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料直接记载夷陵之战兵力的主要有两条

《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黄初三年正月癸亥，孙权上书魏文帝曹丕：“刘备支党四万人，马二三千匹，出秭归，请往扫扑，以克捷为要”。

《三国志·刘晔传》裴松之注引《傅子》:“权将陆议(即陆逊)大败刘备，杀其兵八万余人 ，备仅以身免”。

这两条记载都不是三国志的原文，而是裴松之注的内容，且来源不一，我们分析一下注引的来源

《魏书》是曹魏时期，王沈与荀顗、阮籍一同撰写的。第一作者王沈当时的职务是“散骑常侍、侍中，典著作。”，可见是《魏书》官修史书

《傅子》是傅玄的私人著述，“撰论经国九流及三史故事，评断得失，各为区例”，应该说，《傅子》的主要定位是政论著作，其中记载的内容不是单纯的以记载史实为目的，而是要服务于他的论证为目的。

相比之下，《魏书》作为官修史书，其参考价值肯定更大。

当然，《魏书》作为官修史书，其收到统治者的影响，难以做到完全客观，所以《晋书》就曾经评价其“多为时讳，未若陈寿之实录也”。只不过我们现在探讨的是夷陵之战，恰好是和吴蜀之间的大战，曹魏方面没有需要避讳的理由和动机，所以《魏书》在夷陵之战中的记载相对来说应该还是比较客观的

而且《魏书》对兵力的记载是曹魏藩属——吴王孙权向其君主文帝曹丕求救的上书内容，王沈奉旨奉命编修史书，可以查阅前朝奏折，这一段记载极有可能是吴王奏折的原文，是第一手史料，其可信度是最高的。吴王既然是上书向君主求救，自然没有理由隐瞒蜀军兵力，弱化自己受到的威胁。

所以，依据史料来源的性质分析，我认为《三国志·文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的记载可信度更高，

接下来我们看看其他史料记载和这两条史料的交叉论证

《三国志·吴主传》：黄武元年春正月，陆逊部将军宋谦等攻蜀五屯，皆破之，斩其将。三月，鄱阳言黄龙见。蜀军分据险地，前后五十余营。

蜀军总兵力五十余营，汉制一营千人，五十余营合计五万余人，与《文帝纪》注引《魏书》的四万余人相差不大，期间数量差异可能主要来源于三个方面

①建制不全。战时很难有部队永远保持齐装满员，蜀军也不例外，这五十余营未必能够编制满员。

②五溪蛮沙摩柯部受马良招抚前来参战，这部分兵力在一万人左右。而吴王上书求救时这部分兵力并未抵达战场，故吴王奏折中的四万余人应该不包括这部分兵力

③黄权分兵驻守江北防备魏军，这部分兵力没有明确记载，但考虑到正面战场面对五万吴军，这部分兵力不会太多，至少不可能达到分兵一半的规模，但太少的话有无法实现防备魏军的目的，推测黄权部规模在一万人左右，但是这部分蜀军是否被计入“五十余营”之中，尚不明确。

也就是说，蜀军五十余营，五万人左右，与《魏书》的四万余人是能对的上的。

两条史料可以交叉验证

再参照另一条史料记载

《三国志·先主传》：二十年，孙权以先主已得益州，使使报欲得荆州。先主言“须得凉州，当以荆州相与”权忿之，乃遣吕蒙袭夺长沙、零陵、桂阳三郡。先主引兵五万下公安，令关羽入益阳。

湘水划界之时，为争夺荆州，刘备集团与孙权集团对峙，刘备从益州带来的军队总数是五万，因为荆州重地的争夺非常关键，刘备必然是尽可能带领更多的兵力前来，因此普遍认为此时刘备带来的是除了必要的留守兵力外，益州全部的机动兵团的兵力，也就是五万人左右。

之后经历了紧张的汉中之战，战争持续近两年之久，蜀中非但没有休养生息，反而紧张到了“男子当战，女子当运”的程度。之后刘备虽然在汉中惨胜，但曹操撤退时，在汉中可控制的范围内将百姓迁走。刘备并没有补充兵力的机会，因此此时的益州所能拿出的机动兵力绝对不可能超过之前的五万人。这个数字也可以和《魏书》中四万余人的记载相互印证

故《魏书》中四万余人的记载可信度更高。

而傅子记载的杀敌8万与这两条史料的记载都相差甚大，故可信度不高。

题 @会飞的胖子 的几条疑问其实很好解答

如果一个营是800人（陆逊还攻一个营，不克）光陆逊破营都40余营，这就3万多人了

破营不代表全歼，陆逊攻破40余营不代表这40余营的人马被当场全歼，刘备聚集起来在马鞍山“陈兵自绕”的大部分都是40余营被攻破后向后溃逃的人马

刘备还派伏兵8千，又让吴班数千人扎营，刘备军前不可能一个人没有，还有围困孙桓的兵力，怎么算兵力都大于4万。

并没有明确证据证明这些兵力没有被计算进“前后五十余营”的总兵力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