入会谈。

正是在这次大会期间，各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一个以谁“为首”的问题。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情绪化的评价，以及苏联在波兰、匈牙利事件中的表现，已经让很多社会主义国家对苏联的好感度降低，因此在世界社会主义阵营中需要明确一个以谁为“首领”的问题。

当时意大利共产党领导首先提出了这个问题，随后亚洲很多社会主义国家提出了以中国为“首领”的意见。这其实都反应出，以赫鲁晓夫为代表的苏联已经面临很大的号召阻力。甚至在会议期间，连赫鲁晓夫也提出来，应该以苏联和中国轮流担任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会议的召集人。

换言之，正是因为苏联的威信降低，中国的威信上升，才出现了世界社会主义国家要求以中国“为首”的提议。

然而，这让毛主席感到为难。

与西方资本主义阵营相比，社会主义阵营也需要一个“领头者”。当苏联的所作所为不受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欢迎时，那么，由中国做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为首”者无疑是最合适的。

但是毛主席拒绝了。

抵达莫斯科后，毛主席与波兰等国家的领导人会谈时，明确指出中国不能“为首”的原因：中国的树矮，苏联的树高。中国从人口上来说是个大国，但是从经济上来说是个小国。1957年11月14日，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大会上，毛主席第一次发言就说明了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国际社会主义革命和苏联息息相关，十月革命毕竟是从俄罗斯开始的，况且当时共产国际也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作为一个“集体”，苏联更有资格做“带头人”。因此毛主席认为，还是应该以苏联为“班长”。

当时各个社会主义国家所说的“为首”，就是“会议召集人”的意思。毛主席也多次强调，这个“召集人”是没有权力指挥各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只是起到一个领头作用，会议召集起来，“召集人”也就没有太大作用了。当然，中国不当“班长”，不等于不能当“指导员”，中国还是可以起到“指导员”的作用发挥影响。

铁一般的事实早就证明了这一点，抗美援朝时苏联是社会主义“老大哥”，但投入兵力与美帝国主义作战的是中国，“老大哥”只是躲在幕后提供了一点援助。因此从某种程度上来说，以谁“为首”并没有太大意义，毛主席很清楚这一点。

有一个当社会主义“大哥”的机会，毛主席明确表示拒绝，他的拒绝表明伟人的深谋远虑和高超智慧。

“实事求是”是毛主席始终坚持的一个原则。他的著作里有很多这方面精辟的论述：“‘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事情该怎样就是怎样，只有调查清楚了事实，我们才能做出准确的判断。

在谈到中国不能“为首”的理由时，毛主席从经济方面做了说明，那时候中国产的钢铁比比利时还少，只有500万吨，和波兰是一样的，而苏联的钢铁产量是5000万吨。那时候苏联已经发射了人造卫星，但中国还没有发射人造卫星。因此在工业和科技方面，中国还落后很多国家。

“实力决定领导原则”，毛主席很清楚这一点，因此从实事求是的角度出发，中国不能“为首”。

“为首”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虚名。真正对世界社会主义建设做出多大贡献，不在于虚名，而在于实实在在的指导和帮助。这一点集中体现在中国的具体行动中，无论是抗美援朝、抗美援越，支援南斯拉夫、坦桑尼亚等国的建设，中国都给予了巨大的物质援助和精神援助。因此，为不为首的意义并不大，就算中国不“为首”，也照样提供帮助和指导作用，达到目的才是主要的。

与俄罗斯或者西方很多国家相比，具有上下5000年历史的中国人，自古以来就形成了独具特色的东方思维和东方智慧。其一个很大的特点就是含蓄。中国人无论在语言还是在行动上都力求表现出含蓄、不张扬，中国的古老智慧经常让我们处于第二、第三，甚至处于幕后的位置，我们躲在“老大”背后“闷声发展”，让“老大”在前面“蹚雷”，这才是最高明的。

这也是当年赫鲁晓夫做错了事，而毛主席仍旧扶助赫鲁晓夫，说服其他国家以苏联“为首”的高超智慧。

中国的发展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需要长期的历史进程。就像新中国成立后毛主席说的那样：“这只是万里长征开始了第一步。”在关于如何建设社会主义时，毛主席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的两个阶段，认为：“社会主义这个阶段，又可能分为两个阶段，第一个阶段是不发达的社会主义，第二个阶段是比较发达的社会主义。”由“不发达”到“比较发达”，再到“非常发达”、“高度发达”，这是一个不断发展的过程，并最终由社会主义阶段进入共产主义阶段。

毛主席不提倡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中“为首”，也在于伟人看到社会发展是无止境的，这就需要从一个长远角度来对发展进行深远谋划，需要一代人接一代人的不断努力，正是建立在这样的理论基础上，邓小平提出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理论：“社会主义本身是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而我们中国又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就是不发达的阶段。一切都要从这个实际出发，根据这个实际来制订规划。”“我们干的是社会主义事业，最终目的是实现共产主义。”

因此，在伟人深谋远虑的设想中，发展是第一位的，“为首”或者不“为首”对我们来说意义不大。

总结

毛主席一生两次出国，两次都是访问苏联，第一次迎接毛主席的是斯大林，第二次迎接毛主席的是赫鲁晓夫，两次访问都在历史上产生了重要影响。第一次访问时新中国才成立不久，百废待兴，但中国革命的胜利已经在世界上产生了巨大影响，斯大林对中国的胜利给予高度评价；第二次访问时，中国的经济已经有了很大发展，并且取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世界无不惊讶于中国的崛起。但毛主席还是认为，中国没有“为首”的资本，当务之急是发展。

毛主席的深谋远虑和高超智慧，为中国的快速发展、不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和实践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