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的虎造型，堪称春秋青铜雕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不仅体现出早期秦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表现出极为鲜明的地方特色。这种数量众多、形式特别的铜虎造型系列，包含了早期秦人特殊的思想意识，且具有特定的文化渊源和基础。这些系列铜虎应是秦人崇虎习俗的集中反映，其中“群虎”是早期秦人激励民族精神、凝聚族群意志的一种氏族文化符号，“回首虎”则传达了秦人缅怀祖先、向往东方故地的族群意识。关键词：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虎；造型；含DOI：10.16758/jki.1004-9371.2016.01.008西汉水上游地区是我国古代文明的重要发祥地，气候适宜，土地肥沃，是适宜于人类繁衍生息理想家园，北与渭水河谷相连，南可以向秦巴山地纵深发展，西与白龙江、洮河毗邻，东可以通过渭水河谷进入关中平原。这里的考古学文化从老官台、仰韶、马家窑、齐家、寺洼、周秦、秦汉诸类型已形成完整的序列，历史悠久，文化底蕴深厚。尤其是随着大堡子山秦早期陵墓西陲陵园的发现，秦人发祥于甘肃陇南西汉水上游已成为学术界的共识和定论。近年来又陆续在赵坪、西山坪、石沟坪、六八图、费家庄等地发现重要的早期秦文化遗址38这一带被盗掘和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金器及其它文物曾令学术界震惊，随着后续的考古发掘，也必将不断丰富和补充先秦美术史的内容。

在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尤其引人注目的是数量众多的虎造型，堪称春秋青铜雕塑中不可多得的精品。虎是青铜器造型中的重要母题之一，不仅有独立的铜虎雕塑，也有虎纹饰、虎形器以及虎饰件等。殷商青铜器中的虎造型更多地出现在礼器上，传达出神秘恐怖的气息，尤其是以“虎食人”为母题的青铜器纹饰，则更表现出一种神秘的原始宗教含义。西周时期青铜器向礼制化发展，纹饰的宗教功能逐渐减弱，具有代表性的饕餮纹也向装饰性演变，所以虎造型也大量出现在青铜兵器和车器上，其功能和含义也发生了变化，由神秘的宗教功能向威猛食敌的富于理性的象征功能演变。2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室失去了统治力，礼崩乐坏，各诸侯国的青铜器开始冲破西周的礼法规范，在商周青铜器的基础上更加突出了地域特色，虎造型也在一定程度上表现出自由浪漫的艺术特色。西汉水上游大堡子山、圆顶山等遗址出土的秦早期青铜器中的系列铜虎，正是在这种大文化背景下形成的，这些铜虎既有春秋时期青铜雕塑艺术的共性特征，又有鲜明的秦早期青铜文化个性色彩，数量众多，造型独特，并包含着深厚的历史文化含义。一、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铜虎的形式特征西汉水上游地区秦早期青铜器，目前较集中出土于大堡子山和圆顶山，铜虎也主要出于大堡子山秦陵和圆顶山秦贵族墓葬。

大堡子山出土的铜虎年代相对较早，多属于春秋早期，且独立的铜虎雕塑较多，但由于盗掘破坏严重，所以大量铜虎、金虎可能与其它文物一起流失；圆顶山出土秦贵族墓葬铜虎属于春秋中晚期，保存相对完好，铜虎数量较多，但以青铜器饰件为主。虽然年代不同，但铜虎的造型样式却是一脉相承的，体现了相同的外在形式与精神内涵。大堡子山铜虎以大型乐器祭祀坑中出土的三件独立铜虎为代表（图1），三件铜虎规格、形制大体相仿，应是一组造型相似、性质相同的铜虎系列。其长分别为22.6厘米、22.4米、21.7厘米，宽分别为8厘米、11.1厘米、7.9厘米，高分别为11.1厘米、8厘米、11.3厘米。虎体为中空，一律作伏踞回顾状，粗尾上卷，双耳高耸，尖爪蜷曲，虎身装饰三角对称式简化窃曲纹。1从造型来考察，继承了商周青铜器中铜虎的部分特征，尤其是大而高纵的立耳，从正面观仍有饕餮纹的部分特征。但又体现出独特的个性特色：其一是这组铜虎均为独立的青铜雕塑作品，非一般的拟形器或器物饰件，造型完整，对考察秦早期青铜雕塑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其二是这组铜虎一律为回首状，不仅增加了造型的趣味性，以及虎的生动性，其中可能又包含了新的精神寓意。主（图2），虎的造型特征与大堡子山铜虎基本相同，但又有自身特色。

表现有三：其一是数量多，每个铜器上的虎少者十几个，多者数十个，且构思巧妙，构图繁密，一件青铜器仿佛就是一副立体的《群虎图》，体现了春秋中晚期青铜器艺术繁缛华丽的典型特征。其二是情态各异，造型更加生动逼真，动态变化多端，而且相互呼应，形成一个变化统一的有机整体；并且虎的造型、动态与不同部件的功能要求巧妙结合，对称均衡而富于变化，达到了装饰性与实用性的完美统一。其三是仍然有数量较多的回首虎，不仅增强了群虎布局的艺术变化，也应是对大堡子山回首铜虎的造型及其精神内涵的继承和发展。总之，用祝中熹先生的话说，大堡子山、圆顶山青铜器纹饰中的虎形象，不论数量和品位，都远非他国青铜器所能比拟，2在全国范围内出土的青铜器中也是独一无二的。说明虎在秦人的精神世界中具有独特的地位，不仅体现出早期秦人高度发达的青铜器铸造技术，也表现出极为鲜明的秦早期青铜文化的地方特色。青铜器中的动物造型，应源于远古时期人们对神异动物的崇拜，具有一定的图腾性质，而并非纯粹的艺术品或装饰品。尤其殷商时期中央王朝的周边方国和部落众多，据《甲骨文所见民族及其制度》一书中有关殷商氏族方国志载，仅在黄河中下游和其周围一带，就有70个左右的氏族或部落。

这些方国或部落大多以动物或崇拜的图腾命名，可能还保存着一定的氏族部落组织，虎方国也是其中之一。1春秋时期各诸侯国的青铜器虽然体现了鲜明的地域特色，但这种邦国或族群的图腾崇拜并未就此消失，为了巩固族群凝聚力，使族群发展壮大，他们可能会根据政治需要反而突出和强化族群的图腾崇拜。所以春秋青铜器虽然摆脱了殷商青铜器神秘诡异的宗教气息，也没有了西周青铜器典雅庄重的礼法规范，表现出自由浪漫的艺术特色，但在两千多年前的古代，显然不可能有纯粹的以满足审美需求为终极目的的青铜器纹饰。这种数量众多、形式特别的铜虎造型系列，既不是秦人对殷周铜虎的复制或模仿，更不是单纯的所谓秦统治阶级的审美享受，其中必然包含了早期秦人特殊的思想意识，具有特定的文化渊源和基础，应是早期秦人崇虎传统习俗的集中反映。二、早期秦人虎崇拜的文化渊源对于秦人的族源，来自东夷已逐渐成为学术界的共识，东夷是崇拜鸟图腾的远古氏族，秦人自然继承了东夷鸟崇拜的遗俗，史籍中不仅指出秦人始祖与玄鸟有关，而其青铜器、金器纹饰中也有大量的鸟造型，这些都是鸟图腾崇拜的图像证据。但对于其青铜器上众多的虎造型，又做何解释呢？笔者以为，从一些民族学资料来看，世界上的许多古老民族，其崇拜对象都不止一种。

2秦人的图腾崇拜同样不止一种，出土于圆顶山秦贵族墓葬的“饰鸟、虎、熊铜车”就是实物证据。东夷部族以鸟为图腾，这只是广泛意义上的说法，东夷是一个庞大的族群，其中包含了众多小的部落，随着族群的分化，各个小部落中肯定会形成新的图腾或崇拜物，所以秦人虽然保留了以鸟为图腾的东夷族群传统，但随着族群的迁徙、分化与融合，以及他们生存环境的变化和政治的需要，也不排除他们崇拜对象的变化，形成新的崇拜对象，这其中虎崇拜就是秦人的另一崇拜对象。而且秦人的崇虎习俗应该有较为深厚的文化基础，其祖先早就有崇拜虎的 传统习俗。 目前对于秦人的崇虎习俗相关研究中没有给予太多关 注。对于西汉水上游秦早期青铜器中的虎造型，除了考古发 掘报告中的简单介绍外，目前只有祝中熹先生撰文对大堡子 山乐器坑中的三只铜虎进行了专题探讨。祝先生在其论文中 指出，出土于大堡子山乐器坑中的三件铜虎，其性质并非如 梁云先生认为的“止乐”之“”，铜虎身上负载着某种 精神意念，被赋予了某种神秘力量，承担着丧葬文化领域的 特定使命，可能负责守护这批规模相当可观的乐器，是天神 福佑的象征，是秦人崇虎情结的产物。3 这种认识无疑是有深 刻见地的。祝中熹先生进而指出，秦人崇虎习俗盛行于春秋 时期，是他们迁居陇右之后逐渐形成的文化现象。

以笔者浅 见，秦人崇虎习俗虽盛行于春秋时期，但其崇虎的文化渊源 却不止于迁居陇右之后，应是远古时期氏族部落虎图腾崇拜 的文化遗留，进一步说是殷商时期的部分嬴姓部族虎崇拜文 化的延续，只是在特殊的生存环境下，在特定历史时期的政 治需要中再次被充分的凸显出来，并加以特别的强调。 秦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内在关联是为史学和考古学所证 明的历史事实，史籍记载殷人和秦人的祖先都与玄鸟有关， 族与秦（赢）之先人皆为燕之卵所生，在族源上应是同一氏族，或是同一地区一大部落中的两个氏族。3 东夷的始祖是 “大”，继大的是“少”，就是“玄鸟氏”。4 所以殷 人和秦人都有鸟崇拜的传统习俗，殷商青铜器和西汉水上游 青铜器中的鸟造型应与此有关。文献资料证明殷人就出于少 东夷少又为赢姓，6而秦人亦为赢姓，由此证明赢 姓的少就是殷人与秦人的共同祖先。所以伯益之子若木的 成为商汤灭夏的重要力量。由此，殷商立国后，赢姓秦人的地位进一步提高，嬴姓国族对殷商王朝政权也是依附和拥戴 的。李学勤先生也通过清华简《系年》中的记载，进一步证 明秦人的祖先早就与殷商王朝有密切关系，所以最早的秦文 化不仅应该具有一定的东方色彩，并与商文化有较密切的关 印群先生则通过对礼县圆顶山秦早期墓地遗址随葬车马坑与安阳殷墟殷代车马坑遗存的比较，证明圆顶山墓地车 马坑包含大量商文化因素，从而揭示出秦人和殷商人应具有 相当的文化关联。

9 秦文化与殷商文化的密切关系，正是由于 殷人与秦人有共同的族源，秦文化具有鲜明的殷商文化因素 就顺理成章。那么秦人的崇虎习俗是否也与殷商文化有关 秦人和殷人虽然都崇拜鸟，但如前所述这与他们崇拜其它的图腾并不矛盾，从考古资料来看，秦人不仅崇拜鸟， 也同时崇拜虎。殷商时期的青铜器中虎造型、虎纹饰也普遍 存在，而且在全国分布很广，既见于商文化的中心地区，又 见于周边地区，并且各具特色，这说明虎崇拜在殷商时期也 是十分盛行的。10 我们虽不能就此肯定殷人具有虎崇拜的习 俗（这也不是本文要探讨的重点对象），但可以肯定殷商时 期其他一些邦国和部族具有虎崇拜的习俗，这其中就包括部 分赢姓国族。也正是由于赢姓与殷商之间的亲密关系，他们 在殷商时期特显亲贵，族群势力不断壮大，其崇拜虎的传统 习俗在殷商时期得以发扬光大。所以说秦人的崇虎习俗虽然 不能肯定源于殷商，但与殷商也是有一定关联的。从部分文 献资料考察，秦人虎崇拜的渊源就是殷商时期部分嬴姓方国 或部族的虎崇拜。 《山海经海内经》有“有嬴民，鸟足。有封豕”的记 载，11 这里的嬴民其实就是崇拜鸟的嬴姓族群，鸟足其实就 是他们崇拜鸟的一种装饰习俗。

对于“封豕”，有学者认为 是“王亥”的衍文，而王亥正是殷商的先祖。袁珂先生指 出，《大荒东经》所云：“有困民之国，勾姓而食。有人曰 民”、“摇民”、“赢民”三者一声之转，其实都是指嬴姓民族。在《山海经海内经》此条的前节还有“又有黑人，虎 首鸟足，两手持蛇，方之。”12 袁珂先生认为这可能亦 与王亥有关。13 这里的“虎首鸟足”是当时嬴姓族群的装饰 习俗，不仅说明他们崇拜鸟，也说明他们同时崇拜虎。另 外，在《大荒东经》中记述的许多属于东夷少的东方部 族，也有不同程度的崇虎习俗： 这其中的熊、罴其实都是指熊，而虎豹也概指虎而言。可见史前时期的东夷嬴姓族群很早就有崇拜虎的传统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