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宦官之祸，在整个古代史上都称得上是一绝。但讽刺的是，造成这一局面的，恰好是两个比较出色的皇帝——明成祖朱棣、明宣宗朱瞻基。

郑和有后代吗（郑和有后代吗知乎）

宦官专权、外戚参政，并称中国封建王朝的两大痼疾，前者造成的后果尤其令人恐惧：强汉盛唐，这两个中国历史上最鼎盛的朝代都毁在这一群体手里。

曾经的东汉何等兴盛，但到了桓灵两帝时期，“宦官方炽，任人及子弟为官，布满天下，竞为贪淫，朝野嗟怨”，经过党锢之祸、十常侍乱政，东汉王朝在不断的内耗中走向了末路。

随着袁绍、袁术等人愤而把宦官杀了个一干二净，这一群体曾经消停了几百年，但到了唐朝时竟然又死灰复燃，甚至还达到了新高度——翻身做主、掌控皇帝。自唐德宗以后，宦官们杀了两个皇帝、废了一个皇帝、立了八个皇帝，以至于唐文宗绝望哀叹：“今朕受制于家奴”。

唐朝末年，朱温又把宦官几乎赶尽杀绝，但到了五代，后唐庄宗李存勖仍旧在这个老问题上摔了跟头。

鉴于此，宋代文豪欧阳在主持修撰《五代史》时，曾经亲自为《伶官传》作序，特意对近臣干政之患痛加斥责，留下了“祸患常积于忽微，而智勇多困于所溺”的警世名言。

出于对这份惨痛教训的吸取，自宋初起的几百年中，宦官参政这一毒瘤一度销声匿迹，直到时间来到明朝。

明初，出身寒微的朱元璋保持了高度头脑清醒，对“宦官之祸”这一前车之鉴尤为警惕，他曾颁布《祖训》，制定了许多专门限制宦官的制度。比如不准读书写字，不准兼任文武职务，不得与各部门往来，不许干预外事等等。他甚至还在宫门口竖了块铁牌，上面写着：“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

随后的建文帝严格遵守祖父的遗训，做到了严禁宦官参政。

可惜的是，并不是每个后人都这么听话，总有人自觉不自觉地把父辈的教诲当做耳边风，第一个这么干的就是朱棣。

朱棣发动靖难之役期间，从宦官身上尝到了极大甜头：“燕师逼江北，内臣多逃入其军，漏朝廷虚实”，即，很多宦官逃往北军中，将南京城的虚实透露给朱棣，为他攻下南京出了大力。

自此之后，宦官在明朝的地位大为改观，许多人得到了朱棣的信任和器重，史书中留下名字的就有李兴、王安、马靖、郑和等。

永乐十八年（1420年），朱棣设置东厂，职责是监察锦衣卫和百官。从此以后，宦官肩负着明帝国的军政大事，“明世宦官出使、专征、监军、分镇、刺臣民隐事诸大权，皆自永乐年间始。”

明成祖朱棣之所以重用太监，原因其实没啥新花样：这一群体不具备独立存在的人格，只能依附于皇权，“绝对忠诚”。说得难听点，就类似于人类与狗之间的关系。

从这一点就可以看出，起码在眼界这方面，朱棣跟他的父亲相比差了太远。也许他能明辨是非，具备识别、驾驭宦官的水平，但也许太高看自己的子孙后代了。

到了他的孙子朱瞻基这里，局面进一步恶化。

上文提到，当初朱元璋立下了个规矩：“内臣不许读书识字”。这一招属实妙，古语说得好：“君子挟才以为善，小人挟才以为恶。挟才以为善者，善无不至矣；挟才以为恶者，恶亦无不至矣。”让品行不端者掌握知识，往往意味着灾难的开始，用粗俗的话语来理解，那就是“流氓不可怕,就怕流氓有文化”。

但与其父亲联手创造了“仁宣之治”的明宣宗朱瞻基，却打破了这一规则。他在皇宫设置内书堂，挑选了些聪明伶俐的小太监，令大学士陈山悉心教育。自此之后，宫内培养太监就成了定制。

自此之后，明朝的宦官仿佛如虎添翼，破坏力伴随着学识水平突飞猛进，《明史》称他们“多通文墨，晓古今，逞其智巧，逢君作奸”，首个成品就是王振。

王振原本就读过书，但水平实在有限，也许是自认为无法通过科举入仕，他心一狠、刀一挥，慨然自阉入宫。由于他腹内有些许墨水，加上情商极高，被挑选进入内书堂读书。此后，他很快就获得了朱瞻基的宠信，甚至被任命为司礼监秉笔太监、被指定服侍太子朱祁镇，即后来的明英宗。

让宦官与一个心智还未成熟的孩子朝夕相处，结果往往是毁灭性的。当初秦始皇安排赵高教育胡亥，结果整垮了秦朝；朱瞻基让王振照顾朱祁镇，造就了明朝第一个祸国殃民的大太监。

朱祁镇即位后，看待王振如师、如父、如友，任由其大权独揽、横行霸道、一手把控了大明王朝的国政，任由其瞎指挥、把数十万精锐明军带入绝路，差一点让明帝国失去半壁江山。

但这种惨烈代价，并没有影响宦官在明朝廷的地位。于谦挺身而出、力挽狂澜后，一度风雨飘摇的大明王朝好不容易站稳了脚跟、化险为夷，成为俘虏的朱祁镇甚至还能返回北京、南宫复辟。

更离谱的是，经历了人生中奇耻大辱的朱祁镇竟然还对王振念念不忘，甚至为他修庙祭祀：“赐振祭，招魂以葬，祀之智化寺，赐祠曰精忠”。王振门生曹吉祥也凭借夺门之功，获得了专宠。

险些葬送大明帝国的王振在明英宗心目中永垂不朽，真正挽救了大明江山的于谦却惨遭杀害，真是历史的一大讽刺。明朝政治如此，难怪后来又出现了另一位登峰造极的宦官魏忠贤。再厚的家底，也经不起这等折腾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