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15日上午在历史学院天挺阁，南开大学历史学院与中国社会史研究中心举办了“南开史学名人讲座”第167讲。由大阪经济法科大学伍跃教授作了题为“日本东洋史学的学术：以文书档案的利用为中心”的讲座，本院孙卫国教授主持。南开大学法学院冯学伟与贾卓威教授、本院张叶老师等校内外师生三十余人聆听了讲座。

讲座伊始，孙老师代表主办单位向伍跃先生表示诚挚欢迎，并介绍了伍老师的学术经历及主要代表性学术成果，特别指出伍老师在中大、北大奠定了学术基础。负籍东渡后，求学京都大学，师从夫马进先生，多年浸淫在日本东洋史学科之中，今天的讲座可以说是伍老师的现身说法。围绕日本东洋史学科的学术训练，伍老师从四个方面展开：日本“高中历史课程”、“本科、研究生课程和学术训练”、“文书档案的收集和研究传统”、“文书档案的研究利用”。

伍老师从日本高中的历史课程谈起，指出随着日本历史学科体系的变化，日本高中历史课程也逐步改革。原来的历史学由日本史、东洋史、西洋史三部分组成，近些年来改为日本史和世界史，世界史再按各大洲分为亚洲史、欧洲史、美洲史、非洲史，亚洲史下再分为东亚史、西亚史、南亚史……作为原来跟日本史、西洋史三科鼎力的东洋史，地位越来越弱化。这种情况，从高中历史课程设置，到大学的专业划分、研究生的专业培养，都深受影响。

即便如此，攻读东洋史专业的本科、研究生课程和学术训练，既要适应新的变化，同时依然承袭原来的学术传统。伍老师以京都大学文学部培养方案为例，重点介绍东洋史学本科专业课和东洋史学修士（研究生）课程。东洋史学本科专业课由讲义、讲读、特殊讲义、演习、实习、毕业论文组成，东洋史学研究生课程由特殊讲义、演习、自由选修组成。讲义即由本院教员负责教授，特殊讲义由外校教员负责教授。限于日本国内史学学科现状，外校教员授课的情况更为普遍。演习由读书与讲课组成，演习课程是对文献的精读，目的在于通过读书使学生掌握治学方法，其形式包括查（识字、识典、溯源）、读（训读）、译（翻译为现代日语），训练学生研读原始文献（文书档案）的基本功。此外，研究会、读书班也是学术训练的重要环节，组织单位或附属于某一机构，或由博士研究生自由组成，参与者身份平等，也可实现跨学科交流。

而对于文书档案的收集和整理研究，则是日本东洋史学的传统。伍老师指出，日本对中国文书档案的收集，最早可以追溯到江户时代。明治以降，日本学者收集中国文书档案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清末民初，最具代表性的是内藤湖南。内藤氏于1899至1933年10次来华，前往奉天等地调查，收集了内阁大库、满文老档等资料，并在京都讲授中国古文书学（公牍）、清史等课程。第二阶段是1970年代以后，日本学者在中国各地档案馆、图书馆调查收集，购买档案的缩微胶卷或影印出版的档案史料集。日本对文书档案研究开始较早，形成了“日本古文书学”，藤枝晃认为“古文书学，即研究古文书外形（书式、书体、纸质）、内容、相关人物、完成过程、作用和效力等所有方面的学问，是史学的重要辅助学科。”大津透称之为“日本史学研究方法的核心”。日本教科书则将古文书学的构成总结为样式论、形态论、机能论、传世论。伍老师认为日本学者以研读文书档案为主，关注重点转向近代乃至当代。日本学者对中国的文书档案研究亦可分为两个阶段：“二战”前以敦煌文书研究和唐令研究为主，代表学者有那波利贞、仁井田陞；战后研究又可分为两类：一类是中央文书的研究，如雍正朱批御旨研究，代表学者有宫崎市定、安部健夫、佐伯富；一类是地方文书的研究，如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的研究，代表学者有滋贺秀三、臼井佐知子、寺田浩明、夫马进等。

接着，伍老师讨论了日本东洋史学者对中国文书档案的研究利用。他特别强调，中国地方文书档案研究利用成为日本东洋史学术潮流，源自徽州文书的“冲击”。徽州文书是中国学者较早开掘的地方文书，引发了中日学界的普遍关注。而京都大学夫马进先生及其团队的研究，更具有示范作用。夫马先生长期关注下层士人、官僚、民间人的生活和思想，有意识地收集、研读档案文书，如太湖厅档案、顺天府档案、巴县档案等，研究课题涉及民事、刑事案件审理、官僚人事制度、社会治理、东亚各国外交、集市货币等方面，进而推进了多方面历史问题的研究，如中国明清地方档案研究、东亚历史上的文化交流、中国诉讼社会史等，刊出了一系列颇具国际学术影响力的巨著，如《中国善会善堂史研究》《朝鲜燕行使与朝鲜通信使》《中国诉讼社会史研究》等。

随之，伍老师对文书档案的利用，介绍了一套系统科学的研究方法：首先识字体，文书档案字体多样，包括行书、草书、俗体字、印章等；次则明典章，瞭解行政、司法、文书诸制度；再次溯史源，即史料之源、前人研究之源；同时要赴田野，了解文书形成的环境；更需勤交流，师生会读，研究发表。

最后，伍老师作了几点总结：第一，文书档案需要一件一件读，一桩一桩归纳，可能是一种碎片化的研究，但能够为后来学者提出大问题、总结出大结论提供助力。第二，研究不能没有理论，但研究不是为了附和理论，而是应用理论提出新的问题。第三，史学研究一时虽有主流与支流。当处于支流之时，更要有学术定力，持之以恒，做出学术成果后，或许就会变成主流。

在提问环节，张叶老师结合自身经历阐述了对此次讲座的体会，她认为，伍教授见解深刻，对日本历史学学科、东洋史现状介绍相当清晰，她也提出当前形势下，中国学生留学日本应该注意什么；贾卓威老师认为伍教授此次讲座旨在传授域外经验和域外视野，从方法论的角度进行学术点拨，需要进一步追问的是，以档案为中心开展研究，如何保证档案的真实性；孙卫国老师指出伍老师的演讲既有对日本东洋史学科学术史的梳理，更有方法论上的指导意义，他接着围绕日本历史教科书中的文天祥认知、夫马进教授如何能在多个几乎没有交集的学术领域都做出开创性的学术成就、选择档案文书阅读的偶然性等方面加以提问和讨论。伍老师一一进行了回应，他特别强调，因为日本东洋史学科在每个大学，教师岗位很少，教授课程五花八门，这样也就有可能涉猎完全不同的领域，成就多方面的学术成果；而研读档案的选择确实有偶然性，而这种研读方法是从原始档案入手，将相关领域的学术史介绍、文献研读、历史研究融入一体，从而也较容易走上学术研究之路。

本次讲座，伍老师论及日本历史教育学科的设置、各级学生的课程与培养方式、文书档案的研读方法，并以夫马进先生为例，说明如何利用文书档案开展学术研究，视野宏阔，深入浅出。同学们纷纷表示获益良多，讲座在大家热烈的掌声中结束。

供稿：王子杰、石曜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