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喜欢阅读传统的经、史、子、集著作，“苟有志于学问，此实为必读而不可缺”，这是青年毛泽东对中国传统文化典籍的态度。他对史籍的爱好，贯穿于他的一生。

毛泽东读得最多的、批注最多的历史书籍是《二十四史》。中南海毛泽东故居藏书中有一部清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这部《二十四史》，是1952年工作人员根据他阅读中国古籍的需要而添置的。这是一部大字木刻线装本，毛泽东生前特别喜爱，每次去外地视察工作，参加会议和调查研究时，他老人家都嘱咐工作人员带上这部史籍，走到哪里，带到哪里，读到哪里。从50年代到60年代、70年代，无论在外出的火车上、飞机上，无论在住地的会客厅里、书房里、办公室里、卧室里，无论白天、黑夜，工作人员随时都可以看到他老人家凝神静气地读《二十四史》的身影。

如果说毛泽东从青年时代开始阅读《二十四史》还只是单本、篇章，那么从1952年之后，毛泽东读乾隆武英殿版的《二十四史》，就是全面、系统地研读了。这部《二十四史》，毛泽东整整读了24年。

1975年，毛泽东已经82岁高龄，而且眼睛患白内障，逐渐看不清东西了，医生建议他每天不看书或少看书。他对医生的话毫不在意，每天照样看书。实在不能看了，就让身边工作人员给他读书。1976年5月，毛泽东的病情不断加重，身体素质越来越差。6月初，他突患心肌梗塞，经及时挽救，脱离了危险。之后不久，毛泽东许多时间都处在昏迷半昏迷状态，靠鼻饲生活。据医疗组的护理记录，1976年9月8日这一天，毛泽东看文件、看书11次之多，共计2小时50分钟。毛泽东读过多遍的这部《二十四史》中的《晋书》、《南史》等分册就一直放在他的身边，这部书一直陪伴着他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毛泽东为什么如此下功夫读《二十四史》呢？笔者认为，《二十四史》这部巨著记载的我国长达4000多年的社会历史无所不包、无所不有，既有史学价值，又有文学价值，是历代政治家、军事家、思想家鉴往知来、治国安邦、修身齐家、为人处世的镜鉴宝库。此外，毛泽东苦读《二十四史》至少还有两个重要原因。

第一，从毛泽东在青年时代没有出国留学的思想渊源来看，是为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之大要。当年他的同代人中有不少人都出国求学了，他的同学也劝毛泽东出国磨砺，但毛泽东最终还是留了下来，留在了国内。他那时认为留在国内探索的好处是：看译本较原本快速得多，利于在较短的时间求到较多的知识。世界文明分东西两流，东方文明在世界文明内，要占个半壁的地位。然东方文明可以说就是中国文明。吾人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再到西洋留学才有可资比较的东西。吾人如果要在现今的世界稍为尽一点力，当然脱不开“中国”这个地盘。关于这地盘内的情形，似不可不加以实地的调查，及研究。这层功夫，如果留在出洋回来的时候做，因人事及生活的关系，恐怕有些困难。不如在现在做了。他还说，我觉得关于自己的国家，我所知道的还太少，假使我把时间花费在本国，则对本国更为有利。

毛泽东虽然没有走出国门，壮游世界。相反，当许多人在国外住洋房，吃面包时，他却走向了中国的穷山僻壤，走向了社会的最底层，住茅屋，吃南瓜。通过调查了解中国社会问题和劳动人民的生活状况，从读“无字之书”中获得了丰富的中华民族的社会历史知识。

毛泽东青年时期的这些想法、看法、做法，特别是他的“似应先研究过吾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主张，与他后来下功夫读《二十四史》是密切联系的。前者是因，后者是果。毛泽东晚年还坚持读《二十四史》，就是为了更好地、更深入地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就是为了对自己的国家知道得更多一些。《二十四史》就是了解我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的最好的、最完整的知识宝典。

要全面地了解中国几千年的历史，不可不读《二十四史》。正如1975年毛泽东与芦荻老师关于读《二十四史》的谈话时所说的，一部“二十四史”大半是假的，所谓实录之类也大半是假的。但是，如果因为大半是假的就不读了，那就是形而上学。不读，靠什么来了解历史呢？反过来，一切信以为真，书上的每句话，都被当作真实的信条，那就是历史唯心论了。正确的态度是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分析它、批判它，把颠倒的历史颠倒过来。

这就清楚地说明，毛泽东下苦功读《二十四史》，就是为了了解中国历史，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明史，了解中国“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

第二，为了借鉴历史，从历史中寻求治理国家的启示、经验和教训。学习研究中国历史包括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了解把握“古今学说制度的大要”，最重要的目的是要为今天的现实斗争服务。鉴往知来，是为了治国安邦。学习了解中国几千年的文化遗产，有批判地继承和发展我们民族的文化遗产的精华，汲取对今天、明天，政治、社会、经济、科学、文化等建设和发展有益的东西，让其更好地为现实斗争和建设事业服务，这是毛泽东酷爱历史，孜孜不倦地学习研究《二十四史》一贯的主张。

1939年5月20日，毛泽东在延安在职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就强调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一任务。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品。对于这些，我们还是小学生。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

1960年12月24日，毛泽东在会见古巴妇女代表团和厄瓜多尔文化代表团时的谈话中对中国文化遗产的科学态度又一次作了很好的阐述。他说，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中国几千年的文化，主要是封建时代的文化，但并不全是封建主义的东西，有人民的东西，有反封建的东西。要把封建主义的东西和非封建主义的东西区分开来。封建主义的东西也不全是坏的。我们要注意区别封建主义发生、发展和灭亡不同时期的东西。当封建主义还处在发生和发展的时候，有很多东西还是不错的。反封建主义的文化也不是全部可以无批判地利用的。封建时代的民间作品，也多少都还带有封建统治阶级的影响。我们应当善于进行分析，应当批判地利用封建主义的文化，而不能不批判地加以利用。反封建主义的文化当然要比封建主义的好，但也要有批判、有区别地加以利用。我所了解的是这样，我们现在的方针是这样。至于充分利用文化遗产，我们现在还没有做到。中国古典著作多得很，现在是分门别类地在整理，用现代科学观点逐步整理出来，重新出版。

“对中国的文化遗产，应当充分地利用，批判地利用。”这样的主旨是毛泽东晚年读《二十四史》的内在主要的动因。他老人家晚年不仅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还下了很多功夫读《资治通鉴》、《续资治通鉴》、《纲鉴易知录》、《通鉴纪事本末》、《续通鉴纪事本末》等多种稗官野史。彭德怀说，在党内真正懂得中国历史的还只有毛主席一人。周恩来说，毛泽东读古书使他的知识更广更博，更增加了他的伟大。

我们从图书服务工作中还知道，晚年的毛泽东，不仅自己下了很大功夫读《二十四史》，而且常常将他读过的认为有意义的人物传记等分册送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彭真、彭德怀、陈毅等中央领导人阅读。他老人家生前非常重视《二十四史》等史书的标点出版工作。他曾多次向全党同志发出学习历史的号召。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他就要求有关方面组织安排《二十四史》、《资治通鉴》等史籍的标点出版工作，首先指定标点《二十四史》的前四史，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1959年后，有同志建议将其余二十史加上《清史稿》，全部加以整理，毛泽东深表赞同。在他的支持下，集中全国专家学者的力量，对这部史书加以标点、分段、校字，大大便利了历史研究工作，也为更多的人学习中国历史提供了方便。

（作者：徐中远，为毛泽东晚年图书服务员，本文节选自作者撰写的、由中央文献出版社出版的《毛泽东晚年读书纪实》一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