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档案史料中求证郑和七下西洋选址太仓刘家港

郑和七下西洋起锚地选址太仓刘家港，船队启引之前都是先在苏州太仓刘河口会集。为了证明这一点，吾为书蛀，钻入书堆寻找资料，用史料说话。

一、史料明确记载，郑和下西洋从太仓刘家港开船出海

清·张廷玉《明史》是明代史的权威著作，在卷三百四《宦官·郑和传》中有这样一段明确记载：“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通使西洋，将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至福建，复自福建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诸番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这段话向世人传达了有关郑和下西洋的开始情况，不仅是从哪里起锚，而且叙述了下西洋的时间、人数、用船和目的地，这对我们后人研究郑和事件至关重要。

费信是郑和下西洋的追随着，他经历了几次下西洋的全过程，他在《星槎胜览》中所记载的“自太仓刘家港开船”事实不容置疑。在《星槎胜览》前集《占城国》有这样一段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已丑，上命正使太监郑和、王景弘等统领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使海舶四十八号，往诸番国开读赏赐。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一月到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福建五虎门开洋。”他是跟随郑和从太仓的刘家港开船的，他从来没有说过从另外一个地方起锚，他是历史的见证人。

找到了上面二个证据后，我还意犹未尽，我找到了一些其它的有关资料，它们也同样能说明这个实际上很简单的问题。

南京图书馆藏的抄清康熙间国史馆明史稿旧稿本第六册有《明史稿·郑和传》，其间有记载：“乃命和及其同官王景弘等通使西洋，……乃以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统将士二万七千八百余人，大舶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河泛海……五年（永乐五年，1407年）九月和等使还。”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七《南蛮·占城传》记载：“七年（永乐七年，1409年）命中官郑和等往赐其国。和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四十八号，是岁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停泊，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昼夜至占城国。”

清·夏燮《明通鉴》卷十四中记载了郑和第一次下西洋：“永乐三年（1405年）六月乙卯，遣中官郑和使西洋诸国。建文帝之出亡也，有言其在海外者，上帝和踪迹之，且藉以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乃命和及其侪王景弘等，将士卒二万七千余人，多赍金币，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自苏州刘家港泛海，至福建，自福州五虎门扬帆，首达占城，以次遍历西南洋诸国，宣天子诏，因给赐其君长，使之朝贡。”

奚尔恩《远东史》上册，第十六章《十五世纪时中国与马来西亚之交通》也是有有关记载：“一四○五年七八月间，郑和率大舰队由苏州航行南下，先至吕宋之林加烟湾，又至马尼剌，而苏禄、布隆尼，而至印度支那海岸之占婆（则占城），复南行至爪哇、苏门答剌，及马来半岛。”

这些资料我认为是够全面了，他们都认定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是太仓，但是还有一段记载我认为也有必要提出。明·沈德符《野获编》卷二《赐内官宫人》有这样一段文字：“叶文庄《水东日记》云：内臣陈芜，交址人，以永乐丁亥（永乐五年，1407年）侍太孙于潜邸，既御极，是为宣宗。以旧恩升御马监太监，赐姓名曰王瑾，字之曰德润，赏赐不可胜纪。陈庐循为之志载其事，如范金印曰心迹双清，曰金貂贵客，不可殚纪。且出宫女两人，赐之为夫人。日记又云，幼时曾见芜过太仓州，封西洋宝船，其势张甚，则此言不谬矣。”尽管这一段文字不是正史，但是其内容却是很生动。1、宣宗的内臣陈芜在太仓看过西洋宝船，而不是其它地方。尽管他们住在南京，但是也是没有看到宝船的记载。2、他所描述的“西洋宝船，其势张甚”正是合了史料所载。3、陈芜是宣宗的内臣，他在太仓“封西洋宝船”，应该是宣宗登基后的下诏西洋，那么应该是第七次下西洋，所以第七次下西洋的起锚地也是在太仓刘家港是无异的。

二、郑和亲撰、亲立“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明确从太仓开洋

此碑为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所立，文为郑和撰，史学价值无与伦比。

《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是国内郑和研究权威，山东大学教授郑鹤声先生早年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第二十八卷中发现，并将研究成果刊《大公报》史地周刊等五十七期，并引起郑和研究者的轰动。

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碑原碑佚毁，现传碑文从明·钱谷《吴都文粹续集》卷二十八《道观》中被发现，明·张寅《太仓州志》及明·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中也都有记载。钱谷与张寅所录碑文完全相同，是为碑的全文，所以有很高的史学价值，顾炎武删碑文前半部有关航海神奇传说与赞颂天妃之词，是因为顾氏不崇天妃，似有科学精神但却不了解信仰天妃对当时航海的重要性（此论我在《浅析郑和保持航海船员身心健康的几个措施》中另有释解），因而反而未能如实反映历史原貌。

郑和亲撰并亲立在刘家港天妃宫中的“娄东刘家港天妃宫石刻通番事迹记、碑”是史料价值极高的明证，碑文明确从太仓开洋。有关碑文摘录如下：“和等自永乐初，奉使诸番，今经七次。每统领官兵数万人，海船百余艘，自太仓开洋，由占城国、暹逻国、爪哇国、柯枝国、古里国，抵于西域忽鲁谟斯等三十余国，涉沧溟十万余里。”亲历所为，亲撰所述，这里的起锚地再明确不过了，我们600年后的后人何需改之。

三、地方史志《太仓州志》记载郑和从刘家港起锚下西洋

太仓是郑和七下西洋的起锚地，地方史志《太仓州志》当然应该有这方面的记载。

这个再简单不过了。我翻开《太仓州志》卷十四《兵防·中》果然有记载：“永乐三年命太监郑和等，率师二万七千有奇，海船二百八十艘，自刘河出海，齐敕谕西洋等国，擒海寇陈祖仪于三佛齐国，五年回。” 而后我在《太仓州志》卷二十七的《杂记·上》中也看到了有关记载：“永乐七年命太监郑和、王景弘等充正使，统官兵二万七千余人，驾海舶凡四十八往诸番国颁赏，秋九月自太仓刘家港开船，十月至福建长乐太平港，十二月于五虎开洋，张十二帆顺风，十书夜至占城国。”这是当地人记当地事，就象日记一样。我毫不怀疑它的真实性。

被世人称为“娄东三凤”的陆容，生活于太仓明中叶，他的著名著作《菽园杂记》卷三记载：“永乐七年（1409年），太监郑和、王景弘、侯显等统率官兵二万七千有奇，驾宝船四十八艘，赍奉诏旨赏赐，历东南诸番，以通西洋。是岁九月由太仓刘家港开船出海。”他是太仓人，他记载的太仓事迹也是可信的。

太仓属苏州府，在清·卢腾龙、宁云鹏《苏州府志》中也有郑和下西洋从刘家港起锚的有关记载，而且它还明确“凡通海洋船，必自娄江口发，回日仍泊娄江口”，归航停泊也是明确在刘家港：“永乐三年（1405年），命内官太监郑和暨王景弘、侯显等，率师二万七千有奇，海船二百八艘，赍敕谕、金帛、赍西洋琐里等三十余国，擒海寇陈祖义于三佛齐国，五年回。凡通海洋船，必自娄江口发，回日仍泊娄江口。”

郑和是云南人。我在金天羽撰的《云南通志稿·郑和传》中，也看到了有关郑和航海的事情记录。在书中作者也是认为：“宝船会于太仓之刘河口，鸣金挂席，际天蔽海。” 他不仅认为太仓是郑和下西洋的起锚地，而且他把郑和船队的规模也是一表无遗：“际天蔽海”。尽管它只有四个字表述，但是我相信谁都会看得懂它所描绘的郑和船队之庞大，因为它“靠到了天边又遮蔽了海”，仅仅四字却体现了中华文言文的魅力所在。

四、史料记载，明成祖下旨派员到太仓慰问郑和下西洋船员

我在查对资料的过程中竟然意外发现更为重要的信息，这就是郑和下西洋每次回来都有升赏例，有的因为有奇功而因此升二级，而且“亡没者与其子”，赏银与物更是不计其数。这种情况好象并不特别，问题是有一件事引起我的注意，这个信息我在看到这个资料之前确实是一点都不知道，也从未曾听说过。

在《明成祖实录》卷七十七中我读到这样一段记载：“永乐九年（1411年）六月戊午（二十九日）上以官军从郑和自番国还者，远涉艰苦，且有劳效，遣内官赵惟善、礼部郎中李至刚宴劳于太仓。已巳，赏官军使番还国者人钞十锭，凡二十万锭。”观至此我不仅惊呼，明成祖为什么要派遣人员到太仓“宴劳”与“赏”？

赏是可以远程的、是可以代为领赏的，但是“宴劳”是必须“面示”的。为什么要派遣人员到太仓“宴劳”与“赏”？答案只能是一个，这就是郑和的船队泊在太仓，在太仓起锚而回太仓停泊，“凡通海洋船，必自娄江口发，回日仍泊娄江口。” 郑和在回南京“面圣”的时候，而“上以官军从郑和自番国还者，远涉艰苦，且有劳效。” 明成祖认为，必需“遣内官”上门慰劳才能表达他的意思，这就有了到太仓“宴劳”的记载，换言之就是回南京“汇报工作”的只是郑和等几位重要的“正使”、“副使”，这么庞大的船队与众多的人员是不可能到南京的，他们一直都是留在太仓，因为这里才是他们的岗位，他们在这里等待再起锚的命令。“上以官军从郑和自番国还者，远涉艰苦，且有劳效，遣内官赵惟善、礼部郎中李至刚宴劳于太仓。”正是说明明成祖之宏烈，他是位优秀的领导者与管理者，到太仓“上以……宴劳”的鼓动性是不可能以其它方式所替代。

无独有偶，我在明·谈迁《国榷》卷十五中又发现有在太仓“宴劳”的记载：“六月癸巳（永乐九年〈1411年〉初四），遣行人迎榜葛剌贡使于太仓，宴劳之。乙巳（十六日），太监郑和还自西洋。”“戊午（二十九日），遣内官赵惟善、礼部郎中李至刚宴劳郑和官军于太仓。”

五、史料记载，外交使节从太仓刘家港进出

宋时，刘家港就开始建码头，元代开始大规模漕运，此时在太仓城南建有海运巨仓，明洪武元年（1368年），在太仓设黄渡市舶司，专司海运与外轮事务。清·张廷玉《明史》：“洪武三年（1370年），罢太仓黄渡市舶司。”这说明在明以前就建有管理船务的“市舶司”。《明太祖实录》卷四十九也有记载：“洪武三年（1370年）二月甲戌（十五日），罢太仓黄渡市舶司，凡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这尽管说明在“洪武三年（1370年）”是“罢太仓黄渡市舶司”，撤消了“太仓黄渡市舶司”，但“番舶至太仓者，令军卫、有司同封籍其数，送赴京师”，这就是说太仓历来是番舶到中国的靠岸港。我后来又在《野获编》卷十二《海上市舶司》中看到这样一段话：“洪武七年（1374年），又设于浙江之宁波府，广东之广州府，其体制一同太仓。”不用置疑，以后建置的“市舶司”是以太仓为标准的，太仓“市舶司”的历史地位不言自明。

太仓刘家港因漕运成为江南繁华的对外贸易港口，明代周繇曾用“半浸中华岸，旁通异域船”的诗句来形容古港的宏伟气势，所以在那个时候，刘家港早已是“异域船”的接靠港。在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浏河镇志·附录》中有这样一段记载：“元代，宣慰使朱清、张瑄于刘家港开创海运后，崛起一座江海雄镇。‘市民漕户云集，雾翁烟火数里。久而外来珍货棋置，户满万室。’其时，刘家港外通琉球、日本、高句丽、阇婆、罗斛和阿拉伯等国，谓之‘六国码头’。刘家港‘名楼列市，番贾如归’，‘九夷百番，进贡方物’。街市上‘岛居卉服侏儒者，雕足椎髻金凿龈’；‘胡贾夷延贡贽琛，关司互市十一征’。史载其时有西洋小人国派使者前来刘家港进贡。元代名士扬铁崖寓居刘家港时，亲眼所见。留下纪事诗文：‘鲛卵兼斤传海上，海人一尺立阶前；娄江码头天下少，春水如天即放船’。”这种日记式的记载，是将当时的夷人来朝进贡当作奇事来描述，外人的进入对当地人来讲确实是一种好奇。遗憾的是，他们是绝对未能想到自己是处在开放前沿的。

太仓刘家港实际上是明时的一个外交口岸，各国来华使团都是在刘家港靠岸，随郑和船队来华的有不少蕃王，也有是遣使节，数目往往是惊人，少时六、七十人，多者达五、六百人，甚至有一千二、三百人之多的，刘家港一时夷人云集，所以有“六国码头”之美誉，靠岸后再从娄江内河进苏州或沿长江西行达南京。

明朝的接待是专门由驿站来承担的。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百四十五《兵部》二十八《驿传》：“自京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运所，以便公差人员往来，其间有军情重务，必给符验，以防诈伪。至于公文递送，又置铺舍，以免稽迟。及应役人等，各有事例。”在明·申时行《明会典》卷一百九《礼部》六十七《宾客》一《会同馆》中写有：“国初，改南京公馆为会同馆。永乐初，设会同馆于北京。三年（永乐三年，1405年），并乌蛮驿入本馆。正统六年（1441年），定为南北二馆，北馆六所，南馆三所；设大使一员，副使二员，内以副使一员，分管南馆。”从这里我们可以知道，明朝的接待工作是很完备的，他的管理机构及设置都很明确。接下来的一些表述更是令我吃惊不小：“凡夷人饭食，用粮米一百石，进贡马匹、象只，用草一千束，豆一百石，本馆每年俱申户部支给。”“量其来人重轻，合与茶饭者，定拟食品单数，杞付膳部造办。主客部官一员，或主席，或分左右随其高下序坐，以礼管待，仍令教坊司供应。”明朝的接待就有“包办”的，而且也是分“档次”的，“每年俱申户部支给。”明朝的好客由此可见一斑，所有的接待都由国家掏腰包。

“遣使奉金叶表文来贺，入贡方物。”明朝的好客引来众多的贡者，我将找到的一点史料列于后：

明·黄省曾《西洋朝贡典录》卷中《榜葛剌传》：“其朝贡无常。（永乐六年，1408年），其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来朝贡。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

明·郑晓《皇明四夷考》卷下《榜葛剌传》：“永乐六年（1408年），王霭牙思丁遣人朝贡。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

明·茅元仪《武备志》：“永乐六年（1408年），王霭牙思丁遣人朝贡。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

明·茅瑞征《星明象胥录》卷七《榜葛剌传》：“永乐二年（1404年），国王霭牙思丁遣使朝贡。六年（永乐六年，1408年），上金叶表。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

明·慎懋赏《海国广记·榜葛剌传·榜葛剌国统》：“六年（永乐六年，1408年），国王遣使自太仓入贡。”

明·严从简《殊域周咨录》卷十一《西戎·榜葛剌传》：“六年（永乐六年，1408年），国王遣使自太仓入贡，上命行人往宴劳之。”

明·申时行《明会典》：“西天有五印度国，榜葛剌即东印度。永乐六年（1408年），国王霭牙思丁来朝贡；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十二年（永乐十二年，1414年），王赛弗丁遣使贡麒麟等物。正统三年（1438年），贡同。表用金叶。”

清·傅维麟《明书》：“永乐六年（1408年），王霭牙思丁遣人朝贡。九年（永乐九年，1411年），至太仓，命行人往宴劳之。”

六、从南京起锚是一种误导

把南京作为起锚地，实际上是受文字记载中“还京”的误示。

很明显，郑和每次带回的“希世之罕”宝物与每次各国随船而至所进献奇兽珍禽为中国所未见未闻，从而引起明政府重视，以至明成祖朱棣亲自“御奉天门，特以颁示群臣，莫不引领快睹，顿足骇愕，以为希世之罕闻，中国所未见。”事后诸大臣又纷纷吟诗作赋，予以称颂，如儒臣金幼孜作赋，夏原吉作《圣德瑞应》诗，王直作《西南夷以麒麟狮子诸物来贡有旨赐观退而赋此以进》诗。金是翰林儒臣、大学士，夏任户部尚书，王为翰林修撰，都是与郑和同时代人。（郑鹤声、郑一钧《郑和下西洋资料汇编》P988）《明诗记事·乙签》卷八夏原吉的《圣德瑞应》诗曰：“圣主膺乾运，垂衣驭八区，道隆尧舜比，功茂禹汤俱。”最后几句是：“拜瞻嗟庆幸，称赞愧荒疏，惟愿皇风洽，仍祈比日舒。鸿图千载固，圣寿万年余。”从这里可以看出当时对进贡方物的盛大景象。郑和事件在南京的影响力完全可以想象，郑和回国后的一些重要活动许多都在当时的京城南京举行，所以很容易使人以为郑和的船队是回了南京，实际上大部分的船只是留在了太仓刘家港，到南京的船只只是为了把郑和及有关官员送到京城去“面圣”。

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是有记载从南京龙江开船，所以有认为郑和下西洋从南京起锚，实际上此认为者没有涉足有关史实。自洪熙三年（1425年）停止下西洋至宣德五年（1430年）郑和再奉命出使，间隔五、六年之久，这时候郑和一直谨守南京，有关下洋规程均已废，所以郑和需要重新整理下洋事务。郑和于宣德五年（1430年）闰十二月六日从南京龙江开船，这实际上是600年前所交通必备，他只能取水路。二十日出太仓西北附子门，二十一日到刘家港，于此驻留一个多月，在刘家港北漕口修建天妃宫，宣德六年（1431年）春，天妃宫修成，郑和撰通番事迹记，刻石于宫内，一切准备妥当后，而后正式起锚出洋，这在郑和第七次下西洋时刻石刊立于刘家港天妃宫通番事迹碑中有明示：“自太仓开洋”。

太仓作为起锚地实际上只是一个港口，在郑和下西洋的时候，太仓竟然还没有行政机关，而只有军事机构太仓卫。而郑和在南京受令，实际上每次诏敕与出使都有较长空余时间：

第一次，明成祖永乐三年六月十五奉命出使，其年冬出海。

第二次，永乐五年九月奉命出使，次年春初出海。

第三次，永乐七年秋奉命出使，其年十二月出海。

第四次，永乐十年十一月十五日奉命出使，约十一年冬出海。

第五次，永乐十四年十二月初十日奉命出使，约十五年冬季出海。

第六次，永乐十九年正月三十日奉命出使，约二月初出海。

第七次，宣德五年六月初九日奉命出使，六年十二月初九日出海。

每次的诏令与出海时间大约相隔半年或更长，原因是郑和在南京接受命令后要有时间到太仓港口与船队会合，并且要有时间在太仓完成起锚前的所有准备工作。

有一件事是发生在第六次下西洋之后。明成祖在郑和第六次下西洋过程中，“成祖已晏驾”（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四《宦者·郑和》）。朱棣死于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七月十八日，当时郑和正在旧港，“永乐二十二年（1424年）正月，旧港酋长施济孙请袭宣慰使职，和赍印敕往赐之，比还而成祖已晏驾。” （清·张廷玉《明史》卷三百四《宦者·郑和》）郑和八月回国，明仁宗朱高炽于八月十五日即位后，听从夏原吉建议下诏“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皆停止。如已在福建、太仓等处安泊者，俱回南京，将带去货物仍于内府该库交收。……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皆停止。”（《明仁宗实录·卷一上》）这些史料也是证明郑和的船队是不到南京的，而是在福建、太仓安泊，仁宗即位后下令完全停止航海之后，所有船只才回南京。

七、长乐是郑和下西洋的必经地与候风港

把长乐作为起锚地也是十分不妥的，郑和在长乐实际上是“航海须待季候风。”

乾隆本长乐县志祥异门云：“永乐十年（1412年）三宝太监驻军十洋街，人物辏集如市。足证每次海行必泊长乐。”长乐史料记载也是认为郑和“海行必泊长乐。”

长乐地处福建省闽江口，县之西隅即太平港，郑和船队每停泊于此港，等待风信。据《乾隆长乐县志》记载：“太平港在县西半里许，旧名马江。明永乐七年（1409年），内寺郑和使西洋，泊舟皆泊于此，因改今名。”郑和亲撰碑文中也是明确记载为“驻泊兹港，等候朔风”。原来，长乐的“太平港”也是因为郑和航海在此候风而名。

八、从技术层面说明郑和的起锚地在太仓

有的资料记载了航海中的技术问题，因为在当时仅以风力为船舶动力的年代，航海技术是至关重要的。郑和的航海图解决了不少航海中的技术问题。我在防风茅元仪《武备志》卷二百四十，占度载《航海》中了解到：“太仓港口开船用丹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 尽管它是写航海的技术方法，但是它告诉了我想要知道的“太仓港口开船”。郑和船队是“用丹乙针，一更，船平吴淞江。”它用这种方法完整走完了七下西洋每次两年的海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