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曾说：“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论语·八佾》）孔子对于三代历史尚有文献不足徵而讲不清楚的困难，今天我们对先秦文献和历史的认识就更朦胧了。先秦文献和历史最为远古，由于时间以及秦火等各种原因，留下来的史料是十分缺乏的，为我们的研究带来一定的挑战。再加上先秦文献和历史是中华文明的源头，从古至今的研究成果汗牛充栋，要想做出突破性的研究是有一定难度的。幸运的是，近50年以来，随着马王堆帛书、郭店楚简、上博楚简、清华简、北大汉简、安大简、王家嘴楚简、秦家嘴楚简等地下出土文献的相继面世，使先秦文献与思想的研究颇有别开生面之势，呈现出蓬勃之势。郭沂先生以关于郭店楚简以及早期儒家的研究闻名于国内外学界已有三十余年，《先秦文献探源》（中华书局出版）一书是郭先生积30年之功关于先秦文献与思想研究的集中体现，收录的论文中最早有1990年发表的《〈论语〉源流再考察》（见本书第十一章），最晚的是2020年发表的《历史文献之于观念史与行动史的不同价值》（见本书第二章），涉及的内容极其丰富，代表了当代先秦学术思想研究的领先水平，学术意义重大。

郭先生《先秦文献探源》全书三十六万字，分为二十三章五个部分：第一部分探讨的是先秦文献与思想即郭先生所说的中国古典学的研究方法问题，他提出“正古”的研究方法；第二个部分为关于六艺的研究；第三部分为关于道家的研究，对郭店楚简《老子》与今本《老子》、郭店简《太一生水》《庄子》等篇进行了细致的研究；第四部分为孔子及孔门弟子的研究，对孔子与《易传》的关系、《易传》的成书与性质、《孝经》的成书与性质、《论语》与《论语》类文献、儒家八派与战国儒学、古本《礼记》与今本《礼记》、公孙尼子与《乐记》等问题都作了详尽的探讨；第五部分是思孟学派的研究，尤其是关于子思子的研究，探讨了子思子的年寿、《子思子》一书的具体情况，并对郭店简《穷达以时》《五行》《中庸》《大学》以及《淮南子·缪称训》的主体部分等进行考察，郭先生认为这些文献都是子思子的作品，在这部分中，他还从诸多文献记载中推断在子思和孟子之间还有一位大儒、与孟子同姓名的孟子车。此书无论从研究广度还是研究深度来说都是令人叹服的，堪称是对中国古典学的重建，对先秦文献和思想史的研究起到了推动作用。

细读郭先生此书，可以发现有如下特点：第一，郭先生提出“正古”的研究方法，这种方法不同于盲目地“信古”或“疑古”的方法，它是对王国维“二重证据法”的落实与引申，包含“反正”“纠正”“补正”“判正”等要义，郭先生此书虽然写作时间不一，但关于《尚书》和《周易》、先秦道家、孔子以及孔门弟子、思孟学派的研究都贯穿了这一方法，可谓“一以贯之”；第二，郭先生的分析细致严密，善于发现问题并解释原因与给出解决方案，比如郭先生通过对传世文献与出土文献的相关研究，考证出孔子学《易》的时间、过程与原因，在大量占有文献的基础上展现了庖丁解牛似的高超分析方法；第三，郭先生此书横跨30年，许多论断已为后来的出土文献所证实，比如《〈论语〉源流再考察》有关《论语》类文献的推断，除了郭先生所列今本和帛书本《易传》《孝经》、大小戴《礼记》、上博楚简《仲弓》《季康子问于孔子》《弟子问》《孔子见季桓子》《颜渊问于孔子》等文献外，近年来安大简《仲尼曰》、王家嘴楚简《孔子曰》等文献相继面世，安大简全篇共13支简，内容为25条孔子言论，王家嘴楚简《孔子曰》是一套与《论语》性质相似且章节多与其相同或相近的孔子语录集，约1000枚简片，估计原来约有330枝简（赵晓斌：《湖北荆州王家嘴798出土战国楚简〈孔子曰〉概述》，《江汉考古》2023年第2期）。以上这些出土文献与今本《论语》形式十分相近，都是记载孔子的语录或者孔子与弟子、时人的对话，这些文献许多不见于今本《论语》，但这些文献在内容和篇幅上都远远超过了今本《论语》，足以证明《论语》类文献确实在历史上长期流传，显示出郭先生高明的学术洞见力。

此书提出了许多重要论断，值得学界予以重视。第一，郭先生认为今文《尚书》可分为所传世文献、所闻世文献和所见世文献，考察《周易》经传的演变史，认为不管是见于八卦的伏羲自然易、还是见于《易经》的文王道德易、抑或见于《易传》的孔子形上易，都属于义理之学而兼有卜筮作用，也就是说《周易》从一开始就既是卜筮之书，又是义理之作。第二，郭店楚简《老子》早于今本，为春秋时期老聃所作，而今本《老子》为战国时期的太史儋所作，郭店简《太一生水》为关尹所作。第三，《论语》“五十以学易”的“易”字无误，此语为孔子五十六七至六十岁时所发，孔子早年将《周易》当作卜筮之书，周游列国期间学《易》，将“德义”放在第一位，返鲁之后整理《周易》并为之作序，孔子借《周易》阐发儒家思想，提出天地人三才等思想，是对传统易学的发展。第四，《孝经》的编者为乐正子春，《乐记》为公孙尼子所作，《论语》结集于公元前436至403年之间，在《论语》之外，还存在许多《论语》类文献，其性质与《论语》一样都是记载孔子言行，不过其史料价值不一。第五，《中庸》《大学》和郭店楚简《穷达以时》《五行》都是子思书，其中《中庸》原属子思书两篇，《淮南子·缪称训》的主体部分为子思书《累德篇》佚文，“儒分为八”中的“孟氏之儒”并非孟子而是与孟子同姓名的子思弟子。总之，郭先生关于先秦文献探源的研究很具有广度和深度，涉及到古典学的研究方法问题和先秦儒道思想的关键问题，新见迭出，值得我们仔细加以揣摩和认真加以吸收，此书许多创见已为学界所接受，在一定程度上改写了先秦思想史。

当然对于郭先生有些观点笔者也有一些不同的看法，提出来以供郭先生参考。比如，郭先生关于郭店《老子》为老聃所作而今本《老子》为太史儋所作的观点，但郭店《老子》有甲、乙、丙三个本子，若都是老聃所作，何以有三个本子，从三个本子各有主题来看，似乎摘抄本的可能性也不能完全排除，毕竟郭店简《语丛》、马王堆帛书《称》都是摘抄，还有安大简《仲尼曰》可能也是摘抄本，说明早期中国摘抄风气并不罕见。再者，郭先生认为在子思和孟子之间还存在一位大儒孟子车，这个观点恐怕还需要进一步论证，《孔丛子》所载的孟轲与子思的对话似乎也有后人附会的可能性，孟子车的著作或者事迹恐怕还得需要出土文献进一步来验证。

（作者为中山大学哲学系（珠海）副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