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史学家宁可先生（1928—2014）毕生治学，在历史理论与史学理论、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农民战争史、中国古代文化史、隋唐史、敦煌学等领域建树卓著，影响广泛。宁可先生晚年完成的整合之作《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道路》（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4年4月版，以下简称宁著），入选“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成果文库”，尤为学界重视。宁著共有十二章，广泛论述了中国历史发展的地理环境、封建经济结构与人口问题、皇权及忠君思想、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吏治得失与农民战争、封建王朝兴亡周期律等，其要旨在于揭示中国的封建社会形态及其发展特色。

社会形态是历史唯物主义用以标志人类社会历史的具体存在形式的范畴。社会形态指的是一定生产力基础上的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统一体，是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文化结构的统一体，包括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三个方面和层次。社会形态又是具体的、历史的，有其发生、发展乃至灭亡的过程。宁著指出，战国之后到清朝灭亡两千余年期间中国历史处于封建社会形态，属于封建社会阶段和时期，并具有自己鲜明的特点，造就形成了中国封建社会独特的历史发展道路。

宁著系统论述了中国封建社会形态所包括的经济形态、政治形态和意识形态的内涵及其特点。具体而言，中国封建社会时期社会经济具有丰富的结构内涵：从部门来看，包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三大部门。从生产力角度看，个体小生产农业是中国封建经济的基础和主干，具有集约化、以一家一户为经营单位和生活单位等特点；手工业是封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可划分为与农业结合的家庭手工业、官府经营的手工业、私营手工业三种类型。家庭手工业是细小的、分散的，主要为满足自己的需要，只有少量产品进入市场。官府经营的手工业又可分为官府直接经营的手工业和官监民营手工业两种；私营手工业包括个体小手工业、手工业作坊和大手工业作坊，其中后两种有可能产生资本主义的因素；商业按规模可分成大、中、小三种，按类型可分为行商和坐贾。中国古代城市发展和货币也带有鲜明的特点，与中世纪西欧的情形不同。中世纪西欧城市主要是经济性的，城乡是对立的，中国的城市则是生活性的、军事性的、政治性的，是封建统治网络的节点。中国古代铸币长时期主要是铜铸币，与很多国家铸币一开始就是金银铸币并长久使用也大有不同。同时，纸币在中国虽然出现较早，但始终没有代替铜钱，也没能发展到现代纸币和信用货币。这些特点，凸显了中国封建经济的特殊性。

从生产关系角度看，中国封建经济结构由农民、地主和封建国家“三个板块”构成，并处于经常的消长变化之中。农民从事个体小生产农业，在此基础上形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是地主和农民。地主经济建立在农民个体小生产力之上，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具有租佃关系、实物地租为主、土地买卖三个特点。在地主和农民之上的是封建国家，既是一种政治力量，也是一种经济力量，具有很强的经济财政职能，对社会经济结构及运行影响巨大，是其他国家历史上所少见的。

这种中国封建经济结构不是静态的和凝固的，而是一直在运转着、发展着、变化着。其运转变化有小的和大的两个循环。中国封建经济结构诸要素的运转从农村开始，农产品大部分自行消费，然后再进行再生产，这是一个小的循环，可理解为农村内部小规模的循环。农产品自行消费后的剩余产品和一部分必要产品，循着两条路线运行，一条经过封建国家赋役而注入其他地区和部门，这是非商品性或基本上是非商品性的活动。另一条经过市场，进入城市手工业领域，然后回到市场，而又再进入农村，最终完成消费。这是一个大循环，可理解为全国范围内涉及城乡以及农工商业和封建国家的大规模循环。两个循环推动着中国封建经济的不停运转，有时是良性的，有时是恶性的。从总体上观察，中国封建经济的这种循环式运转是徐缓的，发展是不明显且不平衡的，但商品经济在其中起着重要作用，是整个封建经济的润滑剂、催化剂和驱动力。

宁著根据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出与中国封建经济形态相适应的政治形态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和地主阶级专政，这种政治形态的形成有多种原因，最重要和最基本的原因，在于中国封建经济基础的特点尤其是地主经济的特点。地主经济在中国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但它具有独立性、分散性和不稳定性，这就使得地主阶级需要建立一个高度集中的、权威的政治上层建筑来代表他们行使政治统治权力，这就是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这种制度有它自身的特点，即皇权是最崇高的、绝对的和唯一的，与西欧封建领主制的领主封臣制度有很大的不同，在世界历史上是仅见的。宁著还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观点以及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辩证关系理论，对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历史地位和作用进行了历史考察，指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政治体制始于战国，成于秦汉，一直延续到明清，两千多年期间有一个从适合和促进中国封建地主经济基础，到不适合和阻碍整个历史发展和社会经济发展的长期变化过程，地主阶级在历史上的作用也有一个从进步必要到没落反动的过程。

通过中西比较，宁著论述了地理环境对中国封建社会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形成的影响，指出西欧自然条件优越有利，形成大面积粗放的耕作方式，生产技术要求和劳动者个人积极性较低，使生产带有一定的集体性，封建主可以对农业生产进行直接的管理和监督，从而形成以徭役劳动为特色的庄园农奴制，并进而形成了封建领主制。中国的自然条件则相对比较恶劣，精耕细作的耕作方式生产环节多，土地又分割为小块，个体的、分散的、细小的生产特点十分突出，农具多种多样并以小型的专门化的农具为多，对劳动者个人的积极性和生产技术要求较高。封建主只能把土地分租给农民经营，无法也无需对农业生产实行直接管理和监督，从而形成以实物地租为主的租佃制的地主经济，又在此基础上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总之，不同的地理环境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生产力特点，并进而影响了中西封建社会不同的封建生产关系和政治制度，在西欧形成了封建领主制，在中国则形成了专制主义的中央集权制。

宁著指出，适应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意识形态，是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这一意识形态的核心是皇权与忠君观念——皇权是至高无上的权力，忠君是封建政治行为的最高准则，也是封建道德规范的首要标准。皇权与忠君观念形成确立于西汉董仲舒和东汉《白虎通》的理论建构，宋代以后增添了一些新的内容，一是更加突出了皇权的无上意义和臣属的绝对服从；二是强调不忠于君不仅违反了最高封建道德标准，而且也是最大的罪恶；三是忠君观念扩大到了经济方面，强调民众必须纳财货以事君；四是把君主专制视为“理”和“道”的表现，从哲学本体论上解释皇权与忠君的意义。

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内涵和特点，颇有中国自己的特色，影响和造就了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发展轨迹和道路。除上文已述特点外，宁著还做了六个方面的重点阐述：其一，作为中国封建社会农业特征的个体小生产农业在汉代就已形成，其成就是巨大的，但从一开始就呈现了多种局限性，造成了传统农业长期徘徊以致停滞的发展途径。其二，封建生产方式的基本矛盾——个体小生产农业和封建土地所有制的矛盾，决定了中国封建社会的人口自然增长率很低的基本人口规律，制约了“周期性大波动”和“几次台阶式跃迁”的人口变化。而宋代以后，人口增长的速度超过了耕地和粮食增长的速度，人口增长逐渐从促进生产力发展的因素转为延缓乃至阻碍生产力的因素，人口问题逐渐严重起来。其三，奢侈品的生产和贸易对整个中国封建经济的消极影响十分恶劣。地主阶级奢侈品消费的不断增长，奢侈品贸易规模的日益扩大，常常是以农民地租和国家赋税加重为前提的，这就必然危害到农民的生产和生活，导致农民的不断贫困化和农业生产的萎缩和危机，进而导致整个社会的危机。奢侈品贸易还导致商业和城市的畸形繁荣，而不是一种正常繁荣，也往往是社会危机的先兆。其四，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特点，特别是地主经济在封建经济中占统治地位和主导地位的经济模式，以及高度发展的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给中国封建社会的阶级关系、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以巨大影响，使得中国封建社会的农民战争具有爆发早、规模大、延续时间长、具有较高组织性和比较鲜明纲领口号、不但反对地主而且反对各级封建政权直到皇帝的突出特点，其水平在世界历史上是最高的。其五，由于地主经济对生产要素土地的占有基本上是非商品经济化的，也由于城市是政治性、军事性而非经济性的性质，决定了资本主义因素和生产方式的难产。其六，以农业为主体的完整牢固的自然经济体系，使中国古代的工商业者不可能形成一股独立的政治势力和集团，是造成“李约瑟难题”的最具决定性的内部因素，是造成中国封建社会由先进变落后的主要原因。

20世纪80年代以来，特别是近期以来，学界对“封建社会”“封建制度”和“封建主义”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中国封建社会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是否存在，遭到了质疑和争论，也造成了社会形态问题研究上的不少混乱。宁著对此给予了密切关注，做了认真思考，认为“皇权主义”“专制主义”“集权社会”“帝国时代”“宗法社会”等概括，过多地从政治或社会组织着眼而忽视了社会形态首先是一种经济形态，缺乏综合性，有其片面性。宁著指出中国封建社会与西欧封建社会虽有区别，但相似之处也不少，那就是在小生产基础上的大土地所有制（生产资料所有制），在找到更好的概括之前，应暂时先遵从习惯，把战国之后到清朝灭亡期间的中国社会仍称为“封建社会”。宁著的这种认识和观点，基于上述对中国封建社会形态的系统论述之上，无疑是值得认真思考和重视的，对社会形态问题的进一步讨论也具有理论价值，尤其具有方法论上的参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