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的封建历史中，一直有一个特殊的工作岗位——史官。说他特殊，是因为这个工作的级别低、待遇差、劳动强度高，死亡概率也特别高。大家熟知的司马迁，史称太史公。他的职务是太史令，相当于如今的国家图书馆副县级文史干部。他因为越级给汉武帝上书，为李陵求情，犯下了“令皇帝陛下不爽罪”，虽然最终免死，但被“雄才大略”的汉武帝处以宫刑。这一刑罚与其说是一种肉体上的刑罚，不如说是一种人格上的极度侮辱：你不是能写吗？不是不怕死吗？老子就让你生不如死还得给老子干活儿！顺便给后来者看看，这就是下场。

史官，从来就是真实，客观的历史记录者。而史官的鼻祖之一就是儒家创始人孔子。世传孔子以鲁国春秋为本，删订成教授儒生的历史教材，是为《春秋经》。这本经典的厉害之处，不在于记录历史，而是它字里行间所蕴含的对历史的评判。所谓一字之褒，荣于华衮；一字之贬，严于斧钺。统合来看，就是一套完整的伦理道德体系。进而造就了“孔子著春秋，乱臣贼子惧”的文化批判精神。史官，就是通过记述历史，进行权力监督，让当权者心存忌惮，从而自上而下地完成社会教化。

作为史家要有超出常人的正义感和一颗永不为权威、金钱打动的决心。所以，司马迁在自序里很自信地说：先人有言：‘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有能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之际？’意在斯乎！意在斯乎！小子何敢让焉！主要意思是说，周公死后过了五百年才有孔子，孔子也去世五百年了，现在轮到我接班啦！

话说，史官也是人，在作品中夹带一些“私货”，稍微宣泄一下情绪也是常有的事情。但是非清白无疑是要分清楚的。司马迁之过与其说是因为越级上访犯了忌讳，还不如说是因为其在著作中对汉武帝和汉高祖刘邦的真实描写引来了刘彻的报复。司马迁入狱后，依律可以有三种选择：第一，直接被斩首，那么《史记》只能留给后人续写，成为千古憾事；第二，是重金赎命，可是司马迁为人清廉，亦不屑于花钱买命；于是只有第三条路可选。虽然受辱，但可以继续完成自己的人生使命。

对于皇权强加给自己的折辱，司马迁视其为成就伟大和不朽所必需的磨砺。他在《报任安书》中如此写到：盖文王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作《春秋》；屈原放逐，乃赋《离骚》；左丘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兵法》修列；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诗》三百篇，此皆圣贤发愤之所为作也。

尽管史官也可以在小小不言的地方顺应一下皇帝的眼色。但史官，是最不应该“跪下”的一类人。作为一名独立的历史旁证者，史官注定与“重用”无缘。因为皇帝不会无缘无故重用某位臣子，皇帝只会重用那些对他有用的大臣，不管那是忠臣还是奸臣。这才是皇帝的御下之道，也是帝王心术。

苏逢吉是五代时期后汉的宰相。据史书记载，苏逢吉为人贪婪狡诈没有德行，喜好杀人。他曾经拟定了一条十分荒唐的政策：小偷一经逮获，不但小偷本人要被判死刑，小偷的全家及邻居都跟着一起执行死刑！而苏逢吉这样一个草菅人命、贪污受贿的大奸臣，却深受后汉高祖的信任重用。

《资治通鉴》记载：苏逢吉为人，用法刻严、专嗜杀戮。在河东幕府时，后汉高祖曾命他释放囚犯来祈福，苏逢吉杀尽狱中囚犯回来答复。等做到宰相时，朝廷初创，后汉高祖把一切军务委交杨邠、郭威。各部的事务委交苏逢吉和苏禹珪。这二位宰相决断事务，都根据自己的想法，不拘泥于旧有的典章制度；虽然事情没有耽搁滞留，但他的任用舍弃、罢免升迁，都是随心所欲。后汉高祖正依靠、信任他们，没有人敢说什么。苏逢吉尤其贪婪奸诈，公开索取钱财，毫无顾忌。

所谓帝王心术，不外乎是两个字“控制”。只有贪婪无耻、声名狼藉的人，才会乖乖的让皇帝攥住小辫子；只有内心阴暗弑杀的人，才会成为众人孤立的对象，唯一的保命之道就是死心塌地效忠皇帝。皇帝重用奸臣，实际上是让奸臣替自己干脏活、背骂名。以苏逢吉为例，杀光监狱中的囚犯本来就是皇帝自己的意思，只是假苏逢吉之手为之。历史上，这种事情也比比皆是。南宋皇帝高宗想与金国议和。主战派的名将岳飞就从擎天柱变成了绊脚石。高宗重用并最终借秦桧之手逼死了岳飞。于是，秦桧替皇帝背了万众唾骂的黑锅。

所以，皇帝并不希望看见一个正直、聪敏，独立的史官，时刻监督他的言行。皇帝喜欢“懂我”的史官。最好的史官应该是一名化妆师，把历史这个小姑娘打扮得漂漂亮亮的。任每个人看见了都垂涎无比。社会道德崩溃，就从史官沦为“宠臣”开始。

开创破坏史官制度，使其成为造神吹鼓手恶例的是李世民。欧阳修说太宗好名，特别是好身后之名，其间的细故，除了人性的通病无法克服之外，便是玄武门得国后的做贼心虚使然。如何让邪恶的行径转正，首先便得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唯有把己方的行为包装成正义的行为，方能使自己变成当然的好人。于是在他的亲自“指导”下，房玄龄与许敬宗等人推翻了原始记录，重新书写历史。唐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从此不复原来的样子，接下来的一个又一个朝代的官修《国史》和《实录》，亦不复有真实的样子。后来的那些个封建帝王独夫民贼的混淆是非、颠倒黑白，正自唐太宗皇帝始。李世民的所作所为，可以说是为篡改历史开了一个极其恶劣的头。

人常言，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然而，缺少真相的历史，就是一面扭曲的哈哈镜。把人照成了鬼，把鬼描绘成人。

我曾写过一篇文章“”。从中国几千年王朝历史角度上看，每一次大规模的修史，其实都是对历史真相进行有组织的摧毁和篡改。在明代以前，因为一些大家族甚至名人都有修史的权力；所以民间学家的著作和官方文献两相印证之下就可以还原出很多历史真相。可以说是对正史的最佳补充。而当修史的权力完全属于封建王朝官方的时候，修史就变成了“编史”。历史的镜子功能不存在了，全都变成“毒历史”。《史记》终于成了史家之绝唱！

以乾隆朝为例，其纂修《四库全书》被后世许多人颂为盛事。但事实上，他们不但搞乱了古书的格式，还篡改了古人的文章；不但藏之于内廷，还把这种重度阉割的东西颁之于文风颇盛之处，使天下士子阅读。他们大概是不会觉得我们中华民族的作者里面，曾经有过很多，以后还会有更多有骨气的人吧！

我们从小都知道有这样一句话：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但很少有人知道这句话是司马迁所言。而这句话的后面少了关键的“用之所趋异也”六个字。翻译成为现代文就是：因为他们追求的不同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