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代是中国古代散文继先秦之后的又一繁荣期，其突出成就当首推以司马迁的《史记》和班固的《汉书》为代表的史传散文，其次是以汉初贾谊、晁错为代表的论说散文。

第一节 汉代论说散文发展概说

一、贾谊、晁错与西汉论说文

1．西汉论说文的特征：西汉论说文都是奏、疏、表、策之类的应用文，是探讨政治问题、 表达政治见解的说理散文，它是在先秦诸子散文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和先秦诸子的文章相比又有明显的不同。由于先秦诸子处在国家分裂和历史转折时期，为建构新的政治、思想、文化横式各自著书立说并相互攻讦，就成为先秦散文的一大特点；而汉代散文家由于处在大一统的新政治格局之下，他们关注的是如何以秦亡为史鉴，使新王朝长治久安。所以这一时期的政论文，内容上关注现实，针砭时弊，发表政见，这使他们的文章一般都有论证充分，逻辑严密，质朴无毕的特色，还有一些文章写得富有气势，饱含感情，很有文采。

2．贾谊的代表作《过秦论》和《陈政事疏》

《过秦论》是贾谊一篇政论而兼史论的散文。文章取名“过秦”，实则“过汉”，借秦的灭亡告诫汉朝皇帝不要重蹈复辙，全文结尾说“前事不忘，后事之师也”，用意犹为明显。该文分上、中、下三篇，上篇先讲秦自孝公到始皇逐渐强大的原因：具有地理优势、实行变法图强的主张、正确的战争策略、几代人的苦心经营等等。行文中采用了排比句式和铺陈式的描写方法，极尽夸张和渲染，造成语言上的生动气势，具有排山倒海之势。接着笔锋陡转，运用对比手法，写强大的帝国，竟然在转眼间，被一个无名小卒、智商平平、手无寸铁的陈涉，以摧枯拉朽之势轻而易举的灭亡，给人以强烈的震撼，由此总结秦亡的教训：“仁义不施而攻守之势异也”。中篇重点分析秦在统一中国之后政策上的失误：在天下百姓归顺于秦、向往和平安定生活之时，始皇和二世非但不能安抚百姓守威定功，反而变本加厉，继续推行横征暴敛、严刑峻法的国策，终于把人民逼反。接着得出“牧民之道、务在安之”的结论，可为精辟之见。下篇进一步指陈秦人在危难当头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的原因，第一是子婴的不才；第二，更重要的是的暴政导致君臣离德与士民不附，使子婴处于“孤立无亲、危弱无辅”的境地，只有束手就擒。从而说明：秦人之亡，非在外力，而在于自身。三篇文章，环环相扣，层层剖析秦朝亡国的原因，思维严谨，说理透辟，见解深刻。《过秦论》在艺术表现上颇有特色；首先，在论证方法上，先铺陈秦的兴亡史实，再通过对比分析，最后引出结论。由于史实充分，对比鲜明，因而所得结论有很强说服力。其次，对史实的铺陈采用了渲染、夸张等手法，从而增强了史实的说服力和感染力。第三，在语言使用上，文章使用了排比句、对偶句，也使用了少量比喻句，增加了文章的气势，具有浓厚的战国纵横家遗风，行文感情充沛，语言跳跃奔放，富有文采，处处流露出诗人气质，不愧为汉初散文的典范之作。

《陈政事疏》（又名《治安策》）是贾谊系统地阐述治国主张的一篇长文。全文驳斥了“天下已安已治”的观点，从多方面指陈社会危机和潜在隐患，表现了他洞察社会矛盾的能力、见微知著的远见和对国家大事的深切关怀。文章开篇即说：“臣窃惟事势，可为痛哭者一，可为流涕者二，可为长太息者六”。由此可见其行文感情深厚，言辞激切。

3．晁错的代表作：《论贵粟疏》、《守边劝农疏》、和《言兵事疏》。

《论贵粟疏》是晁错上给文帝的一封奏疏，文章从正反两面论说了重农贵粟对于国家富强和人民的安定生活所具有的决定性意义，并提出了具体可行的措施：“贵民之道，在于使民以粟为赏罚”，即通过交纳粮食可以买爵免罪。论说有力，办法具体，汉文帝欣然采纳了此建议。文章从古代圣王治国之法、当今农民生活状况、法律条文与现实的矛盾、民贫商富的潜在危害等几个方面分析，立论深刻，逻辑严密，说服力强。文风朴素无华，但质实恳切，故多被后人所称道。

4．贾谊、晁错文章风格比较：

贾谊文章语言精练而形象，又多用排比句、感叹句和反诘句，故显得言辞激切，感情饱满，气势充沛，富有文采。

晁错文章朴实而流畅，议论严密而较深刻，切合实用，在文采方面逊色于贾文。

二、经学文风与西汉其他散文

两汉是经学昌明的时代，自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之后，经学博士相继设立，经学大师层出不穷，宗经成为有汉一代的社会风气，经学解读繁琐，一经说至百余万言，解释经书上的三、五个字要用二三万字，更有甚者，有人用万言仅解释《尚书·尧典》标题两字，深奥晦涩，令人难以卒读。这时的文章，大都依经立义，杂糅“天人感应”之说，论证君权神授的合理，征引繁富、文气迟缓、思想禁锢，少有个性。

1、董仲舒

董仲舒《春秋繁露》与《天人三策》为汉代今文经学的奠基之作。董仲舒是西汉大儒，其《春秋繁露》以公羊学派观点阐发《春秋》，艰涩枯燥，文学性不强。《天人三策》（又为《贤良对策》三篇），是汉武帝下诏求贤良文学言治国大要时，董仲舒奏上的对策，从政治上他提出了革除秦弊、德刑并用、重视德治的主张，从思想上他提出了推崇儒术、抑黜百家的学说和春秋大一统的理论。这三篇文章对中国后世的封建社会政治思想影响深远。从文学方面看也是优秀的政论散文。其论理宏博而又深刻，有包容天地古今的政治历史眼界；其行文明晰晓畅、理致细密，全无艰涩滞重之笔；其语言朴素无华；其风格则儒雅雍容。

2．刘向

刘向是西汉后期一个重要的经学家、目录学家，也是一个很有成就的散文家，一生著作多种。《说苑》、《新序》等书，是杂举前代群书趣闻佚事编录而成，寓以劝诫说教之意。其中许多篇目富有小说意味。政论散文中，《谏营昌陵疏》较为有名。《谏营昌陵疏》反对成帝大营昌陵，历述古代帝王薄葬之益、厚葬之害的历史事实，并阐明“自古及今，未有不亡之国”，以及“死者无终极，而国家有废兴”的道理，意蕴深刻，态度诚恳，说理透辟，是一篇极富教益的文章。

刘向在中国古代典籍的整理编辑方面曾做出过突出贡献。刘向与其子刘歆共同完成的《七略》，是我国第一部目录著作。刘向每校毕一书，都编目记录，还为许多书写了“叙录”，其中以《战国策书录》最为有名，该书不仅详细介绍了编校过程、书名由来，而且还描述了春秋战国之际的政治变化，纵横策士游说诸侯局面的形成，以及当时错综复杂的历史，较为客观地评价了战国策士的才干与作用。叙事中杂有议论说理，见解深刻，语气从容，似无意为文而自能尽意。

3．桓宽《盐铁论》

《盐铁论》是桓宽根据汉昭帝时的一次“盐铁会议”的记录整理而成。当时朝廷召集“文学”（读书人）和“贤良”（读书人已被选为“贤良方正”的）60多人，与朝廷官员（丞相田千秋，御史大夫桑弘羊等）就盐铁国营和酒类专卖等问题展开辩论。以桑弘羊为代表的政府官员，站在法家立场，坚持盐铁专营；以“文学”、“贤良”为代表的民间组织，从儒家的仁义道德出发，抨击现实政治，反对国家对盐铁的垄断经营，全书所涉及的已不仅仅是盐铁，而是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国防等问题，反映了儒、法两家的思想分歧。该文与同时代的经学文风大异其趣，不妄言灾异，不滥引经典，多引史鉴，以言时事，语言简明直率，与汉初政论散文相似。篇中有些段落，运用排比铺陈手法，富有文采。

4．《淮南子》

《淮南子》是汉代皇室贵族淮南王刘安招致门客编写，共21篇，十几万字，是西汉的一部大著述。原称《淮南鸿烈》（鸿，广大；烈，光明，即包含广大光明的道理。）全书以道家思想为主而杂以孔、墨、申、韩之说，是汉初黄老思想的继续。作为一部理论著作，《淮南子》的论说博奥深宏，无所不包，但并非抽象说道，多用历史、神话、传说、故事来说理，具有很强的文学色彩。如《览冥训》一篇，前后共引用了“师旷奏白雪之音”、“庶女叫天”、“武王伐纣”、“鲁阳挥戈止日”、“雍门子见孟尝君”、“黄帝治天下”、“女娲补天”、“羿请不死之药”等十几个神话、传说和历史故事，来说明览观幽冥的变化的道理，文风新异瑰奇。此外，行文多形容铺张，繁富有序颇重语言的修饰和整饬。

5．刘歆

刘歆《移让太常博士书》是汉代第一篇反“今学”、复“古学”的文章。文章叙经学的兴废，主张立《左氏春秋》、《毛诗》、《古文尚书》等“古文经”于学官，具有学术史的价值；其文措辞尖锐，峻洁有力，情感充沛，具有文学性。

三、王充与东汉论说散文

1．王充（27—97？）出自细族孤门，仕途坎坷，因此形成了自觉的批判意识，一生志在纠正世俗的虚谬。关于《论衡》的写作目的，王充说：“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言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诠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对作》）由此可见，其目的是要使语言表达轻重得体，合乎实际，提出辨别真伪的标准。他对包括孔子在内的先贤学说，以及汉代的天人感应、灾异祥瑞、河洛伪书、谶（chèn）纬迷信、经学学风等都进行了批判。《论衡》全书85篇，现存84篇，大多数选取当时理论界的热点问题分别加以阐述，其中包括人的遭遇、命运、天性、才气、骨相等颇有深度的议题，大多围绕着自身的困挠而展开。这些专论体现了王充对现实的积极参与，同时又流露出他对人类的终极关怀。

2．《论衡》的论辩方式及其文学特征：

《论衡》是一部论辩性著作，是一部“实论”型散文。作者用事实说话，援引历史和现实生动的事例批驳各种虚妄之论。驳论中，或同类相证，或巧用比喻，或从生活经验出发，或进行逻辑推理，从必然性、偶然性、可然性等多方面展开论述，具有很强的说服力。《论衡》语言通俗流畅，用词朴实无华，不事雕琢，在当时文风日趋骈俪化潮流中独树一帜。王充的行文不摹拟前人，完全根据内容的需要组织文章，富有创新精神。总之，《论衡》逻辑周密的论证与语言的通俗流畅，体现了王充论说散文的风格特点。

王充、王符与仲长统并称东汉政论散文三大家：

3．王符

王符（生卒年不详），出身寒微，性格耿介，因而不得仕进，愤而隐居著书，作《潜夫论》10卷，36篇，这是一部愤世嫉俗之作，对当时社会上各种丑恶现象及不合理的制度多有指斥，切中时弊。如汉代的选拔人才的用人制度，应举科目和所举之人品格才能不符，选拔官吏不以政绩，而是任人唯采；朝廷当权者对外怯懦，对内压迫等等。文章在议论政治上的得失时，往往采用正反对照和排比的手法，有很强的说服力和感染力。语言朴实无华，准确简练。

4．仲长统

仲长统（180—220）性格狂放不羁，敢于直言，常论说历史上和当时的政事风俗，发愤叹息，因此著书《昌言》。现大都已佚，仅部分保存在《后汉书》和《群书治要》中，其内容多暴露和批判当时不合理现实，有反对图谶迷信者，有揭露现实统治者，有论述外戚宦官之祸者，其文言无不尽，挥斥自如，骈散相间，颇有气势，风格颇似汉初政论文大家贾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