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作等身身不朽 典籍英译译长存

2017年9月11日下午三时，中国英汉语比较研究会典籍英译专业委员会名誉会长、大连外国语大学教授、著名翻译家、英语词汇学家、英语教育家和翻译理论家汪榕培先生驾鹤西去！不胜悲痛，汪先生弟子特发此文，以寄哀思。沉痛悼念先生！祝先生一路走好！

1、汪榕培简介

汪榕培（1942.6.28—2017.9.11），1942年出生于上海，初中至高中就读于上海市西中学。1964年本科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英语系；1967年研究生毕业于复旦大学外文系英语专业，师从我国著名词典专家葛传槼先生；1968年分配到黑龙江3185部队农场劳动锻炼；1969年分配到沈阳八十五中学任教师；1975年开始在大连外国语学院工作，1986年至2001年担任大连外国语学院院长。先后在大连外国语大学、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和大连大学等校担任教授兼博士生导师和硕士生导师。曾任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会会长、中国英语教学研究会副会长、中外语言文化比较学会副会长、辽宁省高校外语教学研究会会长、辽宁省外国文学研究会副会长、辽宁省委省政府咨询委员和大连市委市政府咨询委员等职务。

汪榕培是中国当代著名翻译家、英语教育家、英语词汇学家、翻译理论家，在英语词汇学、典籍英译和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等方面成就卓著；他提出“传神达意”，构建了中国典籍翻译理论体系；他开创中国典籍英译研究和教学领域，培养弟子无数，影响国内外；他是中国文化典籍英译大师，译著等身；他博观古今，传扬文化，在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背景下，以对道家经典、古典诗歌和古典戏剧的热爱，孜孜不倦地进行中国典籍的英译和中国文化的传播，为中国典籍翻译事业的辉煌和中华文化对外传播做出了卓越贡献，是中西文化的摆渡人。他一生勤恳耕耘，教书育人，弟子无数，桃李遍布南北，影响遍及海外。

2、典籍翻译家——汪榕培

汪先生一生主要从事汉译英，特别是中国典籍的英译。其翻译成就主要集中在三个方面：一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深邃，文采斐然，最符合汪先生自已的思想理念；二是在中国古典诗歌方面，翻译出版了《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全集》、《乐府诗精华》和《吴歌精华》；三是中国古典戏剧方面，翻译完成汤显祖《临川四梦》和《紫箫记》共5部戏剧，并出版《英译汤显祖戏剧全集》。

道家著作翻译。汪先生最感兴趣的是道家著作，《老子》和《庄子》的内容和文采与先生自己的思想理念最为契合。1991年，当先生在中国道教圣地白云观看到只有中文版没有英文版的《道德经》时，就想到了要自己翻译《道德经》，先生坚信这对外国人了解中国文化是一件有意义的事情。从翻译《道德经》开始，先生走上了中国典籍英译事业的道路，先后翻译出版了《英译老子》、《英译易经》和《庄子》等。1991年先生提出了“译可译，非常译”，并认为同一部重要的作品出现多种复译是正常的事情，尤其是中国的古典作品，“诗无达诂”，不同的译者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是总在趋向一个较好的译本，这样就会逐步使道家经典翻译达到更高境界，“传神地达意”。

古典诗歌翻译。在中国古典诗歌方面，汪先生先后翻译出版了《诗经》、《汉魏六朝诗三百首》、《陶渊明全集》、《乐府诗精华》和《吴歌精华》。先生最喜欢的诗人是陶渊明，所以译他的诗歌下的功夫最大。先生专门到陶渊明的故乡去考察体验了一个星期，写了多篇研究陶渊明诗歌的文章，并且收集了陶诗的多种译本，于2000年结集为《陶渊明诗歌英译比较研究》，由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出版。先生认为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做一点田野工作是非常必要的。先生特别提出：要翻译一个作家的作品，除了对他的作品要理解透彻以外，还应该知晓他的生平、生活环境和一切跟他有关的材料，甚至有一定的亲身感受，才能翻译出比较传神的作品。后来在译汤显祖剧作时，先生不仅去访问了汤显祖的故乡临川，也去了他做官的地方遂昌，甚至去了《牡丹亭》故事的发生地南安和《邯郸记》的故事发生地邯郸，翻译的时候就对作品就有了更亲切的感觉。

古典戏剧翻译。汪先生在中国古典戏曲翻译上花费精力巨大。最早是从1996年翻译汤显祖的《牡丹亭》开始。汪先生认为翻译汤显祖的五个剧本是很费劲的事情，虽乐在其中，却也感到整个过程富有挑战性，因为汤显祖的剧本基本上都是文人的案头之作，引经据典的地方太多。为了译好它们，先生请教了文学院的专家，也请教了汤显祖研究的专家。中国古典戏曲文学讲的是“感觉”，无法一个词一个词地推敲。先生投入全部精力要把“中国的莎士比亚”完整地介绍给世界。从1996年翻译汤显祖的第一个剧本开始，到全集预定出版的日期，前后正好历时二十年，这是先生翻译时间最长也最有意义的作品。尽管辛苦，而且“高投入、低产出”，但能够在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过程中贡献一点力量，还是“其乐无穷”的。除了翻译汤显祖的剧本以外，汪先生还翻译出版了《评弹精华》、《昆曲精华》和《苏剧精华》，还为上海昆剧院、浙江昆剧院、湖南湘昆剧团、台湾昆曲社、中国昆曲博物馆等翻译了《公孙子都》、《红泥关》、《临川梦影》、《占花魁》、《长生殿》、《一捧雪》、《雷峰塔》、《烂柯山》、《墙头马上》、《西园记》、《西湘记》、《荆钗记》、《甲申记》、《琵琶记》、《狮吼记》、《班昭》、《怜香伴》、《寻亲记》、《十五贯》等20多个演出本和50多场折子戏，作为演出时打字幕用，起到了一定的社会作用。

汪先生是中国典籍翻译领域大家公认的专家和大家，终生不辍，成果自然累累，质量也不让先贤古圣，先生奔波于祖国的大江南北，“为中国典籍英译呐喊”。先生的名字永远与中国典籍英译密不可分。在当代中国翻译界，“汪榕培”俨然已成为一个具有学术意义的专有名词。提到中国典籍英译，言必称汪榕培；提到汪榕培，则言必称中国典籍英译。是先生将“典籍英译”聚焦于时代的镁光灯之下，是先生将“典籍英译”符号化、专有名词化。先生主编出版第一辑“中国典籍英译研究”，主编我国第一部“中国典籍英译”研究生教材，是第一任中国典籍翻译研究学会会长，组织召开“第一届全国典籍翻译研讨会”和“第一届全国少数民族典籍英译研讨会”，培养了第一批我国典籍翻译方向博士生。先生用20多年完成的《汤显祖戏剧全集》翻译，是国内首部汤显祖全部剧作的英译本，填补了中国和世界古典文学英译的空白，2016年“上海图书奖”一等奖，2017年8月23日，由英国Bloomsbury出版集团签署版权合同，真正实现了“走出去”，为中国的莎士比亚走向世界，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作为翻译家，汪先生至始至终都在为我国的典籍翻译事业探索四个重要问题，一是为什么要进行中国典籍英译，二是中国典籍英译究竟翻译什么，三是中国典籍英译由谁来做，四是中国典籍英译的标准究竟是什么。先生认为：浩瀚的中国典籍是中国古老文明的结晶，是世界文明的一个组成部分，应该让世界各国人民都能够共同分享的一笔财富，向世界推介中国文化；从社会科学到自然科学、从社会到生活、从文学的小说、诗歌、散文、戏剧，各个门类都有大量值得翻译的内容，少数民族典籍英译是中国典籍英译一重要方面；翻译的成败不能一概而论地以国籍来判断，以译文更贴近原文的意境来说，中国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理想，以译本更符合西方读者的欣赏习惯来说，英语国家的人翻译中国的典籍也许更加灵活；在中国典籍英译的时候，既要照顾中国人思维的特征、又要照顾西方人的语言表达习惯，在中间取得平衡，翻译标准是“传神达意”，更准确地说就是“传神地达意”。

3、英语词汇学家——汪榕培

汪榕培先生在英语词汇学教学和研究方面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大家。先生一直以英语词汇为主要研究对象, 先生“觉得英语词汇研究是非常有意思的事情”，“研究英语词汇的乐趣是无穷无尽的”。正是出于内心的兴趣, 先生始终关心着这个领域的发展, 兢兢业业, 成为中国英语词汇研究之集大成者。汪先生在1983 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英语词汇学著作《实用英语词汇学》。之后，出版词汇学教材、配套书籍及研究专著20 余部，发表词汇学研究论文30余篇，其中多篇在《外语教学与研究》《外语与外语教学》以及《外语学刊》等高水平刊物刊载。

汪先生对词汇学的研究一直有着深厚的情感和独到的见识，数十年如一日，孜孜不倦地进行着这一领域的研究工作。先生在1983 年出版的《实用英语词汇学》是我国在这一学术领域中的第一部专著, 1987 年出版的《实用英语词汇学练习集》、1997 年出版的《英语词汇学教程》、1998 年出版的《英语词汇学教程教学参考用书》、1999 年出版的《英语词汇探胜》、2000 年出版的《英语词汇学研究》、2002 年出版的《英语词汇学高级教程》、2005 年出版的《英语词汇学教程读本》等书，把这一领域的研究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先生深信词汇的研究是语言研究的基点, 也必将成为语言研究的重点。早在2001 年, 汪先生就曾做出这样的预言，“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 21 世纪的英语研究必将以广义的英语词汇学作为新的增长点。”这一远见卓识已经得到印证，不但生成语法的创始人Chomsky 开始关注起具体的词汇研究，功能语言学大师Halliday 也开始对词汇在语言学中的地位进行反思。

汪先生所主编的词汇学教材和学术著作具有突出鲜明特点，一是系统性强, 条理清晰；二是生动有趣味, 可读性强；三是时代气息浓厚；四是内容跨学科，研究多视角、全方位；五是资料丰富翔实，论述严谨有说服力；六是融理论和实践于一体, 融学术性和实用性于一体。他曾经说过:“对某些人来说, 研究词似乎毫无趣味。但是, 如果研究得恰到好处的话, 它会跟揭示外层空间的奥秘一样令人激动、充满新意。”他在书中的举例和叙述都趣味盎然, 引人入胜。随着国外各语言学流派对词汇研究的关注，国内也出版了多本词汇学著作，但总的说来，这些书还多停留在词汇学的传统研究内容上，缺乏深入的理论探究，没能和语言学的最新理论发展以及其他前沿学科的新动向相结合，尤其是对词汇的语用研究和语篇分析很少有人涉及。汪榕培先生所主编和研究的英语词汇学教材恰恰弥补了国内英语词汇学研究的这一缺陷，超越了传统研究的范围，将词汇学研究推到一个更高更广的平台上，结构清晰，内容从传统研究专题开始，逐步走向多学科多维度研究，利于学生对词汇学研究有一个全面的把握，从不同侧面介绍了不同理论流派的观点，给读者留下很多思考空间和对比研究的余地。先生的词汇学书穿插介绍国外专著，不但能帮助学生了解国外类似专著的研究内容，也能让学生在对比中认识到当前词汇学研究的发展动向，提高学术敏感度和跨学科研究的意识。汪榕培先生对词汇学的研究已经不再局限于结构主义语言学的分析和生成语法的界定，认知语言学、语料库语言学、语用学、认知语用学等前沿学科的经典理论都被巧妙地融入到了各个章节中，从而使教师和学生不但能从中学到丰富的理论知识，更能获得进行创新研究的启发和灵感。随着汪先生的一部又一部词汇学著作的出版，读者们发现语言学和词汇学的最新成果兼收并蓄呈现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一次又一次的理论和实践上的重大突破。

在论及词汇学研究对典籍英译的帮助时，汪先生说：我原本是研究词汇学的，典籍英译仍离不开语言的基本材料——词汇。从产出的角度来讲，同义词之间的选择是建立在词汇量的基础之上的。尤其是诗歌翻译中涉及的押韵问题必须以词汇的选择比较为基础。多年的英国文学教学使得我有勇气去翻译诗歌，也使得我对文学的情感有所把握，自己都感动不了，还能感动得了谁? 谈论诗歌翻译不能以对原文的字从句顺为导向，既要表达出基本意思，又要传递情感，而且要有诗歌的形式。诗歌中词的翻译要服从全局的把握。

汪榕培先生是我国英语词汇学教学和研究中的开拓者和领军者，先生的英语词汇学与英语词汇教学相互关联的研究思想与研究践行在我国具有广泛影响。在研究思想方面，汪先生认为，狭义英语词汇学提供了词汇系统的规律性知识，理应成为英语词汇教学实践的重要内容；广义英语词汇学涉及词汇及其相关的诸多学科，研究范围十分宽泛，英语词汇教学研究因而成为广义英语词汇学的有机构成。在此思想指导下，先生编撰出版的面向英语专业本科生和研究生的英语词汇学教材，多达20余部，其中８部将词汇教学纳入词汇学框架之中。汪先生提出“狭义词汇学”术语，认为“狭义的词汇学正是给人们提供了词汇系统的规律性知识；这些知识对于英语学习的帮助绝对不次于语法知识，是英语学习的重要组成部分。”而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英语词汇学作为一门实用学科的作用必将得以发挥，成为英语教学的重要内容”。

4、英语教育家——汪榕培

汪榕培先生是英语教育家，从事教学长达50余年。先后为本科生和研究生开设过英语实践、英国文学、美国文学、英美诗歌、英美戏剧、英语词汇学和翻译等十余门课程，在长期的教学实践中，积累和总结了丰富的教学经验，形成了自己独特的教学思想，深受学生的欢迎，并得到同行的高度评价。先生喜欢教师这个职业，教书育人，自觉收益良多，坚信“教学相长”，深受学生爱戴。他弟子无数，桃李遍天下，影响遍及海外。先生曾在在大连外国语学院、杭州师范大学、沈阳工业学院、锦州工学院和大连大学等多所院校开课教学。作为一名教员，先生不断自我学习，增添内容，修改课件，以充沛的感情上课，在课堂上常常是自我陶醉，使学生受到感染，对其课程钟爱有加。为了一门课程，先生为几乎所有讲课涉及的作品和背景知识都准备了图片、音频、视频材料作参考，每个单元的讲课材料都够用十个小时以上。他曾自信地说，“我为讲课准备的英国文学材料能登榜‘全国最丰富’之列。”

汪先生是我国词汇学教学公认的大家。先生喜欢词汇学教学与研究，与其研究生导师葛传槼先生的影响是密不可分的，葛传槼先生对其学术研究方向和学术研究态度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先生1983年出版了我国第一本英语词汇学教材，之后在长达30多年期间，由先生主编的词汇学教材一直在我国高校词汇教学中占据主导地位，无论是本科层次教学，还是研究生层次教学，都发挥着引领和提升作用。先生的教材被教师和学生誉为“良师益友”，而先生则被称为词汇学教学和研究的“开拓者和领军者”。汪先生之所以坚守英语词汇学教学和研究领域，是因为先生认为：从英语教学的角度来看，学生可以在较短时间内学会语音和语法，但是无法在较短的时间内完全掌握英语的词汇。词汇是外语学习的难点，许多语言学流派的研究侧重点事实上也是放在词汇方面，只不过不用“词汇学”这个名称而已。英语词汇学知识对于学生累积词汇是很有帮助的，是语言学理论与语言教学结合的一个重要交叉点。英语专业学生不可能在本科期间学习那么多派别的语言学理论，而词汇学是一个比较集中的接触点。先生的词汇学课生动有趣，内容丰富详实，常常兴趣盎然地举出具有说服力的例句，引人入胜，让学生受益匪浅。

2002年汪榕培先生开始从事翻译教学。为了教好翻译课，他常常浏览几百册不同的翻译理论书籍，为每次课做充分准备。在教学中先生笃信“教学相长”是放之四海皆准的道理。在开设“西方翻译理论流派”课程的时候，他坚持每年都用一本不同的新教材，自己则多精读几本，在下一学年用新书时就可以补入其他书中的材料。在开设“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时候，由于没有现成的教材，全部都是自己收集整理材料。经过2002年到2008年几轮教学以后，他于2009年在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出版了该课程的教材《中国典籍英译》。

“中国典籍英译”课程的特点是理论与实践相结合，既要讲授典籍英译的理论、历史、流派和作品鉴赏，又要让学生自己翻译。先生在苏州大学连续让六届学生参与翻译了《吴歌精华》等六本涉及苏州文化的书籍，其中四本己经出版。他带的博士生和硕士生则参加了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的《话说节日系列》(4本)、《诸子智慧故事系列》（8本）、《中国民俗趣谈系列》（3本）和广东教育出版社的《中国经典文化故事系列》(5本)等书籍的汉译英翻译。他认真负责审校，学生们则获得了参加汉译英实践的绝好机会。他所带的学生都已经能够独立完成有一定难度的翻译工作，还有一些学生译的《徐霞客游记》、《茶经》和《天工开物》己经列入《大中华文库》系列出版。从2002年起，汪先生先后担任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和东北财经大学等校博士生导师，为我国培养了第一批典籍英译方向的博士生。在长达15年里，先生培养了28名博士，其中23位是典籍英译方面的博士。他还培养了不计其数的硕士和数不胜数的学士，可谓桃李满天下，春风遍九州。这些博士分布于全国各地，在我国外语教学和科研岗位上发挥着重要作用，并成为其领域的知名学者和专家。

5、翻译理论家——汪榕培

汪先生不仅是一名著名的翻译家，也是优秀的翻译理论家，他提出“传神达意”翻译标准，构建了典籍翻译理论，并将其孕育于其丰富的翻译实践活动，这是区别于当代其他同类译论的显著特征。它的理论渊源是中国传统画论和译论中的“传神”说，立论基础是忠实原则。“达意”是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而“传神”则是要求忠实于原作的风格。“形神不离”是“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之理论精髓，强调诗歌翻译“形”与“神”矛盾的兼容性与统一性，追求典籍翻译的最高境界——“神似”。

汪先生在1994年对《诗经》进行全文英译后明确提出了“传神达意”的翻译思想。其后，在《牡丹亭》和《墨子》的译序中，他更是明确指出“为自己的译文制定了‘传神达意’的目标”。先生身体力行、一以贯之地坚持这一翻译思想，成功地译介了许多中国典籍作品。随着“传神达意”在实践中的不断运用，其内涵也在不断深化，这不仅体现在对其内涵的阐释上，还体现在对这四个字的英文理解上。在《牡丹亭》译序中，“传神达意”被译为“vivid in deion and faithful in meaning”，现在的译文是“conveying the meaning in its full flavor”。

何为“达意”？先生在“‘传神达意’译《诗经》”一文中说：“‘达意’就是表达思想的意思，字词句章各个层次都存在达意的问题。字词是诗歌语言的最小基本单位……研讨中的某个词是今义还是古义，它的古义究竟是什么，多义词在某处的意义是什么，这些都是准确达意的障碍……与此同时，修辞格的合理使用，对于达意也有着重要的作用”。何为“传神”？先生这样阐述到：“‘传神’的译作应该给你生动逼真的印象……就译诗而言，要给人原诗的生动逼真的印象，需要尽可能保持原诗的风貌……当然，传情的更重要的方面在于‘神似’，也就是精神实质上的相似。从这个意义上说，‘神似’必须达意才行，但又不同于字对字、句对句的对应，而是精神实质的对应或相似，从而给人以生动逼真的印象。译诗者的理解是他用外语表达的基础，只有他自己把握住原诗的精神实质才有可能把它‘生动逼真’地再现出来……古典诗歌由于时间的推移、语言的发展而给今人带来理解上的难题，更是不足为怪。有时候，译诗如果能够同样模糊，反而成为神来之笔。所以，译诗要做到‘传情’确非易事。形似不易，神似不易，神形俱似更不易”。而对于两者之间的关系，他认为，“传神达意”不是并列结构，而是编正关系，即为“传神地达意”，其中“达意”是翻译的根本，“传神”是“达意”基础上的锦上添花，不“达意”则无“神”可传；“传神”一旦离开了“达意”，就会变成有迹无形的笔墨游戏，从而丧失译文的真实性，“传神”的目的正是为了“达意”。“传神达意”的整体性并不是简单的“传神+达意”，这两者的结合不是单纯的数量相加。打个比方说，“传神地达意”相当于中药当中配方的相加，一个枸杞、一个红枣再加一只乌骨鸡不是单纯的三样东西，而是会产生质的变化。亚里士多德曾提出著名的“整体大于各部分之和”的哲学命题；人们常说的“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说的也是这种情况。因此，对中国典籍作品进行翻译时，如果能做到“传神达意”，译文的质量就不会差到哪去。

汪榕培先生的译文之所以能够得到学术界的肯定，这与他长期的翻译实践密不可分。汪先生善于在翻译实践的基础上总结经验、规律，继承并发展了中国传统画论、古典文论、传统美学中的精华，最后提出“传神达意”这样的翻译思想，并借用语言学中“原则—参数”的模式说明在翻译中国典籍作品时应以“传神”和“达意”为两项基本原则，在遵循这两项原则的同时，准确把握并进一步发挥其内部的参数。其中，“原则”体现的是译文的共性，而“参数”体现的是译文的个性，这才是译文的魅力之所在。这就好比苹果树的基因决定了它只能长出苹果，但果实的颜色、形态、大小却不尽相同。

显然，借鉴“原则—参数”对“传神达意”进行理论定位是因为“传神达意”是源于中国惯有的诗性思维，是对中国典籍英译的整体把握，把中国带有诗性思维的一些做法应用到西方的研究方法中去，使这种诗性思维顺着西方已有的模式进一步深入，在诗性的基础上带有理性化。把“传神”和“达意”作为翻译的两项基本原则，然后再分析翻译过程中到底哪些因素可作为“传神”的参数，哪些因素可以作为“达意”的参数，把“传神达意”落到实处，这样就有可能产生一些有特色的东西。对这两项基本原则的理性思考会随着知识的积累、研究的深入而逐渐清晰明朗起来，只要认识到这一点，朝这个方向努力，就有成功的可能。因此，借鉴西方的理性思维对具有诗性思维的“传神达意”进行深入研究有助于建构一个“感性、知性、诗性、理性”并存的翻译理论。

汪先生躬亲于典籍翻译的实践，在实践中研究、总结和提炼出“传神达意”翻译标准，并依此为宗旨指导自己的翻译实践。汪先生“传神达意”翻译观师承了中国传统译论中“传神”和“达意”的表述形式和理论精华。“达意”是忠实于原作的思想内容，而“传神”则是忠实于原作的风格。无论是“传神”还是“达意”，其渗透出的忠实原则与中国传统译论中“信”的翻译标准是一脉相承的。这也是“传神达意”翻译标准的立论之本。“传神达意”翻译标准对忠实的理论内涵作了新的阐释，赋予了林语堂“达意”和“传神”思想新的理论内涵。在典籍翻译，包括诗歌翻译在内的“形似”与“神似”问题上，汪先生跳出争议，另辟蹊径，以“译可译，非常译”的翻译思想追求典籍翻译形神兼备的最高境界——“神似”。“传神达意”翻译标准以精炼的语言形式、丰富的理论内涵高屋建瓴地总结了典籍翻译，特别是诗歌翻译中的核心理论问题，成为当代特色鲜明、独树一帜的翻译理论。

6、结语

汪先生是中国文化典籍翻译带头人，是著名的翻译家、英语词汇学家、英语教育家和翻译理论家。毕生致力于中国典籍英译实践和人才培养，为中国的典籍英译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先生倡导学者对民族典籍进行英译和研究，在传播中华文明方面功劳卓著。汪先生他是正人君子，为人谦和，提携后辈，深受爱戴。作为翻译家，先生对待翻译事业精益求精，一丝不苟，著作等身；作为词汇学家，先生对英语词汇学教育情有独钟，知识渊博，知识更新不断，引领词汇学教学与研究；作为英语教育家，先生学问高深，为人师表，培养了一大批栋梁之才；作为翻译理论家，先生提出“传神达意”翻译理论，为我国典籍英译提出翻译标准，提高典籍翻译质量和水平，追求翻译“神似”最高境界。先生在典籍英译中所做的巨大成就其中最大的受益者无疑是中国文化的对外传播，是中国文化典籍英译事业，是中国高校翻译教学与研究，是那些有志于投入典籍英译事业的硕士生、博士生，还有汪先生精心培养出的无数子弟。

先生生前给自己设计了一张名片，随身携带。名片的正面写着“苏州大学、大连理工大学博士生导师”，名片的背面是中英对照的两行文字：“休恋逝水，情系幽兰”和“Dwell not on flowing time and tide but cherish orchids by my side”，文字之上是一簇绽放的兰花。汪先生对这个座右铭的解释是：“休恋逝水”是要扬帆起航开辟新事业；“情系幽兰”是要热爱生活，安然若素到老。寥寥八字真实地写照了“先生一生高义，淡泊名利，爱兰如君子，笔耕不辍，译诗不知疲倦，幽兰芬芳，译蕴悠长”的高尚人格魅力和心系典籍英译事业的不懈追求。

先生是一面旗帜，率领我们在典籍英译的道路上不断前进。

先生是一面旗帜，将激励我们在典籍英译的道路上更加不断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