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史研究》，2022年第2期，第23-31页。

《明实录》文臣传是记载和评述明朝文官的重要官方文献，时人一般称之为“实录本传”，或“臣传”“小传”，它以编年附传的形式，将人物生平置于行文叙述之中，即在传主去世时书“卒”，紧接其后书写履历。学界在充分利用实录人物传的史料价值探究明史方面用力颇多，但是从文本生成和实录编纂的角度展开探讨较少。本文以《明武宗实录》文臣传为切入点，探讨其史料来源、编纂取舍以及人物评价等问题，以期深化对《明实录》编纂的新认识。

一

史料来源考索

明朝在编纂实录时，需广泛搜集史料，其渠道主要有中央各部调取和地方征集两种。特别是在编纂大臣传记时，更加需要地方提供民间文献资料，“虽稗官野史、邑志、家乘，皆所兼访，以备采择。”虽然编纂文臣传时所依据的材料大多随着时间流逝而湮灭无存，但通过与存世史料比对，仍可推知其史料来源有以下几类。

（一）墓志碑铭

墓志碑铭记述传主履历颇详，故而在修纂实录人物传时，多采择此类资料。从《明武宗实录》文臣传来看，墓志碑铭是重要史料来源之一。

如戴珊，“字廷珍，江西浮梁县人，天顺八年进士”，官至左都御史，位列正二品，卒于弘治十八年十二月。李东阳撰《戴公墓志铭》对其生平事迹作如下记载：

壬辰，督学南畿，凡考校必以文艺占器识，有请谒者，孙不色拒，而终一无所挠。孝宗皇帝亲鞫大狱，诸司震悚，公从容应对，时有所开析，天威顿霁。上知公清慎，每廷宣面问至移晷刻，引疾求退，必优诏勉留。

修纂《明武宗实录》时，史官对戴氏墓志铭中的语句作了些许润色，时而录其原文，因袭痕迹明显。《戴珊传》记曰：“督学南畿，考士必以文艺占器识，请谒无所挠。孝宗皇帝亲鞫大狱，诸司震悚，珊从容开析，天威为霁。每廷宣面问，移晷乃退，引疾，必优诏勉留。” 可见，李东阳所撰墓志铭就是《明武宗实录·戴珊传》的主要史源。此类事例尚有不少，今汇于一表，以便观览：

表1 《明武宗实录》中以墓志碑铭类材料为史源的文臣传一览表

行状、墓表、墓志铭、神道碑等材料，一般出自于故旧之手，内中多有溢美之词，但因其详细记载逝者的行实履历，故而史官在编纂时多会据之来撰写相关传记。总之，墓志碑铭类材料是《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的重要史料来源。

（二）私人传记

自传主去世到实录立传，其间往往相隔数年。传主生前之亲友私下为逝者撰写的传记，往往也成为实录采择对象。如刘大夏、熊绣等人的实录本传即以私人传记为基础编纂而成。

刘大夏，为当时之名公钜卿，卒于正德十一年五月。孙继芳撰《东山先生刘大夏忠宣公全传》( 以下简称《全传》) 中一节写到：“一日，上召至幄中问曰：‘朕屡召用尔，尔何数以疾辞?’公对曰：臣待罪两广，实老且病，且比年四方民贫财匮，变生不测，司马掌朝廷机务，万一变生，臣之才力惧弗克济，故不敢来。’”实录记载为：“上召谕之曰：朕召用卿，何为累辞耶? 对曰: 臣实老病，况比年民贫财匮，万一变生不测，臣惧力弗克济，故不敢来。”两者所述别无二致，实录纂修官只是将君臣对话部分润色成官方语言。虽然《全传》撰写时间已不可考，然孙继芳讲：“予家居，一日诣草堂，公因论其生平所不足。予谓公：‘完名全节’庶其终始”，而实录本传亦用“完名全节”来为刘大夏盖棺定论。孙、刘私人对话，外人自当无由得知，故而基本可以认定《全传》是刘大夏本传的史源。

熊绣，字汝明，江西丰城县人，成化丙戌进士，官至南京督察院右都御史，卒于正德四年闰四月。刘瑞撰《南京都察院右都御史谥庄简熊公绣传》内中详叙熊氏生平事迹，其中一节写到：“右布政使于璠，赃迹败露，弃官宵遁，公遣人追之急，璠遂遣子诬公他事，逮至京，卒无验。璠落职，璠所亲当路力主谪公，知清丰县。”实录则记作：“布政于璠，素贪墨，惮绣威名，弃官遁去，绣追之急，时当路与璠同乡，有连嗾璠诬绣它事，逮至京，按验无所得。璠被黜，绣亦坐谪，知清丰县。”两者在行文架构及文字叙述上如出一辙。刘瑞卒于嘉靖三年，故而，他为熊琇作此传最迟不应晚于此时。嘉靖三年，《明武宗实录》尚在修纂之中，因而该传记当是实录熊绣本传的史源。

（三）地方志

地方志乃一方之全史，其中对于当地显宦人物必有传记载其事迹。明代方志纂修较为盛行，一些地方志的人物传便成为史官编纂《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的重要史料来源。

如正德《姑苏志》卷52《章格传》载：

章格，字韶凤，章珪之次子也，由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升南京刑部郎中，用刑不苛，狱囚怀之。升广东按察副使，巡视海道，时琉球使臣蔡璇等率数十人，以方物买邻国，风漂至广之香山港，守臣当以海寇，欲戮之为功，格为之辨奏，还其资而遣之。再升云南按察使，会缅甸诸夷叛服不常，格善于抚绥，莫不畏服。升福建左布政使，入为南京光禄寺卿。未几，升南京大理寺卿，自陈致仕，诏许驰驿归。格历中外几五十年，所在以清谨闻，为人尤号长者。

《明武宗实录·章格传》载：

致仕南京大理寺卿章格卒，格字韶凤，苏州常熟县人也。举景泰二年进士，授南京工部主事，升刑部郎中，用法平恕。升广东按察司副使，琉球使臣贸易他国，为风飘至广州，守臣执之以海寇闻，格为辨奏，还其资而遣之。进云南按察使，缅甸诸夷叛服不常，格绥怀有方，迄用宁帖。升福建布政使，入为南京光禄寺卿，寻升大理卿。弘治九年以老乞归，至是卒，赐祭葬如例。格兄弟五人，表为广西参议，律为副都御史，余皆仕宦，时称章氏五凤，而格最号长者，居官几五十年，所至以清谨闻。

《姑苏志》初刻于正德元年，所以史官在撰修实录时可以参看到。又据上述两文本，在行文逻辑，遣词用句，皆具相似性，有些甚者完全相同。因此，可以确定《姑苏志·章格传》就是实录章格小传之史源。

再看郭绅小传。正德《袁州府志》卷八《郭绅传》记载：

郭绅，字廷章，宜春人，举成化乙未进士，授宁海知县，擢监察御史，出知襄阳府，历甘肃行大仆寺卿，贵州参政，福建布政，仕至南京刑部右待郎，卒。绅器宇凝重，虽历崇显，而居乡待人不设城府，宽厚简朴，有长者风。

《明武宗实录·郭绅传》记载：

(正德八年七月) 癸巳，南京刑部右侍郎郭绅卒，绅字廷章，江西宜春人，成化乙未进士，授浙江宁海县知县，以治行，荐召入为监察御史。三年出为襄阳府知府，历甘肃行太仆寺卿，贵州参政，福建布政使。正德庚午，召为南京太仆寺卿，寻转大理寺，擢刑部右侍郎。至是卒，赐祭葬如例。绅器宇凝重，官无废职，而待人不设城府，宽厚简朴，有长者风。

《袁州府志》今存正德九年刻本，朝廷在搜集史料时，完全可以将该志收到史馆参考。上述两文本中之对应内容基本一致，故而正德《袁州府志·郭绅传》可以认定为实录郭绅传的史源。

二

史源的处理

通过文献考索，不仅可以明确《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的史料来源，而且能够窥测出史官在史料编辑环节所采用的一般方式。

（一）增补史料

据表1可知，《明武宗实录》部分文臣传是在单一史源基础上编纂而成，此种方式省时、省力，但前提是史源对传主生平有详细记载，反之，如不足以涵盖传主生平，则需增补史料。上文提及的实录郭绅小传，虽然主要依据正德《袁州府志》卷八《郭绅传》编纂而成，但是，史官又作了额外补充。如：“正德庚午，召为南京太仆寺卿，寻转大理寺，擢刑部右侍郎。”这段话明显溢出《袁州府志》的对应内容。可见，在修纂时如遇材料不足，史官一般会多方增补，并非专主一种史源材料。

（二）回避特定材料

史源材料一般篇幅较大，而实录中的小传“或数言，多亦不过数十百言”。因而，史官在编纂时势必要对史源文本作删削，诸如传主的世系、郡望、堂号、别号以及离奇异相等，均不纂入。

以实录吴昊小传为例。该传在《太常寺卿掌钦天监事吴君昊墓志铭》基础上修纂而成。墓志铭卷首叙述吴氏家族世系：“君讳昊，字仁甫，姓吴氏。其先居抚之金溪。宋以来代有显者，六世祖名德，始徙临川之稠源，高祖讳友恭，曾祖讳彦成，俱以隐德闻。祖讳永昌，封钦天监五官灵台郎，父讳英，精于历象学，仕至春官。”然而，上述内容均不见于实录，可见是被有意规避所致。

再如实录张宪小传。该传据《明故资政大夫南京工部尚书张公墓志铭》编纂。墓志铭记载：“张公讳宪，字廷式，别号省菴，世居徳兴县。岁寒，溪之东溪东，旧常产芝，及公生，芝不复有，乡长老异之，公自为儿时，已庄重不凡。”此中虽意在说明张宪生而颖悟，但“芝不复有”难以考据，所以实录规避这个“异象”。另外，张宪之别号“省菴”也不见于实录。前述做法不胜列举，在此不多赘述。

（三）阐幽订误

一般而言，史源材料的撰者多将有损于传主形象的事迹一笔带过，或写得隐晦一些。而实录纂修人员则更多出于国家立场，下笔之际顾忌较少，对史源中的粉饰笔法往往转换成更直白透彻的表述。高铨墓表记载：“及会勘大狱，不为私挠。”实录则直书: “会勘建宁卫指挥杨晔狱，有以受赇败者，铨独无累。”可见，史官将史源中表达暧昧处作了明晰书写。再如，王鼎神道碑铭写到: “时有隐忧，疾遂不起，五疏乞休。”“时有隐忧”作何解? 史官据神道碑编纂小传时，直书曰: “言者再论其奸贪大著，鼎不自安，遂乞休。”原来王鼎连疏请辞的原因是言官弹劾之故，比神道碑中所讲的“时有隐忧，疾遂不起”要直白的多。

除前述做法，史官亦会对史源的讹误予以订正，以保证国史之严谨。周经神道碑写到: “戊戌，改春坊右中允，侍皇太子讲读。”实录则作: “十四年，孝宗出阁，改春坊左中允。”除对纪年方式、称谓改动外，还将“春坊右中允”改为“春坊左中允”。查《明宪宗实录》记载：“戊申，皇太子出合进学，命……侍读周经，修撰陆釴、张升、张颐，更番讲读。经，改左中允。”同书又载: “左春坊左中允周经乞省亲。许之。”综上，在编纂周经小传时，史官将史源中“春坊右中允”之讹误给予订正。

王鼎神道碑写到: “瑾诛，迁都察院左副都御史掌院事，寻进右都御史。”其实录小传则记载:“谨［瑾］诛，升右副都御史，寻进右都御史。”刘瑾被处决后，王氏升任右副都御史还是左副都御史? 查《明武宗实录》：“己巳，以顺天府尹王鼎为都察院右副都御史。”同书又载：“甲戌，升提督军务都察院右都御史马中锡为左都御史；右副都御史王鼎为右都御史。”可见，在刘瑾倒台后，王鼎升任右副都御史，而非左副都御史。由此可知，实录王鼎小传在编纂时虽参考神道碑，但为保证信息准确对相关记载作了考订。

三

盖棺定论之原则

人物评价，史家称难。实录《凡例》虽强调评价要做到“务合公论”，但没有给出具体标准。就《明武宗实录》文臣传而言，其人物的评价受到史源性材料的重要影响，但又不主一家之言，力求公允。

实录对戴珊的评价是：“珊和粹洞达无城府，守法不阿，而意每近厚。居官四十余年，家无余积，扬历中外，所至有声，而学政尤著云。”墓志铭对其评价为：“公徳性和粹中，耿耿不苟合，而洞达无城府，奉职守法，不为物挠，而意常近厚。禄仕四十余年，家无余资。一意官守，虽尊官高年，犹手削章牍，辰入酉出，穷寒暑不变，扬历中外，所至有声，绩学政尤著。”据此，实录几乎是沿用墓志铭中的相关评论。又，实录在评价张敷华时写到：“敷华风采凝重，寡言笑，辩义利若黑白，事有不可，不曲为迁就，进退得失未尝一动其心，士论重之。”其神道碑铭记载：“公风采凝重，辨义利若白黑，事有不可，不曲为迁就，进退得失未尝一动其心。”可见，实录纂修人员给张敷华所下之评语，基本源自其神道碑。

史源材料的撰写者，对传主多有回护乃至溢美之词，而站在国家立场的实录修纂人员，一般不用虑及于此，因而，所下论断往往力求允当。实录在评价周经时写到：“经少颖敏，庄重寡言笑，孝友纯至，自为小官，已志用世。及为户部尚书，秉正执法，竟以不合去，人甚高之。”这段文字显然受到神道碑的影响：“少颖敏而庄重，寡言笑。继母性严急，奉事惟谨，及遇诸弟友爱曲至，母弟纶早卒，抚其四孤皆有仕籍……自为小官，已志世用，日侍庄懿公，习闻天下事，久置清散，两荐为内阁，不果，入其为尚书，简在属吏，亲为裁决，剸烦应变略无稽滞，而秉政执法不为权势所挠，尤人所甚难者。”这说明史官对于神道碑作者李东阳为周氏所下前述结论是认同的。不料，实录紧接着话锋一转，继续写到：“其复起也，则以其婿曹元与刘瑾有连，或谓元实为之，时经已病，又黾勉赴召，则不能无责备云。”此中实际在指责周经，因其女婿曹元与内臣勾连，而使得前者能在晚年重新得到朝廷启用，这就比神道碑中一味赞美要更加全面，揭示了背后更多历史细节。当然，实录对周氏的这段评价也契合了嘉靖初年裁抑宦官势力的政治氛围。

又如，实录称张澯“性颇刚褊，与人多不合”，该评价受到杨廷和所撰神道碑之影响：“然疾恶太甚，往往见于辞色，以是于人寡合。”史官继而写到：“其在户部请查追远年逋赋，论者为刘瑾方事诛求，而其迹涉承望，于贤者不能无责备焉。”这后半部分的评价正是张澯为人诟病之处。刘瑾倒台后，言官屡次弹劾他附势刘瑾。正德五年八月，御史舒晟等劾奏张澯: “催科急，而存媚灶之心”。正德六年十二月，六科都给事中孙祯、御史吴祺等上言：“文臣如尚书张澯、府尹孙春，俱附势。”正德七年七月，给事中王銮上言：“南京吏部尚书张澯，偏刻逢恶。”同月，御史文皓言：“南京吏部尚书张澯，謟附逆瑾。”前述弹劾章奏，当是史官给张澯所下评语的重要依据。可见，实录张澯小传的评语，既受史源影响，对其性格特征予以展现，又认为言官的弹劾并非空穴来风，因而两书之。

对于实录本传大量收入私家史料进行编纂，时人黄省曾讲了一段颇有见地的话：“武宗皇帝晏驾之明年，大兴史事，内则开十馆以作述，外则尽郡县以修纂……古之墓铭，惟述生死岁月，以为陵谷之防。至于后来为子孙者，于其先之没，莫不盛扬其善，指空捏怪无有穷极。试观于今之世家孰无铭? 铭孰无善? 则是凡有铭者，皆可书而传也。何尧舜之代，尚有凶人，而今皆比屋可封之君子乎? 是大有不然者也。以罪而黜者，志得掩其罪，以墨而去者，志得盖其墨。愚尝曰：墓志立天下无恶人矣。十文九诬何足为信?”黄氏之担心不无道理，但据前文可知，《明武宗实录》在编纂时，显然已注意到私家史料对实录本传编纂可能带来负面的影响，故而在人物评价环节力求更加审慎、公允。

四

余论

《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的编纂，体现了家史、地方史和国史的互动关系。明人王世贞曾言：“国史人恣而善蔽真，其叙章典、述文献，不可废也；野史人臆而善失真，其征是非、削讳忌，不可废也；家史人腴而善溢真，其赞宗阀、表官绩，不可废也。”三者都有其价值所在，不可偏废，但是也各有优缺点，需要正确的看待其价值。《明武宗实录》文臣传部分的修纂，不仅印证了国史实录的修纂对于家史、地方史大量征引的事实，同时亦表明，作为国史的文臣传吸纳了民间史料的上述优点。

因为实录的纂修，使得地方史、家史有机会进入国史，客观上刺激了地方志及家乘的编纂热情。嘉靖《河间府志·自序》有载：“西田樊深曰：志者郡邑之史也，古以来恒有之，而于今为重。盖《周礼》有小史，以掌邦国之志；有外史，以掌四方之志；而又有职方氏，以掌天下之图。是以此焉不得，犹求之他，无足虑也。矧今史，乏日记，漫无足征，而纂实录采民风，犹于郡邑，是稽此其为志也。讵可缓乎！”内中明确道出，地方组织人员修纂方志，以期日后编纂实录时有机会被采入国史。对于士大夫之家而言，自家事迹若被实录采入当是极荣耀之事，“士大夫身后，子孙多求儒臣撰列其行业，国史或凭而采焉。”嘉靖时人李开先在《王氏家乘序》中直言不讳地讲到：“国有史，家有乘。国非史，则海内之事浩繁而无所与考; 家非乘，则门内之事泯没而不得以传。邑之新街王氏，予母之母家也。梧冈太守则母氏之姪，而予之兄弟行也。其第三弟，则又予之姻娅，因是拙作凡为王氏者，独多裒成一册，谓之《王氏家乘》。时方修《世宗实录》，太史氏或见之而采焉，则以家乘而入国史，其有考，而有传也，将必大且久矣。”原来李氏撰写此家乘就是希望母族事迹他日能被收入《明世宗实录》，实现青史留名之愿。

到了清朝，实录中对大臣去世只书“卒”，而没有小传记载其行实事迹，实录编纂出现了新的变化。这或与清朝国史修纂的发达有关，并且与专门编修大臣列传也有一定关系，可以起到实录小传的作用。而明朝国史之失一直遭人诟病，纪传体国史久未修成，实录中的小传的作用和价值就更加突出。通过对《明武宗实录》文臣传编纂的探讨，不仅可以深化对明代一朝实录的研究，而且对明代官方史学发展及其与私家史学的互动关系有更多的认识，值得继续深入探究。

信息采集：刘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