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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曹魏时期的“门生故吏”制，《三国志》直接的史料很少，而裴注引《魏略》，在《常林传》、

《赵俨传》、《田豫传》中补充了相关的史料多条，充分反映了进入曹魏时期后“门生故吏”制的变化轨迹。

关于蜀汉先主刘备与曹操“今天下英雄，唯使君与操耳”之对以及刘备依附刘表后所发生的事情，裴注引常璩《华阳国志》、胡冲《吴历》、《献帝起居注》、王沈《魏书》、《九州春秋》、《汉晋春秋》、《英雄记》、孔衍《汉魏春秋》等史籍，补充了大量的相关史料，不仅有于后人研究刘备其人其事，而且许多故事为以后的干宝《搜神记》、刘义庆《世说新语》所本，为后世《三国演义》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关于“诸葛氏’’的姓氏来源，《三国志》只字未提，而裴注在《诸葛瑾传》中引《吴书》，记载了诸葛氏的来源、地望、迁徙过程以及诸葛瑾的治学情况，从而为研究姓氏起源和人口迁徙提供了佐。另裴注引《吴书》记载：“初，瑾为大将军，而弟亮为蜀丞相，二子恪、融皆典戎马，督领将帅，族弟（诸葛）诞又显名于魏，一门三方为冠盖，天下荣之。瑾才略虽不及弟，而德行尤纯。妻死不改娶，有所爱妾，生子不举，其笃慎皆如此。”亦补充了诸葛氏”一

门三方为冠盖”的史料。

关于“草船借箭”的故事，《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鱼豢《魏略》补充记载，诸葛亮“草船借

箭”的故事，实际上是孙权“乘大船来观军，（曹）公使弓弩乱发，箭著其船，船偏重将覆，（孙）权因迥船，复以一面受箭，箭均船平，乃还，故事的翻版。可见，《三国演义》为了塑造完美的诸葛亮形象，实有张冠李戴之嫌。

关于不韦县的由来，裴注引孙盛《蜀世谱》补充记载，“初，秦徙吕不韦宗族于蜀汉，汉武帝时，开

西南夷，置郡县，徙吕氏以充之。因日不韦县”的史料，亦可补充班固《汉书》之缺。

关于东汉末年至曹魏时期敦煌地区的农业发展问题，裴注引《魏略》记载：东汉熹平中“敦煌不甚晓田，常灌溉洁水，使极濡洽，然后乃耕。又不晓作耧犁，用水，及种，人牛功力既费，而收谷更少。（赵）隆到，教作耧犁，又教衍溉．岁终率计，其所省庸力过半，得谷加五”的史料，不仅补充《三国志》之缺憾。而且也为东汉末年及曹魏时期西北农业取得了一定发展提供了有力的佐。

关于诸葛亮制造“木牛”、“流马”的情况，《三国志》只字未及，而裴注引《诸葛亮集》详细记载了“作木牛流马法”。

关于曹魏时期重要的名士孔融，《三国志》语焉不详，以致后人对孔融的生平、事迹和个人秉难以了解。而裴松之通过在《崔琰传》、《邴原传》中注引《原别传》、司马彪《续汉书》、司马彪《九州春秋》、张瑶《汉纪》以及《魏氏春秋》等书，详细记载了孔融的家族世系情况、为官经历、学问、品德以及得罪曹操后被诛杀的经历。

此外，裴注所引王沈《魏书》与《魏武故事》等，补充了曹魏屯田制的实行情况；通过裴氏所引王沈《魏书》，可知曹魏租调制的内容；曹操的《自明本志令》，通过裴注引《魏武故事》而明朗；献帝时的禅代实况，通过裴注引《献帝纪》而大白于世；马钧的事迹，通过裴氏在《魏书·明帝纪》中引《魏略》和在《杜夔传》中引述傅玄所述马钧事迹，才为人所

知；《三国志－魏书·袁绍传》，藉裴氏注引《献帝纪》、《汉末名士录》、《英雄记》等，方知黑山军及袁绍谋士的情况；关于袁绍和公孙瓒的关系，正是藉裴注引《典略》、《英雄记》和《汉晋春秋》等而获得说明；关于徐州兵的质与来源，正是通过《三国志·魏书·陶谦传》注引《吴书》才获得说明；关于青州兵长期保持其独立编制的番号的问题，也是通过《魏书·臧霸传》注引《魏略》才获得完整说明；鱼豢的《魏略·西戎传》，记录了不少西部少数民族的情况，陈寿几乎全部删去，裴氏完整地引述了《魏略·西戎传》，填补了《三国志》的空白部分；益州地区刘焉、刘璋父子收编的东州兵，若不是裴注引述《英雄记》，几乎不明东州兵之质与来源。有关孙策的一些情况，如果不是裴注引《江表传》及《吴录》等书，也将十分模糊。诸如此类情况，几乎举不胜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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