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文学家蒲松龄在《聊斋志异·促织》曾经这样写道“宣德间，宫中尚促织之戏，岁征民间。”意思是说，皇室爱好斗蟋蟀的游戏，每年都要向民间征收蟋蟀。文中所说的“宣德”，其实就是明宣宗朱瞻基的年号。

朱瞻基有很多嗜好，尤其喜好促织，也就是斗蟋蟀，这在野史里和一些文学作品中都有记载。朱瞻基从小就喜欢斗蟋蟀，登基后更是让各地采办上等蟋蟀来京，地方官吏为了取悦他，便将任务分解到到地方，地方上又层层摊派，一度给百姓造成了很大的负担。

朱瞻基好促织在民间流传很广。时间久了，人们干脆就以“太平天子，促织皇帝”或“蟋蟀天子”相称。

朱瞻基是明朝第五位皇帝。他少有作为，深受祖父朱棣与父亲的喜爱与赏识。朱棣一度因为他而立他的父亲为朱高炽为太子。朱瞻基为帝后，扶持农业，赈荒惩贪，一时间国家吏治清明，经济发展，社会稳定。后世将其统治下的大治称之为“仁宣之治”，推崇者更是将其与“文景之治”相比。

如此皇帝，怎么会和玩蟋蟀、滥用民力联系在一起呢？

翻阅正史，我们却不见有关记载。根据坊间传闻，朱瞻基视蟋蟀为至宝，每得到上等蟋蟀，都会下令景德镇御窑厂烧制一批精美的蟋蟀罐，于是宣德一朝烧制了大量蟋蟀罐。然而，我们在现存的宫廷传世瓷器中也仅发现一件“大明宣德年制”款仿汝釉蟋蟀罐。

种种迹象表明，朱瞻基好蟋蟀似乎不实，应该只是文人们的一种附会。这却并不能使人信服，但又没有有效的证据，于是宣德皇帝好蟋蟀逐步成为一桩没有定论的“无头公案”。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考古学家在珠山明代御窑厂遗址，现场发掘了大量碎瓷片。这些碎片成窝状，被埋入地下，明显属于人工所为。经过复原，一批500多年前的蟋蟀罐呈现在世人面前。它们造型精美，釉色洁白，正是宣德年间的皇家专用蟋蟀罐。

据此，人们将其与坊间的传闻联系起来。宣德皇帝好蟋蟀，玩物丧志已然有了物证。那为什么之前找不到宣德皇帝和蟋蟀有关的证据呢？

后来，人们在明代李贤所著《天顺日录》找到这样一句话“宣庙崩，太后（朱瞻基母张太后）即命将宫中一切玩好之物，不急之务悉皆罢去，革中官不差。”如此，我们可以想象，张太后有感于朱瞻基玩物丧志，便将证据统统销毁，不仅不载入正史，还将御窑厂烧制好尚未进贡的蟋蟀罐全部打碎深埋地下。

张太后的做法也够明智。朱瞻基好蟋蟀属于私德，本无可厚非，但“上有所好，下必甚焉”，皇帝的爱好如果被放大开去，无论对于国家，还是劳苦大众，始终不是一件好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