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西周至东周，有哪些变化值得探讨？衡量各方面的发展成就，那么肯定是观念上的改变，在这一点上，西周基本延续了周朝初期的忧患意识和人文精神，但到了东周，人们的精神世界开始充满了勃勃生机。

东周时期，诸子百家争鸣。西周没有“子”，但东周有孔子、墨子、庄子、老子、孟子、荀子、孙子、韩非子，这些人构成了整个东周的历史。

孔子画像

宗法制度名词解释（宗法制度瓦解的时期是）

“子”并非作为个体而存在，而是以“家”为纽带。西汉司马谈在《论六家要旨》中将其分为“六家”，到了东汉，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将其分为“九流十家”。

诸子百家早就有了统一的称呼，但如果仔细研究就会发现，“诸子”与“百家”并不是一个概念：“家”是团体，“子”是个体。“子”创立了“家”，比如墨子开创了“墨家”，孔子与儒家有着密切的联系，但儒家除了孔子之外，还有许多“子”，比如孟子和荀子。

孟子画像

与之相比，西周并无“家”。也就是说，在西周，知识并没有分成不同的派系，那时的人们并不会把对知识的不同理解当成是一种很重要的身份和群体认同，这个观念在西周时期是没有的。“子”在西周也不存在。“子”突出的是个人，西周青铜器上的铭文中真正突出的人物并不多，那么东周呢？五百多年间值得一谈的人物实在是太多了！光是“诸子”之中，就有数十人可以研究。

西周时期能使个体得以施展的组织仍未健全，没有一定的关系和组织网络，一个人无论多么学识渊博，都不可能影响到很多人，也就不会被称为历史“人物”。没有书籍之类能够迅速大规模传播的渠道，知识就无法影响到更多的人。

荀子画像

因此，并非是东周的人比西周的人更有智慧，而是西周时期缺少“人物”产生的社会和组织基础。那么在东周时期，是怎样的社会和组织才能为“人物”的产生创造条件，从而突破固有的局限，形成集体影响力的呢？

“诸子”是“人物”，其核心是思想和知识，可以说在东周，知识的传播方式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在人类文明的初期，知识是一种稀缺资源，被小部分人所垄断。殷商时期，与权力关系最为紧密的，莫过于与祖先交流的知识，关于这方面的知识，商人一直很谨慎地保护着。周人能够翦商成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周人学会了青铜器、占卜、甲骨文等知识。

周公画像

周人在取代商人之后，确立了封建制度，并在思想上发生了变化。周人的强项不是能与祖先交流的神奇能力，而是以宗法制度为基础构建的一种高效的人际关系。相应地，周人对知识的重视程度，也与商人不同。

首先是人与天的关系。天是宇宙间法则的集合，如果对自己的行为是否与法则一致表示怀疑，那么周人会用占卜的方法来寻求答案。如何占卜及之后的解释，就成了重要的知识内容。

古公亶父雕塑与周原的星空

其次是今人与前人的关系。宗法制度是人与人相处的基本准则，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任何事都做不了。所以，世世代代的宗族族谱要仔细地保存，不能有任何疏漏，所以要有专人来维护这份档案，也就是“史官”。不仅如此，结盟的条款需要正式记载，分封的内容需要正式记载，各国之间的交涉也需要正式记载。

最后是人与人的关系。宗法制度并不能仅仅依靠记载来维持，否则就会变成名义上的身份，和遇到陌生人没有区别。维护宗法，使人际关系有意义要靠礼仪。从生出生到去世，从春天到冬天，礼都在不停地对行为进行管理，也会不断地提醒和加强人际关系。辈分、亲疏的安排，都被融入日常生活，使人无法忘记。礼是用来固定宗法制度的，所以礼是不能随意更改的，也要有专人负责管理。

宗法制度的根基在于血缘关系。周人通过人为的手段把血缘关系扩展成了政治制度，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统治架构，但这种体制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它会不断扩大。

西周宗法制度示意图

随着时间的推移，人越来越多，宗法体系也越来越大。繁殖是无穷无尽的，而封建是有限度的。封建制度是层层递进，“国”由“大宗”继承，而“小宗”则要分出去重新建“国”，长此以往，就会陷入没有地可分的窘境。

前面几代，每个“小宗”都还能获得自己的领地，到了某个阶段，有的“别子”甚至降为了庶人，森严的宗法制度开始动摇了。

西周封建制度示意图

一代代下来，有些亲戚是高高在上的国君，而有些亲戚却是一贫如洗的庶人，身份的高低怎么可能不影响到行为呢？一个国君在面对一个沦为庶人的亲戚时，还会不会尊敬地对待他呢？再过几代，就会出现血缘关系中你的长辈可能比你还要年轻的情况，你能忍得住这位年纪比你还小的长辈对你呼来喝去吗？

这就是宗法制度会因为时间推移而变得松散的原因，无论周人再怎么努力地维护族谱上的记载，随着时间的推移，宗法制度必然会变得难以维系，远离现实。

久而久之，国君之间没有什么联系，血缘关系也就是名义上的。封地与封地之间，往往会出现产生竞争，优胜劣汰的法则已经超越了原有的宗法规定。

昭穆制度示意图

一些实力较强的国君会掠夺附近的领地，以前是不会有这样的事情的，因为不管是强者还是弱者，都会受到宗法的约束，没有人对亲戚图谋不轨。宗法制度崩坏后，利益的诱惑越来越大，成为人做出决定的主导因素。

由此，可以对周幽王到周平王、西周到东周这一重要阶段所发生的事情进行再一次的认识。重点不在于幽王与褒姒，不管“烽火戏诸侯”是真是假，这只是后人对“诸侯不至”的一种简略解释，将长久以来政治格局变迁的结果，归咎于周幽王个人的行为。

封建宗法关系的动摇导致了西周的覆灭，并在东周时期促成了“诸子百家”的兴起。

孙子画像

到了汉朝，“百家”的固定观念已形成，“家”是并列的，儒、墨、道、法、名、阴阳等。让人自然而然地以为“家”是独立的，把重点放在了“家”的继承和发展上，而忽视了它们之间的相互联系。

如果仔细研究各家历史，就会发现儒家是不可能和其他家摆在一起的。儒家的起源比其他家都要久远，儒家的起源与西周的贵族教育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史书中清楚地显示了“儒”与“礼”之间的联系，儒家的理想就是要恢复西周原本的制度，与王官学有直接的传承关系。

周礼

王官学是一套由少数人所掌握的知识系统，由专人管理，必须是有一定地位的人才能接触和学习，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礼仪。王官学的存在就是要让封建贵族接受正确的教育和训练，让他们明白自己在宗法中的地位，并按照礼仪行事。因此，礼官必须承担两个职责：一是作为知识守护者，掌握这套传统的知识；二是作为教育工作者，有责任把这些知识传授给下一代。

儒家起源于礼官，他们原本是贵族社会的教育者，在封建宗法制度日益松散的过程中脱离了贵族的官僚体系，变成了“诸子”中的一派。

礼记

随着亲族之间的关系越来越复杂，礼仪也越来越专业化。各种仪式有不同的举行次数，涉及到的成员也不同，没有了这些仪式，复杂的亲族关系就会被人遗忘，而要保持这种传统，别人无法做到，只能交给礼官。

随着礼官的地位越来越高，礼官的作用也越来越大。国君要出征，他会排兵布阵，却不会“戎礼”，需要去请礼官；普通人想要成亲，或者是家里的长辈去世，也很难自己安排好仪式，还是要请礼官。

嘉礼

这些知识太过复杂，根本不是一般人能学会的，况且很多人也不愿意学习。礼仪复杂到需要专业知识的程度，和普通人的生活格格不入，这就代表封建宗法制度已经到了崩溃的边缘，此时受影响最大的就是礼官。

曾经所有人都要依靠他们的专长，连国君都不例外，但他们的重要性完全是由封建宗法制度赋予的，制度崩溃时他们的地位就会急剧降低。

春秋史籍中，常见的一个字就是“僭”。“僭”是什么？用一句话来说就是“不合礼”。在正常情况下，不合礼仪的事情是不应该出现的，但在这段时间里，无时无刻不在发生。很明显，把“僭”的行为记载下来的就是这些礼官。

吉礼

他们的愿望，就是变回原来的样子。在日常生活中，他们发现有权势的人的一切行为，都是违反礼仪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些礼官都是王官学的继承者，但另一方面，他们却是一群与时代背道而驰的人。在东周的变迁中，他们首先形成了一个新的派系，即所谓的“儒家”。

儒家的根基，实际上是王官学，当时这种垄断式的权威，随着新时代的到来已经渐渐被淡忘。如今，旧王官学不得不与其他新的思想相抗衡，于是这一套知识体系成了诸子中的一派。

通过儒与礼的关系，可以清晰地看到两条脉络：一条是墨家，一条是法家。

孔子家语插图

在“诸子”流派中，由于儒家渊源不同于其他流派，故具有特殊的地位。儒家是从王官学中继承下来的，承载着过往荣耀，他们是教育家，但没有人去学习那些过时的礼仪，也没有人去遵守那些严格的礼仪。

孔子提出了解决方案，他觉得礼的崩坏是因为重点搞错了。许多人认为礼就是一套套的规范，就是要教孩子们在不同的场合穿什么、做什么、说什么。

孔子却不这么认为，他认为礼有内在的精神和原则，固有的礼仪会被淘汰，而礼的精神内核却不会，那是一种普遍而永恒的东西。孔子对复礼的追求，重点不在行为规范，而在于其内在的精神和原则，这是不能忘记的。

孔子家语

墨家也源于对礼的反思，但其立场却与儒家截然不同。孔子从王官学的传统出发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墨子则从反对王官学的角度进行了批判。儒家忧心封建宗法关系的崩坏，墨家则把这看作是发展的契机。墨家绝不希望看到封建宗法的恢复，他们是这个制度的局外人，这套制度对他们没有半点益处。

墨家之所以能够成为“家”，是因为他们不仅从自身的身份和利益出发，而且对封建宗法的根本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批判。儒家与墨家之间存在着激烈的冲突，这是由于墨子不仅反对传统礼教，而且也反对孔子的新主张。

墨子画像

墨子从“俭”的角度予以驳斥，认为礼与乐皆无实用价值，墨子批判礼的根本在于“区别对待”，父亲与叔伯不同，叔伯与侄子不同，亲戚与非亲戚也不同，这种不同是最大的问题，也是造成一切混乱的原因。墨子强烈主张从精神和原则上彻底推翻礼教，取而代之的是“兼爱”，对所有人都一视同仁，若无差别，则无纷争。

墨家和儒家对立，而法家也和儒家对立，只不过关注点不同。儒家主张恢复封建宗法秩序，当时的情况就是国君不断扩张疆域和势力，儒家肯定会说：“不行！这是大逆不道的事情！”

韩非子画像

在这一点上，法家与儒家截然对立，他们以实际为出发点，既然生活在现在，又何必在乎以前呢？事实就是事实，事实是先决条件，要解决问题不能用老套的方法来处理，不接受事实，就不会有解决问题的办法。

一面是“历史主义”的观点，认为过去的封建时代存在即合理；一面是“现实主义”，认为接受现实才是唯一的价值。从本质上来说，儒法两家就是不相容的。

道家很复杂，涉及到庄子和老子，实际上是两个不同的流派，后来被放到了一起。说到老子，有两个不同时代的人物被混为一谈，一位是先于孔子的老聃，一位是战国时期的李耳。在《史记》中，两人已经合二为一了。

史记

老聃与王官学有关，属于史官。他们是封建宗法制度的记录者，角色延伸使他们成为历史思想家。他们的眼光要宽于儒家，认为不仅在礼的背后存在某种道理，在人的一切活动中都存在着同样的道理。所有行为背后的道理，这就是“道”的本质。

庄周梦蝶

庄子的背景不同，庄子也讲“道”，“道”脱离了人类的范畴，可以在大自然中自由地游荡，与周人的思想有很大的不同。

阴阳家起源于王官学中的占卜和与之有关的概念。《易》被认为是儒家的一部重要著作，清晰地反应出了阴阳家的理念，认为世间万物都是相互关联、相互影响的，可以通过卜卦来预测、推断。阴阳相生相克，五行相生相克，形成了一种包容一切的法则。

五行相生相克

这种观念，为何会传入儒家？不是因为符合儒家的理念，而是源于王官学中的“易学”，才会被儒家保留。由此可知，儒家与王官学之间的联系十分紧密，而阴阳家也是出自王官学一脉。

西周王官学在封建宗法体系中失去了应有的作用，开始向外扩散。在不同的情况下，有了不同的侧重，由此形成了东周诸子学说。

儒家思想是最早形成的，也是最重要的。从礼官到儒家，其关键性的转变是把礼的关注点从有形的礼转向了无形的礼，繁复的礼应该有一种精神，只有掌握了这种精神，才能解决问题，这是孔子最根本的观点。

孔子讲学图

这种本质论的思想趋向，并不局限于儒家，在墨家和道家中都有。墨家认为，人的一切行为都服从于一种更为宽泛的原则，即“兼爱”，对一切事物一视同仁。礼，反而是违背、扭曲了这个大原则，造成了混乱。若能“兼爱”，所有问题就都能解决。

道家起源于史学，认为历史的变迁可以形成某种规律。这套规律可以呼应天地运转的规律，所以掌握了这套规律就能用更高的智慧洞悉一切事物。

道家十六禅观

阴阳家是从占卜中衍生出来的。他们认为宇宙是一个大体系，所有的一切都是联系在一起的，可以通过这种联系来认识和理解宇宙，从而产生影响宇宙的力量。人能左右事物，事物也能左右人，这样就可以通过改变人的行为来影响事物的状态，而反过来也可以通过改变事物的状态来影响人。人和物都是一种相互克制的运行机制，可以创造更多的可能性。

王官学原本是一个庞大的体系，但在诸子中却分成了好几派互相竞争。他们之间的较量主要有两方面：一是关于解释世界的水平，谁更有说服力；二是在实际的层面上，谁的方法能应对封建宗法的崩坏。激烈的竞争促使新的学派迅速发展，有些侧重于提高解释力，有些侧重于提高有效性，有些是以个体为中心，有些则是以集体为中心。

道之所存，师之所存

由此产生了一个思想和学术的黄金时代。在东周的历史中，一是社会的剧烈动荡，另一个是思想和学术“百花齐放”的盛景，二者是相互联系的。社会动荡颠覆了王官学的权威，从而产生了多元化的土壤，而社会动荡所带来的不安和痛苦，也激发了人们寻找答案的强烈渴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