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论是向银行贷款还是想做生意，一旦查出我是‘老赖’，被拒之门外是家常便饭，‘脱帽’对我和我的家庭来说都至关重要。”天津市某区的林松因超生二孩，且无力在法定期限内履行缴纳社会抚养费的义务，四年前被法院纳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在天津市人民检察院开展的“社会抚养费强制执行”专项监督中，他被免征6万余元，四年的“老赖”帽子终于摘掉了。该案例入选最高检近日发布的第五批检察听证典型案例。（12月9日《中国新闻周刊》）

社会抚养费征收以来，一直饱受争议。这种争议随着2021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要求“取消社会抚养费，清理和废止相关处罚规定”而终止。尽管社会抚养费已被取消，但仍有一些遗留问题——比如部分人因为尚未缴清之前的社会抚养费，被列入失信被执行人名单，即“老赖”，至今面临贷款被拒绝、买不了高铁票等难题。天津检察机关积极介入监督，给部分社会抚养费“老赖”摘掉了帽子。

若在三年前，无论是征收社会抚养费，还是将拖欠社会抚养费的人列为“老赖”，虽有争议但有制度依据，可以理解。但2021年起，从权威政策到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均已取消社会抚养费，再将社会抚养费拖欠人列为“老赖”进行催收，坦率地说，这与政策、法律、人口形势等格格不入。所以，天津检察机关对此开展专项监督很有必要，这是保护当事人权益、适应新形势之举。不过，仅靠检察机关一个一个解决问题，效率比较慢，效果有限。

导致部分社会抚养费拖欠人至今仍戴“老赖”帽子的主要原因是，对“在执行中没有执行完毕的案件”的处理没有法律依据。《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和修订的人口与计划生育法删除了社会抚养费相关处罚规定，但没有对“已经进入执行程序尚未执行完毕的案件”该如何处理进行规定。而在具体的实践中，各地做法也不尽相同，各相关专业人士对此问题也看法不一。

有律师认为，进入执行程序的社会抚养费案件，依据“法不溯及既往”原则，法院是根据当时法律进行的执行决定，并没有错判。如若推翻会有损法律的权威性，对遵守国策和法律的人不公平，也会营造一种失信成本低的社会风气，令社会失序，有碍社会诚信体系建设。

有检察官则认为，进入强制执行程序的案子说明，相关人员曾经成为失信被执行人，被限制消费、财产控制甚至拘留，他们已经受到了法律的惩戒。此时终结强制措施，并不是完全的不公平。

另有法律界人士指出，法律或政策的实施会因为客观情形的变化而调整。为保证其连续性，在过渡期应依照从旧从轻原则和对当事人有利的原则，如果纠结于绝对公平，实际上它会带来新的不公平。“无论是审判实践还是国际上总结出来的一条基本经验就是不要‘翻旧账’。”

遗留问题的处理需要有统一的标准，无论执行与否、申请的主体是谁，既要有明确的政策导向性，也要有程序指引，否则会使得行政与司法部门疑窦丛生，各行其是，受影响的仍是普通百姓。

希望国家有关方面，尽快就社会抚养费“老赖”摘帽这个问题，出台统一政策，以利各地操作、执行。（冯海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