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小凤啊，你读懂明史了吗？

——评《人民的名义》主要人物高育良

作者 火柴人

《人民的名义》中，高育良遇见高小凤时谈论《万历十五年》时说的那些话，是整部《人民的名义》的题眼。编剧埋下一个最大的玄机。

高小凤说，明朝的大臣太强势了，高育良反驳说，明朝皇帝也不弱，跟大臣斗。高育良还有半句没有说，这半句是，往往皇帝或皇族赢。

明朝朱元璋打造强化版的圆型思维，该模式拔高并集中资源于一个人（圆心），丧失监督，导致圆心生命基因的自私性（每个人身上都有，只是程度不同）无限膨胀，身陷一个人情社会网中，无法有效互相监督。同时，元明清落后的草原文明腐蚀先进的唐宋汉民族商业文明，元明清（尤其是明清）圆型思维通过儒家程朱理学愚化官、民阶层，强化善恶思维，用善恶思维瓦解真假思维，错误的引导官、民将注意力集中于人性善恶中，而不反思规则真假和先进性落后性，这就是中国奴隶、封建社会（传统社会）是全球所有国家历时最长的（公元前21世纪至公元后20世纪初，长达上下五千年），明清目光的短浅，竭泽而渔，导致中国从明朝开始落后于全世界。

晚明之所以商品经济发达，文化繁荣，出现资本萌芽，那是因为万历皇帝多年不上朝，疏于管理，没有及时任命空缺官员，导致明朝官员职位出现大量空缺，进一步导致控制放松，所以晚明相对自由。很多明粉说万历皇帝腿瘸了，才不上朝，大事不糊涂，其余政务交给内阁处理，我只能说这属于看表面之相不看规则，明清圆型模式远落后于唐宋直型（向直型过渡）模式，晚明那种短暂的繁荣不是明清模式的先进导致的，而是圆心放松管理导致的，对万历而言，这是一个美丽的“错误”，国家发展居然要靠皇帝疏忽，无心之“失”居然导致国家繁荣，这是汉族老百姓夹缝中求生存发展的智慧，但是这必然是不稳定的繁荣。依靠人的治，而没有形成固定的法制规则，晚明繁荣必然不稳定。果然，清兵入关，乾隆闭关，一切重新打回封闭落后模式，导致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延续唐宋汉民族商业文明模式的西方人击败了元明清草原文化模式，实质上是唐宋文明（直型思维）击败了秦汉（农耕）元明清（草原）农耕草原文明模式（圆型思维）。中国旁侧的日本看见大个子中国居然被小个子英国击败，最先醒悟，迅速通过明治维新（1868—1890年）和七年改造（美国占领军改造日本，1945—1952年）完成转型，韩国也觉醒了，通过日据时期（1910—1945年）、觉醒迭代（1945—1987年）和过渡期（1987—1993年），完成上层建筑和下层经济的双相转型，上层建筑解放了下层思维，限制了官权（客观上保护了官员，因为官员在这种规则中没有一点机会犯错误了，就不会受到惩罚了，也保护了民众，税收全部用于惠民政策），致使民力民智全部释放，官员也将注意力集中于本职工作，各司其职，人情社会灰色地带被大幅度压缩至无，实现了公平公正，高福利社会迅速建立（医疗、教育等重要暴利民生行业垄断被清除，实行免费或低费福利），极大惠民，致使民众享受到好处，鼓足干劲，官民齐心，以业绩说话，推动商品经济发展，日本和韩国从落后的只适用于农耕社会和草原社会的秦汉元明清模式转型回适合工商业（商品市场经济）发展的唐宋模式。

古代中国由于是圆型思维原发地，官、民浸淫其中过久，农耕草原圆型思维惯性最大，圆型思维既得利益者最多，往往阻挠改革，底层百姓被愚民极久，拥有封建善恶思维，缺乏真假思维（科学求真因果思维），出问题往往只归罪人性，很难意识到是规则问题——上层建筑草原—农耕文明模式很难释放民智民力，不适应商品经济发展，所以满清王朝时期，满清草原文明始终不变革上层建筑，只改经济（洋务运动），最终的结局就是1899年西方瓜分中国的狂潮和20世纪上半叶深重的民族灾难，经过20世纪中国人艰难的摸索，终于在20世纪后半期醒悟过来，开放国门，发展商品经济，逐步改造自己的思维，追赶日韩。

改革必然带来阵痛，需要解放思想（破框），实事求是（求真）。

《人民的名义》里，官员阶层也面临转型期的自身的阵痛。

一方面，高育良是明清封建残余思维—圆型思维模式的受益者，在省内，他是圆心，在尽责的同时获得无限的权利，实现了某种自由；另一方面，高育良是受害者，他被自身圆型思维模式伤害，

他是一个小圆的圆心，丧失监督，享受权力春药带来的自由和资源，以及众星捧月的虚荣感，丧失进取精神和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思维境界没有更上一层楼，没有尽更大的责任的同时，实现更大的自由（根据马斯洛人本主义心理学的观点，人最高的境界是追求实现自我人生价值的自由）。

每个人都是一团生命能量，当高育良丧失进取心，没有实现向上的自由（更上一层楼，实现上半身的自由），他只不断退化，开始实现向下的自由（下半身的自由）了。

高育良的生命冲动—情感欲望（合成情欲系统）从（上半身）实现自我价值一步步退化回（下半身）口腹期、肛门期、生殖器官享乐期，成了一个被圆型思维束缚没有长大（想长也长不大）的巨型婴儿。

因为上半身思维不自由，所以沉湎于下半身欲望。

在部分官员的封建残余思维—官本位思维里，一切资源皆被权力掌握，可以放手，也可以随时收拢。悟性低的官员，不懂规则，只在满足出身阶层带来的个性本能。

官（赵德汉）不创造更多利润，本质上只是国库的搬运工，暂时保管利润，根据能量守恒定律，这些利润（能量）终究会被上层以各种方式收回，重新回流国库。

而悟性高的官员，饱受封建残余思维带来的所谓好处，最终也被这种封建残余思维所伤害。

高育良，是一个悟性极高的人。作为草原农耕文化封建残余思维的典型官员，深刻意识到问题，却也在享受其带来的所谓自由的好处，滋长人性的弱点，最终惹来一身脏，落得个悲剧，说明人性抵挡不住不良的规则风气。祁同伟没有开悟，只是领悟了一半，凤凰男认识清楚了东方草原农耕文化的官场规则，却没有悟破，视野和思维没有更上一层楼，陷了进去。李达康，作为儒家事功思想的代表，盯着手头的工作，思维没有更上一层楼。只有孙连城具有科学思维，他深知规则是有毛病的（这一点，高育良也明白，所以高育良和高小琴讨论《万历十五年》说出明朝模式的意味深长的话。）孙连城因为无背景，导致官职固化，没有上升动力，所以被李达康作为懒政代表（实际上，背后的深层原因是官员上下流动规则的不公平以及财政自由受到影响，导致孙连城权力受限，资源受限，办事受限，心灰意懒，李达康悟性不高，不了解孙的苦衷）。实际上，编剧塑造孙连城这样的基层官员，夹缝中的官员，藏了一个玄机。编剧安排孙连城被边缘化，恰恰讽刺官场的主流官员（高育良、祁同伟和李达康）思维缺乏科学思维，还在用道家思想（高育良）、法家思想和儒家思想（祁同伟外儒内法、李达康外法内儒）管理汉东，导致国家转型期出现一些不必要的麻烦。孙连城用望远镜看星星，寓意深远，寓意整个民族缺乏科学求真思维。孙连城代表中国的未来，如果在唐宋模式（日韩模式沿袭唐宋模式的升级版）下，孙连城不会边缘化，这人悟性是最高的。李达康如果醒悟过来，是要重用孙连城的（智囊团）。

《人民的名义》中的高育良，是在圆中悟却人性却抵挡不住不良的社会规则和风气，文化体系的规则漏洞和人性的缺陷让其深陷其中，其职位高于祁同伟，抵达高峰却不胜寒，等到祁同伟抵达他的位置，也会明白一个道理：700多年前，童年的朱元璋看见家乡凤阳的孤庄村村长元大壮运用流氓化手段仗势欺负村民的统治村庄的模式影响到了朱元璋的思维，形成了朱元璋未来的治理中国的村长模式（村长权大，以恶治恶，流氓习气，愚化官民，权重于法），这也影响到了国人所有阶层的思维，最终也形成封建残余思维，影响到了《人民的名义》里所有人的悲剧命运。

火柴人写于2019年3月8日凌晨，值江汉春至，楚天花开，宇宙澄澈，顿悟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