食疗本草（局部） 唐 孟诜 撰 唐卷轴纸本墨稿

敦煌医学文献主要是指1900年在敦煌莫高窟今编第17窟发现的中医药古文献，敦煌文献中现存医药文献写卷约80余件，大都残缺不全，不少文献的书名、卷次、撰者等均已亡佚。据马继兴先生考证，其撰著年代最早者可上溯到先秦与汉代（如医经类著作与《伤寒论》类著作），但绝大多数系南北朝以后及隋唐之作。其抄写年代上限在南北朝及隋代，下限为五代。在传世医学文献罕有宋版书的情况下，敦煌医学文献不仅较好地保存了唐以前的流传面貌（如医经类著作与《伤寒论》类著作等），而且保存了相当一部分后世亡佚宋以前的医书，如《玄感脉经》《新集备急灸经》等。

中医药学在敦煌石窟艺术和敦煌遗书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大量的壁面、彩塑、图案、题记、书法及藏经洞大批遗书中都有相当数量的记载和描绘，从阴阳五行学说到以脏腑学说为中心的中医基础理论，从脉学诊断到内、外、妇、儿临床各科，从针灸到大量的古医方，从本草学著作到医事杂论，从古藏医药文献的发现到独具一格的道医，佛医的展示。总之，从基础理论到临床实践，突出了古丝绸之路的地方特色，又反映了区域民族医学如藏医、蒙医特色，还包容了外来医学如印度医学、波斯医学的特点，这些都成为敦煌中医药学的重要内容和其显著特征。总之，敦煌医学卷子的发掘，极大的丰富了我国隋唐前后时期医学文献，弥补了这一缺憾之空白。

食疗本草 唐 孟诜 撰 唐卷轴纸本墨稿

敦煌医药文献内容广泛，涵盖医经、五脏、诊法、伤寒、医方、本草、针灸、养生及医药史料等多方面内容。

1.敦煌医理类著作。收集七个卷子，敦煌遗书中的《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卷子，是运用五行学说，以五行格局经纬五脏六腑而辨证施治、选方用药，独具一格，其中大小“六神”汤方及五首救卒死方是精华之品，具有特殊的意义。

2.敦煌古藏医药类著作。共收集了五篇珍贵的古藏医药文献，这些古藏文手写本为研究藏族医药学的起源提供了最新资料，在国内外实属第一次看到，这在促进民族医药发展上具有重要意义。如P．T．127《藏医灸法》、P．T．1044《藏医灸法》、P．T．1057《藏医杂疗方》等，保存了中古时期藏医的灸疗方法与医方，是珍贵的藏医学研究资料。古藏文针灸图是一份图文并茂的吐番医学文献，它为研究吐番医学提供了真实物证。共3张针灸图均出自敦煌石窟，实属罕见，具有极其珍贵的学术价值和文物价值。

3.敦煌针灸类著作。共收集个卷子，对于我们研究和拓展唐及唐以前的治疗经验和文献资料，有着重大的学术价值和文献价值。如S．6168+6262《灸法图》及P．2675《新集备急灸经》是现存最早的两部绘有人体穴位的灸法图谱。

4.敦煌诊法类著作。共收集17个卷子，大多数是不见传世本医书，而且均为手抄本，这对于补充、完善、发展、研究中医古代诊断学，特别是脉诊学具有重大的历史意义。如S．5614《平脉略例》、《五脏脉候阴阳相乘法》、《脉经》，P．3477《玄感脉经》，P．3655《七表八里三部脉》、《青乌子脉诀》等写卷，论及诊脉部位、方法、脉象特征及主病等问题。

5.敦煌本草类著作。南朝梁陶弘景《本草经集注》、唐代官修药典《新修本草》多种写本，以及《食疗本草》等药学专书。《本草经集注》残卷的发现在于总结魏晋以前本草学的成就，作者创造性地提出了“诸病通用药”的理论，这些理论至今对临床用药都有着深刻的启迪和指导意义。唐《新修本草》卷子的发现，客观上证明中国这第一部药典，比起公元1542年欧洲纽伦堡药典要早出800余年，这在世界药物学发展史上具有划时代的重要意义。

6.敦煌医方类著作。纵观1024首敦煌古医方，不难看出大多数是隋唐五代医学家们的经验医方，均以手抄本留给后人，这些古医方治病相当广泛，包括了内、外、妇、儿、耳、鼻、喉、眼、口腔、皮肤等各科的疾病，引外还有美容的方剂，如面脂、面膏、乌发、洗发、香衣等。诸书中保存的医方中不仅有中古时期医家验证的经效方剂，《辅行诀脏腑用药法要》一书中还保存了汉代以前的若干古“经方”佚文。

此外，关于气功、辟谷、石药服饵、疗服石药中毒、方术禁方、房中术、佛家及道家所用医方等，也从不同角度反映了中古时期的医药学成就。

敦煌文献中保存了众多中古医学典籍，例如，《汉书 · 艺文志》中著录了多种“五脏论”类文献，宋以后大多佚失，幸而敦煌遗书中保存有《张仲景五脏论》、《明堂五脏论》、《耆婆五脏论》等，为古代脏腑理论的探讨提供了依据。敦煌医药文献抄写年代较早，最能反映早期医学文献原貌，为《黄帝内经》《伤寒论》《脉经》等传世古医籍提供了重要的校勘依据，也为《本草经集注》《新修本草》《食疗本草》《张仲景五脏论》等古佚医籍的辑佚工作提供了难得的资料。敦煌医药文献反映了隋唐之际医药学的多方面成就，加深了学术界对中古医学的了解，有助于澄清医药文献的某些疑难问题。

敦煌遗书发现之后，其中的医药文献即引起学者们的研究兴趣。罗振玉影印的《开元写本本草经集注序录残卷》，为敦煌医药文献刊布之始。其后，王国维、李盛铎、唐兰、王重民、刘铭恕、向达、罗福颐、姜亮夫等中国学者与中尾万三、黑田源次、渡边幸三、小川琢治等日本学者，都针对个别残卷进行了研究。

食疗本草

其中敦煌《食疗本草》残卷纸本，卷轴。26.6x240cm，公元400-934。英国大英博物馆藏。

食疗本草 唐 孟诜 撰 唐卷轴纸本墨稿

敦煌发现的《食疗本草》残卷，前残后缺，后书题名。王国维、唐兰等将其与《证类本草》对校，确认为孟诜所撰《食疗本草》。敦煌所出孟诜《食疗本草》残卷137行，每行20余字，共2774字，收药26味，朱墨分书。药名朱书于首，右下以小字注明药性（温、平、寒、冷四种），不注药味。下述该药的主治、功效、服食宜忌、单方验方，部分药物还记述了采集、修治、地域差别及生活用途等。如“"木瓜条”介绍木瓜性温、主治霍乱，涩痹风气……。又谓“脐下绞痛，可以用木瓜一片，桑叶七枚，大枣三个中破，以水二大升，煮取半大升，顿腹之即差。”等等。敦煌所出《食疗本草》，是我国古代研究研究医药学的重要资料，同时也是研究孟诜不可多得的史料。

《食疗本草》是一部食治本草专著，是对唐以前食疗药物及食治验方的系统总结，惜原书早佚。《旧唐书孟诜传》及《新唐书艺文志》都载此书为孟诜所著。惜其书早佚。宋《嘉裕本草》所引书中刻有此书，其文曰："《食疗本草》唐同州刺史孟诜撰，张鼎补其不足者八十九种，并为二百二十七条，凡三卷。张鼎为唐开元间（713-741年）道士，兼通医术。

敦煌石窟艺术，主体是大约45000平方米的壁画，是敦煌艺术中最大量、最集中、最丰富、最精粹的部分。“形象医学”是指敦煌壁画反映出古代劳动人民在生产与生活中同疾病作斗争的方式方法。诸如治病救人、子病请医、讲究个人卫生揩齿刷牙、剃头理发、各种运动、气功、洒扫庭院、拦护水井、洗浴、建立厕所、煮沸牛奶等。再现了古丝绸之路千百年前民俗生活的片断，留给后世，发人深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