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起中国古代的盛世来，很多朋友会脱口而出：西汉文景之治，唐代贞观之治、开元盛世，清代康乾盛世。北宋仁宗的“嘉祐之治”，或许鲜为人知。著名史学大师陈寅恪先生最推崇宋朝，赞誉天水一朝为古代中国文化登峰造极之时代！近年来，学者们沿此逻辑，进一步细化，将宋仁宗时誉为“大宋巅峰”、“中古世界黄金时代”。然而，诡异的是，这样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盛世巅峰时代，为何宋代以后却湮没无闻呢？

宋仁宗

从总体上来看，宋仁宗时期，随着宋真宗时宋、辽“澶渊之盟”的缔结，宋、辽战争日渐平息，国家暂时处于相对和平稳定时期，因而，真宗、仁宗时期，经济、文化也日渐繁荣。但如果据此推断仁宗时期是所谓“天地一团和气、百姓安居乐业”的“黄金时代”，可谓大误。这一时期不仅不是什么美好时代，而是危机重重。

嘉佑二年（嘉佑二年进士榜）

欧阳修就直言不讳地指出：“夷狄外强，公私内困，盗贼并起，蝗旱相仍。”包拯也直言上奏：“诸路饥馑，万姓流离，府库空虚，财力匮乏，……夷狄盛强。”

虽然我们都知道，古代的谏官进谏时，措辞既要尽量切合事实，以免虚言恫吓君主之嫌，但又往往多激切，甚至难免夸大，几至有“语不惊人死不休”之弊。否则，进谏就难以上达天听。不过，欧阳修、包拯之言，恐非虚言恫吓之语。从史书有关记载来看，当时北宋三大危机确已日渐激化。

欧阳修

一是边境危机激化。辽虽与北宋缔结“澶渊之盟”，但辽对北宋的侵扰，始终没有停歇。党项族李元昊日渐桀骜，不臣之心日显，冲突屡屡爆发。北宋丧师失地，被动应付。北宋“积弱”之势日益恶化，宋仁宗难辞其咎。以至南宋史家吕中慨叹说：“元昊所以敢于凭陵者，人皆以为宝元、康定（宋仁宗年号）积弱之故。”

二是财政危机激化。当时经济虽繁荣富庶，但贪官污吏搜刮成风，底层民众生计贫困，朝廷财政困窘。仁宗没有彻底消除北宋“积贫”之弊，较以往反有恶化趋势。这也是后来宋神宗、王安石推行变法图富强的主要动因。

三是社会危机激化。由于贪官污吏横行，民生艰困，走投无路的民众不得不铤而走险，发动暴乱。据不完全统计，北宋民变、兵变有史可载者共计203起，仅仁宗一朝就有57起，是北宋九朝之最。

街市的繁荣掩盖了内在的虚弱

稳定、繁荣的表象下，掩盖的是严峻的边境、经济、社会危机。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宋仁宗，难道不知情吗？他当然是有清醒的了解的。因此，他才会听从欧阳修的进谏，拒绝阿谀奉承的地方官们进献所谓“祥瑞”的做法：“诏诸祥瑞不许进献。”尽管他很想在自己的尊号中加上“大仁至治”四字，并暗地授意宰相富弼领衔上奏。最初不知实情的知谏院范师道、知制诰刘敞等激烈反对，理由就是“今天下未可谓至治”。

但富弼这个“猪队友”竟想出用宋仁宗这座大神来压迫范师道、刘敞等屈服的馊主意。他故意做出很为难的表情对众臣说：“是上意欲尔，不可止也。”没想到刘敞不知实情还罢，知道实情后，不但没有屈服，反而连上三道密奏，痛陈危机重重的现状，誓死反对增“大仁至治”四字。宋仁宗也只好悻悻然地驳回富弼等人的奏议。直到宋仁宗死后，群臣为他拟定的谥号“体天法道极功全德神文圣武睿哲明孝皇帝”，虽不乏溢美阿谀之辞，但也没敢再提“至治”二字。

富弼

宋仁宗本人都不敢厚颜无耻地说自己治时是宋代“盛世”，为何宋仁宗死后，一直到南宋时，很多臣僚却不断对所谓“嘉祐之治”赞不绝口？许多臣僚，甚至有些是在宋仁宗生前曾激切批评过他的臣僚，为何也一改口风，将他与以往圣贤帝王相媲美？概括而言，主要是美化先帝、讽励时主及政争等现实需求所致。

古往今来，中国人讲究“死者为大”。除少数罪大恶极者，如秦桧、汪精卫之流，即便死后，也无法逃脱后人和历史的清算；大多数死者，还是得到了后人的谅解与尊重，甚至死者的一些缺点，也往往被有意无意地漠视、掩盖。苏辙在宋仁宗嘉祐六年（1061年）敢直言不讳地批评仁宗“无事则不忧，有事则大惧”、“好色于内”，但宋哲宗时，苏辙却赞誉宋仁宗生性宽厚、畏慎、恭俭仁恕、敦睦九族，以和万邦……类似赞语，不胜枚举。

苏辙（左）

当然，北宋中后期至南宋时出现的对宋仁宗的赞颂现象，并非单纯地出于对先帝的美化、赞誉，很多臣僚的赞誉，更主要的是着眼于现实政治的需要。例如，首先明确提出“嘉祐之治”的陈师锡，在元丰六年（1083年）任监察御史时，向宋神宗上奏，表面上赞誉宋仁宗“嘉祐之治”，实际上是试图劝神宗效法仁宗，回心转意，遵从祖制，放弃变法。

宋神宗死后，年仅10岁的宋哲宗即位，祖母高太后临朝听政。她重用司马光为首的旧党（保守派），将王安石为代表的新党（改革派）举措尽行废黜。旧党对此欢呼鼓舞，说“拯溺救焚，改弦易辙，天下凛凛庆历、嘉祐之治”。

宋神宗

高太后去世后，宋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尽黜旧党，史称“元祐更化”。不甘失败的旧党纷纷上奏，呼吁宋哲宗效法仁宗，重造“嘉祐之治”盛世。苏轼盼宋哲宗“追复仁宗圣政，慰答民心”；曾任宋哲宗侍读、侍讲的范祖禹也在元祐七年（1092年）奏上《上哲宗乞法仁宗五事》，他或认为言犹未尽，于是又在元祐八年编纂、进呈《仁皇训典》。

元符三年（1100年）五月，宋徽宗即位初，陈师锡就急忙奏上《上徽宗论任贤去邪在于果断》，提醒徽宗“庆历、嘉祐之治为本朝甚盛之时，远过汉、唐，几有三代之风。”建议他效法仁宗，重造太平盛世。仁宗及其庆历、嘉祐之治，就这样被旧党出于政争的需要，而塑造为仁君盛世，抗衡新党。

宋徽宗

靖康之变，北宋覆灭。赵构南渡，重建宋朝。效法仁宗虽仍是旧党们的招牌，但也被赋予了新的时代涵义。亡国之痛，迫使君臣以效法仁宗“嘉祐之治”为复国治政之要务。宋高宗曾声称，在他心目中，仁宗就是尧、舜、文、武一般的高峰，决意效法仁宗。赵鼎、秦桧也认为：效法仁宗，是“中兴之基本”、“国家之福”。自此，南宋历代君臣，多将仁宗嘉祐之治奉为施政治国的礼理想标杆，赞美仁宗成为时尚。

宋高宗

虽然早在北宋后期，时人就屡将“嘉祐之治”与“文景之治”“贞观之治”相提并论，然而，仁宗时期危机重重，实在难称治世。更重要的是，自宋神宗任用王安石变法起，效法仁宗、重造“庆历、嘉祐之治”，就成为旧党抵制变法的招牌。宋哲宗亲政初、宋徽宗即位初，旧党们皆一次次挥舞此招牌，在政坛上兴风作浪。北宋覆灭，南宋建国，效法仁宗、重造“庆历、嘉祐之治”被赋予新的时代涵义，成为南宋君臣治国的理想标杆。究其实，不过是盛名之下其实难副的虚誉而已。因而，“嘉祐之治”不如“文景之治”“贞观之治”响亮，不被后人称引赞誉，自在情理之中。

（元）脱脱等：《宋史》，中华书局，1977年。

陈振：《宋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

曹家齐：《“爱元祐”与“遵嘉祐”——对南宋政治指归的一点考察》，《学术研究》2005年第11期。

曹家齐：《赵宋当朝盛世说之造就及其影响——宋朝“祖宗家法”与“嘉祐之治”新论》，《中国史研究》2007年第4期。

（作者：浩然文史·郛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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