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当我坐在观鱼处琢磨《沧浪亭记》的这段版本异文的时候，一位老先生领着一群参加夏令营的小学生来到这里，饶有兴致地为他们讲解这篇文章。

苏州沧浪亭（苏州沧浪亭景点简介）

“余以罪废，无所归……”

“这就是说呢，苏舜卿被罢了官，没有地方可去了……”

“无所归”——当老先生照常例把开篇一句释作无处可去的时候，我隐隐觉得，这个世所公认的解释好像并不稳当：苏舜钦怎么会没有地方可去呢？

“进奏院狱”发生之后，苏舜钦虽然被朝廷革职，宣布永不叙用，但没有任何文献数据显示他曾遭到编管，换句话说苏舜钦的人身自由其实是不受限制的。

想想后来的苏轼，每逢仕途蹉跌之际，总要感叹“万里家在岷峨”，辞官还乡、归老蜀地的念头终始不忘。而苏舜钦本是开封人士，却偏要离乡别井，远涉江湖，旅居于吴中。他为什么不踏踏实实在家乡待着呢？这可是苏轼朝思暮想而终不可得的事儿呀！

事实上，苏舜钦迁居苏州的动机不光是今天的我们难以理解，就在事发的当时，苏舜钦的亲友们也看不懂他的决定。比如苏舜钦的内兄弟韩维就曾去信苏州，责备苏舜钦说：

兄弟在京，不以义相就，以尽友悌之道，独羁外数千里，自取愁苦。

——《答韩持国书》

把手足至亲统统撇下，一个人像条丧家狗似的跑到苏州去，这些烦恼统统都是你苏舜钦自找的！——可他为什么要自寻烦恼呢？难道是因为北宋京城的消费水平出了名的高，罢官之后，失了经济来源，苏舜钦在开封便待不下去了吗？

我们恐怕还不能轻率地做出这个论断。因为去往苏州之后，苏舜钦在城内的皋桥和苏家巷置了两处宅子，可他嫌这些地方“土居偏狭，不能出气”（《沧浪亭记》），于是又花了四万钱买下沧浪亭以为别业。

苏舜钦在写给韩维的书信中曾亲口承认“此虽与兄弟亲戚相违，而伏腊稍充足，居室稍宽，又无终日应接奔走之劳”（《答韩持国书》），吃穿用度都还宽余，“穷困潦倒”四个字无论如何是贴不到苏舜钦身上的。

那苏舜钦为什么来苏州？后来的南宋诗人陆游曾在《家世旧闻》中记述了祖父陆佃和神宗皇帝的一次谈话，其中提到过苏舜钦涉案的“进奏院狱”。陆佃说：

“昔苏舜钦监进奏院，以卖故纸钱置酒召客，坐自盗赃除名。当时言者固以为真犯赃矣，今孰不称其冤？”

——《家世旧闻》

苏舜钦当年犯下的这桩案子本质上是一桩经济案件。起因是逢到进奏院祀神的日子，苏舜钦循着旧例，将所拆奏封的废纸卖了，换来酒钱与同僚诗友招伎饮宴。结果遭到了严厉的参劾，以监守自盗的罪名，被“减死一等科断，使除名为民”（苏舜钦《与欧阳公书》）。

今天的人们普遍相信，这桩经济案件的背后涉及朝中复杂的党争和政治迫害。苏舜钦是含冤被谤，做了党争的替死鬼。所谓监守自盗云云，只不过是个幌子，真实的内情乃是反对“庆历新政”的保守派政客王拱辰之流为了阻挠新政措施的推行，打击主持新政的宰相杜衍和范仲淹等人，找准杜衍的女婿苏舜钦开刀，诬陷他有经济问题，借机好向杜衍身上泼脏水。

可陆佃的话显示，对这件案子的风评，当时与后世大不一样。后来人往往为苏舜钦鸣冤叫屈，可同时之人却多数相信苏舜钦的确是涉嫌经济犯罪的。关于这一点，苏舜钦周围诸多亲友的态度都可以作证。

案发之后，苏舜钦的好朋友蔡襄始终一言不发。耿介刚烈的欧阳修也借故托辞，以自己不在言职为由，刻意避免与本案有所瓜葛。甚至就连岳丈杜衍都不肯站出来为苏舜钦说一句话，以至于苏舜钦在写给欧阳修的书信中抱怨岳父“恐栗畏缩，自保其位，心知非是，不肯开言”（《与欧阳公书》）。

这些当朝君子、衮衮诸公不约而同地选择了缄默不言，绝非偶然。

虽说王拱辰等人在“进奏院狱”中参劾苏舜钦，不排除有藉此打击改革派的意图，但苏舜钦的所作所为也绝不是白璧无瑕。是他自己行为不检，授人以柄，而朝廷最终的处罚决定（即“除名勒停”）虽是除死罪之外最严厉的惩罚，但它毕竟没有超出大宋律法的量刑范围——监守自盗，照刑律是可以论死的。

设使苏舜钦是因为尽忠王事，因公被谤，欧阳修等人自然要站出来为他仗义执言。可现在他犯下的是监守自盗这等最为士大夫所不齿的罪行，似此私德有亏，让有心求情的人还怎么开口说话？

事情闹到这步田地，苏舜钦在开封的确是待不下去了。一方面，杜衍等人的沉默让苏舜钦强烈地感受到了亲友的“背叛”；另一方面，那些为他所邀，参与进奏院召伎饮宴的同僚诗友还有十多位受到牵连而遭贬谪。

这样两下夹击，苏舜钦恐怕颇有点儿“内疚神明、外惭清议”的窘迫。为了摆脱困境，他只好离开京城，远避吴中。但即便如此，监守自盗的罪名，苏舜钦是无论如何不能认下来的，那样一来，他将彻底身败名裂。

为了挽回自己的清誉，苏舜钦只好一再给亲友们去信鸣冤，辩称自己是因为朝中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而遭到了无辜的迫害：

始者，御史府与杜少师、范南阳有语言之隙，其势相轧，内不自平，遂煽造诡说，上惑天听。

——《上集贤文相书》

声称自己做了党争的牺牲品和殉道士，甚至筑亭苏州，勒名“沧浪”，隐然以遭受迫害，含冤放逐的屈原自比，苏舜钦的这些公关言论正是后世人们认定“进奏院狱”为冤案的源头。可是我们一旦轻信了这种经过人为改动的历史叙述，也就再没法探知苏舜钦远游吴中的真实动机了。

“古之才哲君子，有一失而至于死者多矣。”无论苏舜钦引导世人风评的努力是否成功，接下来的这个问题都是他必须要严肃对待，认真思考的：虽然在我们今天的印象里，苏舜钦是一个诗、文兼擅的大作家，但活过半生的他其实并没有想过靠着书立说，因言不朽。

他的志趣与抱负一直都是出将入相而非著作等身。可是朝廷在“进奏院狱”后给他的处罚是除名勒停，这意味着苏舜钦在政治上建功立业、垂于不朽的通道已经被彻底堵死。如果到这个时候，他还抱定从前的理想而不肯撒手，那最后的结局恐怕就只好效法屈原，沉江自尽了。

“余以罪废，无所归”——这个“归”并不仅仅是要寻找一个安身立命的处所，更是要在废毁往业之后寻觅新的人生目标和价值取向。

而最终的结果呢，至少在这篇《沧浪亭记》当中，苏舜钦宣称他成功了。他觉得自己已经从固执于仕途的泥淖中拔了出来，甚至还颇带着几分优越感地怜悯起过往那些至死不悟的才哲君子来——苏舜钦含糊其辞的反面典型中说不定还包括了自投汨罗的屈原呢——立功之想已成前尘往事，而另一个德行高妙的抱道君子却在《沧浪亭记》当中重生，恐怕这，才是苏舜钦敢于宣称“自用是以为胜焉”的真正原因吧。

—THEEND—

文字|晋公子

排版|奶油小肚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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