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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读藏之间#买到1894年初版的那本英文版《伊索寓言》和林译本《希腊名士伊索寓言》后，我开始关注《伊索寓言》中文版的发展历史。 查文献得知，《伊索寓言》在中国的译介最早可以追溯到明朝末年。最初时，来华传教士在其宗教作品中译介了几则伊索寓言，并没有编译成独立的汉译本。这些出现在宗教作品中的伊索寓言，被用来论证作者的言辞观点，并非是向中国人介绍古希腊文化。比如，利玛窦的《畸人十篇》和庞迪我的《七克》中都曾出现过几则汉译伊索寓言。

伊索简介（伊索简介及作品介绍）

后期出现了第一个《伊索寓言》汉译本《况义》。《况义》由法国耶稣会士金尼阁口授、中国天主教徒张赓笔传而成，于1625年出版于西安。这是中国第一部专门译介《伊索寓言》的文集，但由于当时流通较少，至今未找到该书的原刊本。 戈宝权先生曾追寻过《况义》的刻本，发现法国国家图书馆藏有《况义》的两种手抄本，其外文译名是“Hoang-i”，正文有22则伊索寓言，其中一种手抄本后面，还附有补录的16则寓言。此外，北京大学向达教授在给戈宝权先生的回信中提到，牛津大学图书馆藏伟烈亚力藏书中也有一部《况义》的抄本，是上海天主教徒姚老楞佐所抄，其内容与前两种抄本大体一致。目前世界上发现的《况义》手抄本仅有此三种，弥足珍贵。 《况义》正文收录伊索寓言22则，后又补录16则，所以共38则。但这种说法也并不严谨，因为在补录的寓言中，前两则《罴说》和《蝜蝂传》并不是出自伊索寓言，而是出自我国唐代文学家柳宗元之手。有人推测，后16则寓言很有可能并非是由金尼阁选译，而是后人添加的，也有可能是张赓一人补录，《罴说》和《蝜蝂传》的出现更加说明该16则寓言可能出自中国文人之手。 进入近代以后，《伊索寓言》在我国的译介有了很大进展，出现了多个汉译本。收录寓言的数量也大大增多，体现了《伊索寓言》汉译规模的扩大。20世纪初，还出现了第一部由国人译介的汉译本（即林译本），一改之前译者尽是外国人的景况。译介目的也不再仅限于为传教服务，而是开始注重《伊索寓言》的启蒙意义。 《意拾蒙引》大约是中国第一种《伊索寓言》的中英对照本，或许还可以算作中国最早的拼音读物之一。1840年，蒙昧先生（MunMooySeen-Shang）和懒惰生（Sloth）合作完成了《意拾喻言》（也被称作《意识蒙引》）。“意拾”即“Aesop”的汉译名字。懒惰生的真实姓名是RobertThom，即罗伯聃，是《意拾喻言》的口述者和编纂者。蒙昧先生是罗伯聃的中文老师，也是该书的中文撰者。 据鲍延毅1997年发表于《枣庄师专学报》的论文说：“1840年版的《意拾喻言》全世界仅存三本，英、日、香港各拥其一；此次国内所发现的，是世界仅存的第四本。”后来，有人在网上发表文章说，在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找到了第五个存本。 罗伯聃明确交代过，他编译此书的目的，是帮助外国人学习汉语。他认为学习汉语，不仅仅是认字，更是要让他们掌握“词章句读”、领略汉语遣字造句的要领。所以他要从寓言故事入手，用活泼生动的故事展现汉语的博大精深，寓教于乐。 这位罗伯聃曾被任命为英国驻宁波的第一任领事。工作中的劳心劳力，使罗伯聃的健康每况愈下，最终于1846年逝世于宁波任上。除《意拾喻言》外，他还著有《汉英字汇》和《汉英会话》等书，均与汉语教学有关。 《意拾喻言》之所以在国内孤本难寻，一方面是因为其受众范围小，主要读者是学习汉语的外国人；另一方面是因其发行不久后就遭到了清政府的查禁。至于查禁原因，并没有明确的官方记录或解释。据推测，《意拾寓言》被禁是因为清朝官员认为该书毫无顾忌地评说他们的恶行，加之罗伯聃曾多次运用书中寓言与政府官员进行辩论，使他们哑口无言。书中的言辞和罗伯聃的行为触动了这些官员，让他们不得不采取措施来禁止该书在民间的流传。 继第一部英汉对照译本《意拾喻言》之后，我国也出现了第一部由中国人独立编纂的汉译本《海国妙喻》，但这并不是新译本，而是编者张赤山将收集而来的汉译伊索寓言汇集成书，再出版发行的。 《海国妙喻》刊于1888年（光绪十四年），由天津时报馆代印，全书共收录寓言70则，由张赤山汇编成书。据推测，张赤山借寓言劝世，一方面出自其文人的担当，另一方面可能是对天津教案这一事件的深思，这场浩劫让他深刻意识到社会的复杂，因此他想借书中之义抒发情怀，“欲人改过而迁善”，“欲世返璞而还真”。1898年，裘毓芳还在自创的《无锡白话报》上连载过其白话文版。 我正哀叹早期译本难得时，却发现：2014年，上海大学出版社以近代名译丛刊之一，出版了《伊索寓言古译四种合刊》，一举收入况义意拾喻言海国妙喻伊索寓言（林译）。 2011年，台湾学者顏瑞芳在五南图书出版股份有限公司出过一本《清代伊索寓言汉译三种》，整理收入了《意拾喻言》、《海国妙喻》及林译《伊索寓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