制造伪书，在中国早有传统。本报特邀学者王学泰对此进行了追溯。

笑谈 郭沫若为伪书“论证”

郭沫若先生为之著文论证与吹捧，“坎曼尔”遂成为“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地区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研究的回鹘诗人”。

从戏说“历史”的电视剧普及以来，文化界关于伪书的警惕意识越来越淡薄了。像“孔子遗嘱”(所谓《子寿终录》)“光绪皇帝在京师大学堂的演讲”等极其鄙陋、可笑的伪造居然也能登载在一些较为严肃的网站上，被一些文化人传来传去。这让我想起“文革”中轰动一时的“坎曼尔诗签”这个“伟大的考古发现”(经我的同事杨镰考证，“坎曼尔”完全是子虚乌有人物，所谓“诗签”也系新疆博物馆两个工作人员伪造)。郭沫若先生为之著文论证与吹捧，“坎曼尔”遂成为“唐宪宗元和年间安西地区对汉族文化有相当研究的回鹘诗人”，“坎曼尔的作品”如《诉豺狼》之类还进入了中学教科书，弄得人人皆知，直到如今仍被当作“精品”载入《唐诗精品鉴赏辞典》。当年的学术泰斗、教育工作者、现今的出版人不能不说是文化人，不管他们出于何种目的对于文化的真伪竟如此麻木，不能不让我悲哀。

人们痛恨假医假药、假名牌、假产品，而对于伪书却觉得这些无伤大雅，有的甚至觉得很好玩，认为辨伪者是多此一举。这些人不懂得造作伪书者除了名利的目的外，还有一个顾颉刚先生所说的“伪造历史”的目的。他在《古史辨》第一册的《自序》中就讲到“有许多伪书是用伪史作基础的，如《伪古文尚书》、《古三坟书》、《今本竹书纪年》等”。

追根 古人作伪有“传统”

造作伪书是从什么时代开始的呢？应该说从有书那一天起就有了伪书。不过先秦时期，人们没有著作权的意识，那时写书并非是为了扬名、大多是要推行某种主张，为了增加自己著作的权威性，作者往往爱署上一个古代圣贤的名字，读《汉书·艺文志》中可见这类著作之多。如“《伊尹》五十一篇。《太公》二百三七十篇。”伊尹是圣君商汤辅臣，太公就是姜太公，周文王的辅臣。医学经典——《黄帝内经》更假名人文始祖所著。这些都是借圣贤以推销自己的作品。另外，先秦是百家争鸣的时代，每家都要宣传自己的观点，当他们所写的文字要集合成书时候，多用自己学派创始人的名字来署名，例如《庄子》共33篇，大多学者认为内7篇出自庄周之手，外、杂篇则是庄子后学所作，《墨子》《管子》《商君书》也有这个问题。这类典籍一般不将其视为伪书，然而学者使用时一定要明白这些书中的观点未必都是庄周、墨翟、管仲、商鞅的。

经过了秦始皇的焚书坑儒和所实行的“挟书律”(民间和个人一律不得藏书)之后，文明大倒退，这给汉代实施文治带来很大困难。汉文帝和文帝之后多次向民间征求书籍，诱之以利禄。重赏之下，何求不得，这对搜罗散落民间的佚书起了很大作用，但也刺激了伪书制作，甚至形成伪书泛滥局面，不仅伪造先秦诸子制作，在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假借圣贤之名伪造了众多的谶纬之书。汉儒认为有经必有纬，于是，他们为“六经”和《孝经》制造了许多相应的纬书。

汉儒们自己造伪书，还使用和迷信伪书，甚至深信他们假借圣贤、伪托孔子的著作就是古圣先贤为大汉王朝所做的先期设计。汉代的《韩勑碑》中说“孔子近圣，为汉定道”；《史晨碑》中说“西狩获麟，为汉制作”。汉儒倒果为因，于是孔学、儒学就成了大汉朝的“私人定制”。这种意识不仅欺骗了他人，更要命的是也迷住了他们自己，王莽就是在这种迷幻症下扮演着命运的悲喜剧。东汉的王充看到这些十分悲愤，他在《论衡·自纪篇》中说，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

其实，“人君之政”、社会习俗和一代学风都与制造伪书有密不可分的关系。

清算 最大的伪书案就是《伪古文尚书》案

传统的经史子集中皆有伪书，但在秦代以后的两千多年中影响最大的伪书案就是《伪古文尚书》案。这个案子发于汉武帝时期的孔安国。他是孔子十一世孙。武帝末年，鲁恭王刘余要扩大自己宫室，拆毁孔府旧宅，从墙壁中得《古文尚书》、《礼记》、《论语》及《孝经》，皆科斗文字，当时人都不识，安国以今文(隶书)读之，又奉诏作书传，定为58篇，谓之《古文尚书》。除了篇目分合的差别外，还比流行的《今文尚书》多出25篇。有的学者认为“《尚书》惟今文传自伏生口诵者为真，古文出自孔壁中者尽为后儒伪作为伪造”。东晋时孔书已失传，梅赜献《古文尚书》朝廷立于学官。现在流传《古文尚书》就是梅赜献本。学者批为“伪中之伪”。

虽然伪书之名始于汉代，并受到当时学者的指责，但伪书真正被清算却是在考据学流行的清代和清代以后。康熙间学者姚际恒写作了《古今伪书考》是这个清算的开始。其序云：造伪书者，古今代出其人，故伪书滋多于世。学者于此真伪莫辨，而尚可谓之读书乎！是必取而明辨之，此读书第一义也。

他指出要读书第一要务是辨伪，不辨伪读书是瞎读。此书辨伪书62种，包括经部19种，史部13种，子部30种。

《古今伪书考》开启了辨伪之风，到民国间“疑古学派”达到高峰。近年随着考古发展，一些汉代以后古人不曾见到古书现世，过去所认定的伪书未必是伪书，起码不全是伪书。如《晏子春秋》《尉缭子》等等。《孙子兵法》作者问题也得到解决。甚至《古文尚书》真伪的陈年积案随着“清华简”的出现也有望解决。然而目前考古这个透明度远远不够的学科领域也要警惕“坎曼尔诗签”案的前车之鉴。我们普通读者也将拭目以待。

□王学泰(中国社科院文学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