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余氏所谓古书，汉魏以上之书也。

将欲辨此歧途，归于真谛，其必稽之正例变例，以识其微；参之本证旁证，以求其合……揆之于本书而协，验之于群籍而通。案著录第一诸史经籍志皆有不著录之书凡欲读古书，当知古之学术分为若干家，某家之书，今存者几种，某书为某人所撰凡若干篇、若干卷，而后可以按图索骥，分类以求。

欲知家书，必考之目录，目录之最要者，莫过于史志，然亦有不载之书。

诸史为志者凡六家，书有未收者如下。

汉书·艺文志

于未收之书，其故有三：

民间所有，秘府未收国家法制，不入校雠前汉末年人著作不收隋书·经籍志

《隋志》本为梁、陈、齐、周、隋《五代史》而作，俗呼为《五代史志》

六朝以前目录书皆亡，仅此书见其概貌，故读古书者必取资焉

新旧《唐志》所载隋以前书，多《隋志》所不录或注为亡佚者

旧唐书·经籍志

全从毋煚《古今书录》中录出，但删其小序，存其书名耳。天宝以后书不录，古书无所增益。

新唐书·艺文志

开元以前之书目，又以《开元四库书目》为蓝本，可稍补《旧志》，然仍多不著录之书。

开元以后，只以唐人著作充数，古书不见收。

宋史·艺文志

宋代官修目录颇多，元人修《宋志》，即合此数者，去重编次。然史官无识，或一书数见，或竟失收。历代史志，惟此最不足据。

又中兴以后，无书目史志，修志者竟不能复补，故南宋著作多不能著录。

明史·艺文志

黄虞稷《千顷堂书目》、倪灿《明史艺文志稿》，皆《明志》之底稿，其后重修诸臣，独录其有明一代著作，以此为志。

历代著录之例，自是一变，论者皆以为恨。

其于明人书亦多不著录，尤以晚季为甚。

古书不著撰人

欲读古书，当考作者之姓名，知人论世也。

古书不著撰人，“盖古世质朴，人惟情动于中，始发为诗歌，以自明其意。”

周秦古书，皆不题撰人。俗本有题者，盖后人所妄増。

诸经传注，最初只加姓氏于书名之上，并不别题撰人。

书名称子，传注称氏，皆明其为一家之学也，推本其学之所出。

古人既未自题姓名，则其书不必出于自著矣。

古书书名研究

惟官书及不知其学所出者，乃别为之名，其他多以人名书。

官书命名之义例

春秋以前诸书，不作于一时一家一人，不可题之以姓氏，故举著书之意以为之名。

如《归藏》，万物莫不归而藏于其中。

以篇名为书名

古书多摘首句二字以题篇，书只一篇者，即以篇名为书名。如《中庸》

诸子之书，若一意相承，自具首尾，文成之后，或取篇中旨意，标为题目。如《韩非子·说难》

以人名其书

古书多无大题，后世乃以人名其书。

古人著书，多单篇别行；及其编次成书，类出于门弟子或后学之手，因推本其学之所自出，以人名其书。出于门人弟子所编，则题为某子；出于后人所编，则书其姓名。古之诸子即后世之文集也。

汉武以后，传记（经书的注释）不立博士，专家之学衰，故书名无称子者。东汉以后人著书，皆手自编定，其称某子，乃其人自子之耳。

不知作者之书，乃别为之名

《汉志》于不知作者之书，乃别为之名。如儒家《内业》

自撰书名之所自始

盖自撰书名，萌芽于《吕氏春秋》，而成于武帝之世。

适当罢黜百家之后，文儒著书，无人可传，不能不自行编次。

专门之学衰而后著述之界严，于此可以知体例变迁之故矣。

要之，古书有以旨意、篇名、人名名其书，有自撰书名，有后人别为之名。

《汉志》著录之书名异同及别本单行书名异同

《汉志》著录之书，其名往往与今本不同，因一书有数名，《汉志》只著其一也。

《七略》之书名，为班固所改题。如《子夏易传》，即《韩氏易传》是也。《别录》之有数名者，《汉志》只著其一。如《淮南道训》是也。刘、班与一人所著，同为一家之学者，则为之定著同一指书名。如《淮南》内、外是也。今所传古书之名，有为汉以后人所改题，故与《汉志》参差不合。如老子《道德经》是也。别本单行

古人著书，本无专集，往往随作数篇，即以行世。传其学者各以所得，为题书名。

及刘向校定编入全书，题以其人之姓名，而其原书不复分著。

如《鬼谷子》编入《苏子》，《新语》编入《陆贾书》，《六韬》编入《太公书》。

明体例第二秦汉诸子即后世之文集

秦汉诸子，因事作书论说，语百变而不离其宗。承其学者，聚而编次，又益之其所见闻。及后师讲习，有所发明，亦附入其中，以成一家之学。故西汉以前无文集，而诸子即其文集也。（余氏取子书中诸文体，略依《文选》分类序次，胪举于书。）

古人之文，所以皆在六艺诸子之中，而不别为文集者，无他焉，彼以道术为体，而以文章为用，文章特其道术之所寄而已。

汉魏以后诸子周秦以及西汉初年诸子，或自著，或追记，或自著与追记相杂糅，其体例至不为一。就自著者言之，大抵不外两种：一书疏，一论说也。汉武以后，其著作之文儒，无弟子门徒，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故其时诸家著述，有篇目可考者，乃全类后世之文集。然九流之学，尚未尽亡，故犹得自成一子。自是以后，不复能为一家之言。

东汉以后，文章之士，耻其学术不逮古人，莫不笃志著述，欲以自成一家。若魏晋之人，厌薄其文甚矣。然汉人子书，初无门人受业，其书之幸而得传者，端赖文章之奇伟。此所以汉魏以后诸子，无不藻饰其文词也。故虽欲于文章之外别作子书，而卒不免文胜其质，转不如西汉人之即以文章为著作，尚去周秦不远也。

古之诸子号称九流者，东汉以后，惟有儒家耳。其他诸家，大率以别子旁宗入继，非其嫡系。而魏晋以后儒家，名为子书，实则词章。

古书多造作故事

推求其故，约有七端：

托之古人，以自尊其道也。造为古事，以自饰其非也。因愤世嫉俗，乃谬引古事以致其讥也。心有爱憎，意有向背，则多溢美溢恶之言，叙事遂过其实也。诸子著书，词人作赋，义有奥衍，辞有往复，则设为故事以证其义，假为问答以尽其辞，不必实有其人，亦不必真有此问也。古人引书，唯于经史特为谨严，至于诸子用事，正如诗人运典，苟有助于文章，固不问真伪也。方士说鬼，文士好奇，无所不用，聊以快意，乃虚构异闻，造为小说也。

于古书之记载，惟博观而慎取之。

欲辨纪载之伪，当抉其疏漏之端，穷源竟委，抵隙蹈瑕，持兹实据，破彼虚言，必获真赃，乃能诘盗。若意虽以为未安，而事却不可尽考，则姑云未详，以待论定。

论编次第三古书单篇别行之例

以一二篇单行者，其例有三：

本是单篇，后人收入总集，其后又自总集内析出单行也。如《尚书》之《禹贡》、《洪范》等，皆汉人作注时，自全书内析出者也。古书数篇，本自单行，后人收入全书，而其单行之本，尚并存不废也。如《汉志》《孝经》类有《弟子职》一篇，又收在《管子书》中。本是全书，后人与其中抄出一部分，以便诵读也。因其时竹帛繁重，抄写不易，往往因某事欲读某篇，则只抄取此一篇观之。叙刘向之校雠编次

凡经书皆以中古文校今文。其篇数多寡不同，则两本并存，不删除重复。如《尚书》古文、今文并著于录。

凡经书篇数，各本不同，不以之互相校补，著为定本者，因中秘之所藏，与博士之所习，原非一本，势不能以一人之力变易也，非为尊经之故也。

凡诸子传记，皆以各本相校，删除重复，著为定本。

及刘向校书，合中外之本，辨其某家之学，出于某子，某篇之简，应入某书，遂删除重复，别行编次，定著为若干篇。盖因其学以类其书，因其书以传其人，犹之后人为先贤编所著书大全集之类耳。

向所编校，有但定其篇第者，如《管子》《孙卿子》之类是也。有并改其章次者，如《晏子》是也。又有合同类之书数种，离合其篇章，编为一书者，如《战国策》是也。

书有重复残缺，经向别加编次者，皆题之曰《新书》。今诸子所载向之《叙录》，皆无“新书”字，盖为浅人之所删削也。至他书不载向《叙》，则孰为新编，孰为旧本，不可考矣。

今所传古书，往往与《史记》篇数合，与《汉志》不同，盖犹是民间相传之旧，非向所校定之新书。因汉中秘所藏，臣下见之至为不易故也。有因未几而值王莽之乱，秘书并从焚烬。

学者之读古书当先考之《汉书·艺文志》，而后旁通互证，参验以求其是，毋徒取其一字一言，执意必之见，过信过疑，则庶乎可与稽古。然非明于刘向编校之故，则不能读《汉志》。

古书之分内外篇

凡以内外分为二书者，必其同为一家之学，而体例不同者也，题其不同者为外传以为识别。

若一人而有二书，以其学非一家，则分著于录，固不题内外也。

凡一书之内，自分内外者，多出于刘向，其外篇大抵较为肤浅，或并疑为依托者也。

诗文之见于外集者，不皆伪作也。当时失不收拾，佚而复出，亦固有精湛者存，特以多是作者不存之稿，及删去之文，则少年之作，未定之论，往往杂出于其间，故大率较内集为肤浅，然内集不皆手定，又岂可尽信哉。诸子亦犹是也。

辨附益第四古书不皆手著

后人辑诸子言行，推按其事，约有数端：

编书之人记其平生行事附入本书，如后人文集附列传、行状、碑志之类也。凡古书叙其身后之事者，如此而已。并载诸子同时人之辩论，以著其学之兴废，说之行否，亦使读者互相印证，因以考见其生平，即后世文集中附录往还书札赠答诗文之例也。古书中所载之文词对答，或由记者附著其始末，使读者知事之究竟，犹之后人奏议中之录批答，而校书者之附案也说。古书之中有记载古事、古言者，此或其人平日所诵说，弟子熟闻而笔记之，或是读书时之劄记，后人录之以为书也。诸子之中，有门人附记之语，即后世之题跋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