讲座纪要｜傅刚：先秦文学文献学刍议-米儿火

南大人文中国｜第1期

新加坡/北京时间2021年1月31日9:30-12:00（美东时间2021年1月30日20:30-23:00），由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人文学院中文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联合举办的“南大人文中国”线上系列讲座第一场在Zoom平台上举行，讲题为《先秦文学文献学刍议》，由北京大学博雅特聘教授、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傅刚主讲，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系主任杜晓勤点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中文系主任暨中华语言文化中心主任游俊豪致欢迎辞，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中文系长聘副教授曲景毅主持。讲座吸引超过Zoom会议室上线人数的300人参加，出乎主办方意料之外，可见主讲者傅刚老师的号召力。讲座的赞助人新加坡企业家蓝智聪先生在聆听讲座后不禁感慨：一个先秦时期的题目，能够有这么多观众，实属不易。他祝贺讲座取得成功！

讲座伊始，傅刚老师首先对演讲内容做简单介绍。他指出，有很多人把文学文献学看为是古代文献学的分支。他表示，文学文献学是针对古代文学史专业所设计的文献学，主要是针对文学史的需要。从性质上讲，它的确是文献学的一个部分，但是，它与古典文献学的研究目的和针对对象不同，所以不能简单的把文学文献学看成是古代文献学的分支。否则，在理解和操作上会有许多不便与不对的地方。他的研究目的就是要强调文学文献学与古典文献学的不同，辨析其所具有的特点、形态、性质以及研究范围和方法，并宣扬以文献为本的学术理念。对此，傅刚老师将演讲内容分为四个部分进行阐述。

▲傅刚教授演讲

第一个部分，傅刚老师对文学文献与史学文献的异同进行说明。他认为，文学文献与史学文献有两个不同之处。第一，史学文献注重外部条件，文学文献在注重内部情感的同时也注重外部条件。史学文献的核心内容是对过去事件的记述，以及对这些发生过的事情规律、原因的研究。虽然文学史也是史学，但是文学发生发展的历史。文学史关注的是由古代作家笔下所反映出来的人类精神世界的内容。但是，文学史家研究文学史，不能仅仅研究作家作品本身，还必须研究作家生活的环境、特定历史时期的特征、作家的生平、经历、交往等等。这是为了准确把握这些作家的情感。因此，从这一点说，文学史家比历史学家要求掌握的知识范围更广，要求更严。第二，史学文献不取具有艺术特征的文献，文学文献则反之。傅刚老师指出，历史学家在处理研究对象时，不大考虑历史事件中人的感情，他认为，起码当代的历史研究是这个情况。他们对古代诗文往往取忽略的态度，认为那往往掺杂了夸张、渲染，离事实较远，是不可作为证据使用的。傅刚老师指出，有不少历史学者可能有这样的看法和议论。但其实，他表示，真正好的历史学家，并不排斥古人的诗文，一样看作是珍贵的史料，比如陈寅恪和王国维。他认为，古代诗文也是非常重要的史料，它不仅抒发和表现古代作家内心的情感，而且这种情感是对当时社会的真实的反映，是可以看作为史料。所以，文学学科处理的材料是具有艺术特征的，这与作为社会学科的历史学有所不同。

与此同时，傅刚老师还指出文学文献与史学文献的两个相同之处。第一，文献学涉及到很多文献学的基本内容，所以它遵从史学研究的方法。虽然，文学的艺术性不能够以科学的方法概括、统计，但是，古代作家的作品，本身就是文献，尽管这文献不同于历史文献，但是古代文献的处理和使用的规则、方法，也适用于它。而且，傅刚老师表示，作家的生平、经历、活动，都是已发生的历史事件，作品的写作环境、背景，作家受到什么样的思潮影响等等，都是历史和材料。因此，对古代作家作品的分析与研究，不能脱离历史环境，仅凭研究者个人简单地阅读和理解。他认为，有一些研究就是强调个人的阅读经验和心得，对于作家生存环境和历史条件等相关历史材料并不重视。他认为，这样的做法对古代文学史会把握不准。在此基础上，傅刚老师提出了第二点，即不仅历史学家强调历史学是实证的学科，文学史学也非常重视实证。他认为，没有对作家作品和文学现象产生的历史背景、原因作深入透彻的研究，就不可能会正确地解决文学史中的问题。对此，傅刚老师以他的老师、当代著名文学史家曹道衡先生《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为例,认为曹道衡老师的研究是文与史紧密结合的一个典范。

▲曹道衡《兰陵萧氏与南朝文学》（中华书局，2004）

第二个部分，傅刚老师总结了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与特征。他认为先秦文学文献的性质从两个方面限定，一是先秦这个历史时期，二是与文学史研究相关。傅刚老师表示，先秦历史时期在文学史中是一个特殊的时期，这个时期的文学学科还没有建立，不能用后来的文学概念来硬套这个时期的材料。事实上，它也不属于任何其它学科，文、史、哲，甚至考古学科都必须依据相同文献。但是无论是後世所称的五经基本文献，还是经过整理的历史文献如《国语》等，傅刚老师认为都符合文学性质的写作手段，这些文献的作者和记录者都自觉地在使用着。对此，傅刚老师以《孟子》所引的《尚书·武成》所记武王伐纣的事件为例，指出“流血浮杵”四个字不是历史语言，而是典型的文学的夸张的描写。傅刚老师认为，历史真实仅靠史官如实地记录，是不能反映出来的，它还必须通过艺术手段才能在本质上反映，这是文学史研究中提出的艺术真实理论。

随后，傅刚老师又探讨了先秦文学文献的特征。他指出，先秦文学文献的特征是指能够反映文学因素产生和发展的文学表现。比如《左传》，历史学研究关注其所记叙的历史事件，文学史研究则关注其叙事手段及写作特点。此外，傅刚老师还指出，文学史家在处理先秦文献时对文体的关注，是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不同的特征。但是另外一方面，傅刚老师又指出，先秦文学文献重要的特征，恰恰是其学科界限不分明。理论上可以分析文学文献与历史文献的区别，但其实在对这些文献进行研究和整理时，作为所有学科的文献底本，其文献特征则具有共通性，即文献的形成过程、成书的时间、体例、书的作者、书的真伪等等，这些都是首先要解决的。

第三个部分，傅刚老师界定了先秦文学文献的范围并说明其研究的方法。关于先秦文学文献的范围，傅刚老师认为，其范围不能简单地限定在集部以及与作家活动相关的资料。先秦文学的发展既然是在国家的宗教、政治、文化活动等文字记录文献中逐渐呈现出来的，那么所有的文字文献其实都应视为文学文献。这样一来，先秦所有的文字记录文献就都是文学文献的范围。因此，傅刚老师强调，先秦时期的文字资料、经、史、子以及神话、传说，甚至图像，都应视为文学文献。比如甲骨文，对文学史研究来说，它有利于探讨中国上古时期的写作状态和叙事的观念、手段，并可以探研出当时应用文体的写作状况、文体与载体间的关系等等。

▲ 有字卜骨宁夏彭阳姚河塬商周遗址｜图：中国文物网

此外，关于先秦文学文献的研究方法，傅刚老师表示，文学文献的整理和研究方法，大体上与历史文献相同，即要明目录、版本、训诂、校勘、辨伪。对此，他整理出四个要点。第一、先秦文献由于去今时代辽远，语词音韵皆有专门学问，故亦须明小学，识字明音，这些都是必备的知识。因此，先秦文学文献应该包括传、记、说、解等训诂材料。第二、学习先秦文学文献，必须具有正确的学术态度，要遵从古代文献整理的基本法则，重视第一手材料的搜集、整理、考辨，不要断章取义，不能掩盖不利于自己的材料，亦不能盲目追新务奇，要明白古代学术研究本没有跃进式发展，尤其是古代学科。傅刚老师表示，有一些其它学科批评古代研究，认为古代研究多少年都没有大的发明和创造。他认为，这是因为他们不明白古代研究本没有跃进式发展，学术研究都是一点一点向前进的。不可能在古人研究基础之外得出迥异于前人的结论，学术事业的发展是一步步在前人的基础之上点滴积累而成的。第三、先秦文学文献牵涉的知识层面甚广，所有与文献的形成相关的知识都应该具备。第四、文学文献的研究和理解，还要关注目录、版本等内容，此外还有如文本的写作方式、文献的体例、文本载体的构成和书写工具的变化等等，这在先秦阶段尤其重要。对此，傅刚老师以甲骨卜辞的内容为例，他认为我们不仅要看卜辞写的是什么，还要考虑甲骨这种载体对写作的限制，从而讨论出殷商时期社会上实际存在的文体状况。

第四个部分，傅刚老师对先秦出土文献对文学研究的作用及其与传世文献的关系进行了探讨。他表示，出土文献解决了中国古史及经学史上诸多重大问题，因此，对出土文献的搜集与整理，是中国古代学术中的重要内容。比如，甲骨文的发现，使中国商朝变成了可信的历史，甲骨文字材料对商史的政治、社会、文化、语言、制度等等研究提供了材料依据，奠定了商史的研究基础。

傅刚老师还指出了一些与文学史研究最为相关的出土文献，如马王堆帛书《春秋事语》、《战国纵横家书》、尹湾汉简《神乌赋》、安徽阜阳汉简《诗经》等。他认为，这些毫无疑问都是文学史研究的新材料，可补充传世文献，填补文学史料中一些空白。

▲ 马王堆帛书｜图：Wikiwand

最后，傅刚老师指出，当代出土文献的研究，应该是古代历史文化的综合研究，研究者需要具有备多学科背景和综合研究能力。他表示，某些学科研究者比较注意从某种思想观念着眼，抓住一两句辞语作无限度的夸张，他们对文献学没有完整的训练，对古代历史、典章制度、文献产生和流传的背景、特征并不完全了解，因此他们单凭单一学科的知识径下判断，可能是十分错误的。其次，傅刚老师还指出，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仍然要依据于传世文献。他认为我们一方面要重视出土文献，另一方面要以传世文献为基础。传世文献不熟悉，研究不深入，将出土文献视为独得之秘，孤立阐释，甚至望文生义，是绝不可取的。甚而有之，利用出土文献否定传世文献，则更要让我们警惕。

而后，讲座进入评议环节。杜晓勤老师表示，这个讲座集中代表和体现了傅刚老师研究文学史、文学文献学，以及一些相关学术史和学术观念的理念和态度。他总结傅刚老师的讲座内容，既分析了古代文学文学献、古典文献学、历史文献学，以及学界之前所讲的“史料学”之间的关系和区别，还告诉我们，这个文学文献学，尤其是先秦文学文献学，它所具有的特点，以及我们所要保持、秉持的客观的、符合历史的一种态度。他强调这也是北大中文系古代文学学科注重文献本身的守正出新的优秀传统，老一辈学者如游国恩先生、浦江清先生、陈贻焮先生（杜老师的老师）、袁行霈先生，中青年学者如傅刚老师、潘建国老师、常森老师、张剑老师、程苏东老师，也包括杜老师本人。上世纪北大中文系优秀的毕业生如曹道衡先生（傅老师的老师）、沈玉成先生、傅璇琮先生、程毅中先生、陈铁民先生等，现在中青年优秀的毕业生，如吴光兴老师、刘宁老师、学生辈如曾祥波老师、蔡丹君老师、今天的主持人曲景毅老师等，都秉承了文献与文学研究相辅相成的理念。傅老师今天的讲座是向全世界、海内外的古代文学学者宣传了这种理念。

▲杜晓勤教授点评

另外，针对傅刚老师的讲座，杜晓勤老师还分享了两个心得：（1）他对傅刚老师所提出来的文献与文学，文献考据、文献版本、目录，这些基础文献学的功夫与文学史的研究、与文学艺术的分析、考察之间的关系，表示非常赞同。他认为两者都是文学史研究的双翼，缺一不可。（2）关于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关系，杜晓勤老师认为二者都不可偏废，不能简单地否定另外一方。不能只关心出土文献，标新立异。如果不是在对传世文献有全部的了解和深入研读的基础上，那个“新”和“奇”，就变成了所谓的无根之木。杜晓勤老师强调，这一点尤其值得关注。他表示我们现在的学术界，不仅仅是中国学者，还有许多海外学者，利用出土文献的文本来否定我们传世文献的可靠性，乃至否定我们先秦时期一些历史、事件、作家、作品的可信度、可靠度。这也是我们鲜明地提出来，发出我们的心声。

针对第二点，杜晓勤老师在讨论环节中又再次指出，他表示有一些海外学者根据出土文本形态与传世文献某些记载上小有同异的地方，而否定一些先秦重要文献、作家和作品。对此，傅刚老师从两个方面进行回应。第一，他表示，西方学者可能是根据一些作者理论，或西方《圣经》研究的方法和结论，对中国上古文献提出了一些写抄问题。他认为，现在很多人动辄就提写本时代，他表示不太认同这样的说法。他指出，写本和抄本是版刻出来之后的产物，是相对版刻的纸本文献而言。在版刻之前，比如先秦文献，不是纸本文献，它是保存下来的一些甲骨文、金文、简帛，它和后来的写抄不同，不能直接运用在先秦文献上。第二，西方学者可能是从学者理论的角度出发。基本上，现在看到的传世文献都是经过汉人整理的。比如《老子》，我们会发现《老子》和传世文献中的《老子》差别很大，说明都不是定本。但是后果就是会对先秦文献的彻底否定，认为我们所有的文献都是汉人整理出来的，没有了根基。傅刚老师表示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此外，还有两位观众针对文学文献学强调内部与外部研究的特征提出问题。第一位观众表示，在阅读《文选》总集或别集的时候，面对其内在的文学情感和外在的历史环境等等大量浩瀚的资源，不知阅读应该以哪个为重，指出两者之间的冲突。对此，傅刚老师表示，中文系学者必须要具有最基本的艺术鉴赏和分析的能力，这是中文系学生和其它系不同的地方。有的学科认为“艺术”看不见，无法论证，他不赞同这样的说法。他认为，艺术是文学作品最主要的特征，这个东西是作为学者必须掌握的。在这个之上，中文系出身的学者，从文学史出发，外部现象必须搞清楚，所有关系和状态都要了解。他认为，只有这样才能全面了解一个作者。他认为内部和外部这两点并不在于用什么方法，而是需要时间的积累，慢慢进行扩展。

▲出席嘉宾与部分观众合照

第二位观众指出，是否思想研究也可以和文学史研究一样，关注思想家的内部情感，以此还原他们当时想法。对此，傅刚老师表示，他认为关注内部情感并非是一个研究定式，这是根据每个学者个人的喜好和习惯，与他的个人经历和对这个研究对象相关。但是否思想史都应该这么做，是否是一个定式，傅刚老师认为每个人的情况可能不一样。他表示，如果很欣赏这样的研究方法，那么这么研究未必不行。但是他强调，这样的研究可能有一些危险性，因为它主观判断可能就会相对多一些。这和中文系要关注作家的情感和内心是有不一样的，这是学科性质的区别。因为，中文系研究的作家、作品，以及诗、文、赋是情感的表达，而思想史不是艺术作品。对于思想家的情感如何判断，傅刚老师表示不好多说。他认为首先要考虑的还是如何把握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