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上每个著名的人物，都会随时间推移，被时人根据现实需要而重新改写，赋予新的意义。

郑和下西洋是明朝的一件大事。现在提起郑和（1371—1433年），一般将其视作世界航海史上，可媲美甚至超过哥伦布、达伽马、麦哲伦的航海英雄。然而，从历史的长河中来看，对郑和的评价从其去世后，就是复杂多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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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德八年，即公元1433年，在为明宣宗朱瞻基第七次出使西洋的过程中，郑和病殁于印度的古里。后由其部下太监王景弘率领，将由两百艘巨舰、近三万人组成的庞大舰队带回了中国，从而结束了长达28年（1405—1433年）的海上远行。1433年8月的一天，当远洋船队最后一次驶入今天江苏太仓的刘家湾时，皇帝下达了诏令“下西洋诸番国宝船悉令停止”，“各处修造下番海船悉令停止”，并开始实施严格的海禁政策。那些屡下西洋的数百宝船和那些威震南洋海盗的艨艟巨舰，就这样永远地停泊在了那里，从而与正发生日新月异变化的世界隔绝。它们从此在江南春水的荡漾中，在江南如丝细雨的滋润下，在江南美丽的夕阳照拂下，慢慢腐朽，以至于消失……

然而此时，对郑和的历史评价，才刚刚开始。

明清官修史书中的郑和：为皇帝寻人取宝的贴身心腹太监

对郑和下西洋有所记载的明清官修史书，主要集中在《明实录》（明朝官修）、《明史》（清朝官修）中。

《明实录》对郑和下西洋的记载颇为简略，散见于明朝各个皇帝的各种旨意中，体现的多是皇帝意志和居上位者“自上而下”的绝对权力和自我中心的傲慢。这时的郑和多数时候只是个言听令从的服从者。如宣德五年，“遣郑和等赍诏往谕诸番”，命郑和下西洋，告知各番国，明朝宣德皇帝已经登基；又如永乐十四年十二月，“遣中官（太监）郑和等，赍敕及锦绮、纱罗、彩绢等物偕往，赐各国王。仍赐柯枝国王可亦里印诰，并封其国中之山为‘镇国山’”；等等。在这些诏书中所提及的郑和，更多的只是皇帝的传声筒，只是一个唯唯诺诺的传旨太监。

海船复原图

但郑和有时也会偶露峥嵘。在明成祖九年，即公元1411年6月的那次出使中，锡兰（今斯里兰卡）国王亚烈苦奈儿觊觎郑和财富，发兵抢劫船队，为郑和所败，生擒亚烈苦奈儿而归。在《明成祖实录》中，这样描述了郑和在平叛中的所作所为：“（郑和告诉部下说）：‘贼大众既出，国中必虚，且谓我客军孤怯，不能有为。出其不意攻之，可以得志。’乃潜令人由他道至船……而躬率所领兵二千余，由间道急攻王城破之，擒亚烈苦奈儿并家属头目。”这段描述突出表现了郑和的有勇有谋。

《明史》在《明实录》的基础上，赋予了郑和以充实的人生和新的评价。按照《明史》的说法，郑和是云南人，其追随燕王朱棣，也就是后来以“清君侧”的名义造了反，以庶夺嫡，篡夺建文帝皇位的明成祖。在这个过程中，郑和“从龙伴驾”，足谋善断，有勇有谋，颇知兵事，在朱棣的反叛中立下不少的军功，他一步步护送朱棣走向帝位，深得其信任，是朱棣可以信任的亲信和心腹太监。因“起兵有功”，郑和“累擢太监”。这里的“太监”应当是一种“太监”里的高级官职。不然累功变成了太监，那明成祖对待手下也太黑色幽默了。

朱棣

当大功告成，朱棣攻破南京时，“宫中火起，（建文）帝不知所终”。以至于当时就有传言，说建文帝有可能从地道中逃跑了。这成为明成祖朱棣的一个隐忧。《明史·郑和传》中说：“成祖（朱棣）疑惠帝（建文帝）亡海外，欲踪迹之。”《明史》认为，郑和之所以下西洋，第一个原因，就是要在西洋暗访建文帝下落。在清朝各种评论中，多认为“踪迹建文”是郑和下西洋的主要目的之一。傅维鳞的《明书》(清顺治)、万斯同的《明史稿》（康熙朝）、王鸿绪的《明史稿》、佚名《明外史》等书中，也有类似说法。

《明史》同时也认为，郑和下西洋还带有向“异域”炫耀武力，以展示“中国富强”的目的，这同样来自于明成祖的授意。他命郑和要以强大的国力和军事实力为后盾，开辟远番朝贡“天下共主”的航道。这贯彻了明太祖朱元璋的祖训:“有为患于中国者，不可不讨，不为中国患者，不可辄白兴兵。”只要是主动尊重明朝“天下共主”的番国，应给予厚赐，以“示中国富强”；并赐予各种官职品级，以“怀柔远人”；凡番国主动来明朝进贡的，除等价付款之外，还馈赠丰厚礼品。除贡品以外，有愿意在中国贸易的，免除关税，此为“厚往薄来”。但明成祖同时也授权郑和，在下西洋过程中，倘或遭遇有“不服”，可以武力解决问题：“则以武慑之。”

《明史》中还提到，郑和作为一名太监，在下西洋过程中，还要暗自承担为皇帝寻获“不可胜计”的“奇珍异宝”、“无名宝物”的任务。自明成祖开始，就有了依靠“西洋”来获取珍宝的习惯。彼时，明成祖营建新都北京，对奇珍异宝的需求量非常大。明成祖后的“永乐、宣德年间……屡下西洋收买黄金、珍珠、宝石诸物，今停止三十余年，府藏虚竭”。此后，西洋寻宝成为惯例。成化年间（1465-1487年）之所以明宪宗也要吵着嚷着下西洋，也是因为收藏奇异珠宝的需要。明世宗嘉靖年间（1522—1567年）也是因为“珍异府藏虚竭”，不得不遣官“于沿海番舶可通之地，多方寻访，勿惜高价”。嘉靖皇帝的做法更绝，他先给负责寻宝的官员罗织了罪名，而后由大臣寻宝来将功补过。一时“使者四出，官司督趣，急于星火”。这也正是当初郑和的船队中，某一类特大船只被命名为“宝船”的根本原因。寻宝的任务，只有交给宫中的太监来负责最合适，因为只有他们才最了解皇帝的需要。

在《明史·郑和传》中，郑和是一个足谋善断、能够为皇帝寻人、寻宝、扬威海外、忠心耿耿的贴身心腹太监。正因为郑和办事得力，丰富了明天子的内廷，明“天子顾而乐之”。

《明史》认为，总体上，郑和下西洋是明初的一场“盛事”，但“耗费”太多，消耗了中国的部分国力。对郑和的评价，隐隐约约地围绕着郑和“太监”的身份做文章，暗含讥讽。

明清文臣笔记中的郑和：忠臣还是奸臣？

明代嘉靖年间，一位退休官员严从简写了《殊域周咨录》一书。在这本书中，他提出了对郑和的新看法。严从简是浙江嘉兴府人，嘉靖三十八年（1559年）进士，在行人司（类似于今天的外交部）、工部、刑部都当过官员。后来因故免官归家。

《殊域周咨录》

严从简对明成祖永乐年间的外交关系很感兴趣。那时陈诚率领驼队三赴中亚，郑和带领舰队七下西洋，与三十余国同时交往，一时明朝国威远递海外，匹畴无两，为明初外交盛事。

严从简在行人司工作过多年，接触过大量来朝贡、贸易的“四夷外国”的第一手资料，对赴异域出访的使臣、官员所写的见闻录也很熟悉，出于给后来人提供资料汇编的目的，他编写了《殊域周咨录》（翻译成白话，也就是“对外国地区的简要介绍”）。

在此书中，他记录了嘉靖朝臣对郑和下西洋的看法。这涉及了明代关于“郑和下西洋”是好是坏的一场大争辩，对郑和的评价也自此飘摇不定。

刘大夏墓碑

据严从简《殊域周咨录》记载，成化年间（公元1465—1487年），曾有太监向明宪宗报告了明成祖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的故事，明宪宗很感兴趣，命令当时的兵部尚书项忠到官方资料库中去寻找相关档案，一探究竟。此时距离郑和去世，刚刚过去三四十年。但没想到的是，这么珍贵、这么晚近的档案，在官方档案库中竟然踪迹全无。项忠大怒，经过对掌管官员的严刑拷打得知，是负责掌管车辆运输的“车驾郎中”刘大夏偷偷藏匿了。项忠很生气，责问刘大夏如此做的居心何在。刘大夏不肯说。项忠拉刘大夏到皇帝面前对峙，刘大夏这才回答说：“三保（郑和）下西洋，费钱粮数十万，军民死且万计，纵得奇宝而回，于国家何益？此特一时敝政，大臣所当切谏者也。旧案虽有，亦当毁之，以拔其根，尚何追究其有无哉？”

刘大夏的愤慨，今时今日的人或许将其视作愚昧、愚蠢，但那是因为我们知道在他藏图焚图的同时，以西班牙、葡萄牙为首的西方殖民者正在加速开辟世界各地的殖民地，也由此为这两国带来了巨大利益、扩充了版图。而在当时，按照封建王朝对“忠臣”、“直臣”的要求来看，刘大夏却是完全标准的“良臣”形象：郑和远航万里，劳民伤财，七下西洋，几十万银两、几万条的性命花出去，得来的不过是帝王的珍奇异宝、奢华淫靡，于国家何益？所以在《明史·列传第七十》中对刘大夏的评价还是不错的：“大夏忠诚恳笃，遇知孝宗，忘身徇国，于权幸多所裁抑。”不知这里的“权幸”包不包括郑和？

这就是明史中一段著名的公案“刘大夏毁海图”的最初来历。明代的其他一些笔记史籍中也有类似说法，如万表的《灼艾余集》、顾起元的《客座赘语》等。后世由此而推论，郑和下西洋的珍贵海图、资料，就这样毁在刘大夏之手。读史者每读此处，常常扼腕叹息。海图是否毁于刘大夏之手，已无从考论。但此后又过了几十年，到嘉靖三十年（1551年）的时候，明代皇家的造船厂，即使是当年造“宝船”的图纸都也找不到了，太平洋、印度洋以外的广阔海陆，自此与明朝的国人无缘。

与《明史·郑和传》中对郑和“太监”身份暗带讥讽不同，严从简使用了一个中性词“中使”来暗指郑和的“太监”身份。“中使”并不是“中国使者”的简写，而是指来自內廷的使者，多指“宦官”。

明代中后期民间文学的想象：并非凡人、却是“监军太监”的郑和

明代嘉靖1522—1566年以后，倭寇猖獗。而且自明英宗（1436—1449年、1457—1464年）之后，宦官专权也越来越频繁。在这样的一种背景下，明代文人看待身为太监的郑和、看待郑和下西洋，就有了另一种意味。于是就有了罗懋登的长篇通俗小说《三宝太监西洋记通俗演义》（以下简称《西洋记》）一书。

罗懋登的个人情况今天我们所知甚少，只知道他在约明神宗万历年间在世，主要在南京一带活动，是个科举不第的文人。罗懋登所生活的万历年间，正是明朝统治由盛转衰的时刻（感兴趣的朋友，可以读一下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一书）。此时明朝内忧外患，内部有北旱南涝的自然灾害，四川杨应龙的叛乱，横行于东南沿海的倭寇，外部又与蒙古的鞑靼人，与侵略朝鲜的日本人连续战争，这些都极大耗竭了万历朝的财政。明政府不得不巧立名目，加大敛财力度，也由此激发了民间的更大不满。正是基于对现实的不满，罗懋登创作了《西洋记》一书。

在《西洋记》中，郑和不再是一个普通人，而是天庭天河中的一个蛤蟆精下凡转世，“他的性儿不爱高山，不爱旱路，见了水便是他的家所，故此下得海，征得番”。且在《西洋记》的大部分篇章中，这个“郑和”常常一遇困难就惊慌失措，“吓得魂飞魄散，志馁气消”，连《西游记》中的唐僧都不如。倘若没有同样是天仙的佛教代表金碧峰长老、道教代表张天师的帮助，早就打了退堂鼓。罗懋登对“郑和”形象的描述，有其特殊的时代背景，明英宗之后，宦官专权，为非作歹，民间对宦官极为不满。故罗懋登试图将郑和塑造为一个地位卑微，不过是依托皇权，才掌握巨大权力的“监军太监”的形象。

明崇祯年间成书的尹守衡的《明史窃》中也说，“内臣之专征阃外，自（郑）和始也”，也将郑和视作是明朝最早的监军太监。罗懋登也好，尹守衡也好，目睹明朝万历后期、崇祯年间的民不聊生，目睹曾经拥有世界上最大规模的海军舰队的帝国，如今连只有几艘舢板的倭寇海盗都对付不了，心中怨气不可谓不深，自然也就不愿意肯定一个完成下西洋伟业的“监军太监”。

清末梁启超对郑和的评价：祖国的伟大航海家、“刑余界”的英雄

1904年，清政府虽然仍在苟延残喘，但已无可救药。日俄战争于本年爆发时，清政府竟然宣布中立，还厚颜无耻、滑天下之大稽地在自己国土上为日俄两国划出交战区域，任由两个帝国主义强盗在本国领土上残酷厮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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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

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以“中国之新民”为笔名，发表了一篇名为《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的文章，就有了另一种新的含义，从而开启了近现代研究郑和下西洋的序幕。

梁启超认为，郑和的壮举，可以与西方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对新航路的开辟相提并论。他认为，如今华人在“印度支那及南洋诸岛”能够有“五百四五十万人”之巨，“推原功首”，当属郑和。

梁启超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首先是为了加强中西间的交流。“盖自马可·波罗入仕以来，欧人读其书而知中国有文明，始汲汲谋东航，此印度新航路之所由发现也。彼此皆未克达最终之目的地，而今日东西通路之键钥，实胎孕于是。”

其次，郑和能下西洋，说明中国航海技术之发达。“（郑和）传云：‘造大舶修四十四丈、广十八丈者六十二，容士卒二万七千八百余人。’”这样大规模的船队、船只，即使放在20世纪初的美日等国，也无法完成。“虽曰专制君主有万能力，而国民气象伟大，亦真不可思议矣。其时蒸气机关，未经发明，乃能运用为此庞硕之艨艟，凌越万里，则驾驶术亦必有过人者。”

由此，梁启超肯定了郑和下西洋的历史作用，称赞郑和是“伟大航海家”。梁启超还特别提道：“论人不可有阶级之见存，刑余界中，前有司马迁，后有郑和，皆国史之光也。”为郑和因“太监”身份所遭受的屈辱打抱不平。

值得注意的是，时隔不久，孙中山先生在《建国方略》一文中，也提到郑和，亦称其为“国史之光”，下西洋为“超前轶后之奇举”，从而延续了梁启超的说法。

民国时期禹贡学派的评价：作为商人、军人和航海家的郑和

从1927年到1936年，随着国民党政府名义上统一全国，中华民国的经济建设迎来了一个“黄金十年”。此时中国的工业增长率达到8%以上。在这样重视经济、重视国际贸易的社会背景下，1936年3月—1937年4月，在顾颉刚主办的《禹贡》半月刊上，围绕郑和下西洋的评价问题，民国学者们开始了一场为期一年的学术讨论。

郑和铜钟

吴晗撰文认为，郑和下西洋的原因在于明王朝因靖难之变而财政困难，明成祖为解决这一问题，开始加强海外贸易。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保护官方独占的海上贸易。吴晗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主要是以“经营国际贸易”收入来解决明成祖的财政困难。但其他学者如许道龄等并不同意吴晗的观点，而认为郑和下西洋的目的是“巩固帝位”、“一为宣扬国威，一为踪迹建文”。这场论辩以童书业的文章为结尾。童书业实际上综合两派的观点：“郑和下西洋事有‘贸易性质’”，但“并未主张郑和下西洋之主要使命即为‘经营贸易’”。同时“踪迹建文”也是郑和下西洋的“次要目的”。

在吴晗先生的论文中，暗含褒语，评价了郑和的一生：“郑和，云南昆阳州人，本姓马，祖、父均为回教徒。其被阉入宫，当在洪武十四年（1381年）傅友德、沐英定云南时。事燕王于藩邸，从起兵有功，累擢太监。姿貌才智，内侍中无与比者。永乐三年六月受命出使西洋，带领空前绝后之远航人员出发。”并由郑和推广开去，肯定了在明初出使海外过程中，有着显著贡献的一批太监。“除郑和外，还有太监杨敕(敏)、侯显、尹庆诸人。”吴晗先生还提及郑和晚年在已极不得志，不得不“乞寺庙皈依”为脱身之计的情况下，仍然忠君爱国尽职尽责，称郑和是一位“老军人和老航海家”，当国家有需要时，仍然尽职尽责前往印度洋做人生的最后一次航行。在吴晗先生的评述中，完全不再考虑郑和的“太监身份”。

2005年：环球航行的“郑和”“太监”

2005年是郑和下西洋600周年，英国有个作家孟席斯（Mengies）出版了一本书《1421——中国发现世界》。书中提出，是郑和发现了美洲，并进行了环球航行，而非哥伦布。甚至言之凿凿地声称：郑和的两名副手康宝和周文在1422年抵达澳洲，康宝到达西岸，周文到达东岸。一时引发世界热议。

孟席斯是前英国海军的上校，他的依据来自一张1459年的世界地图，地图较为准确地标明了澳大利亚、南美洲、非洲和很多岛屿的位置。而且有1420年绕过好望角（当时名为“迪布角”，CapdeDiab）及一艘中国帆船的画。孟席斯认为，只有郑和以及他率领的二万七千多人的超大型船队才有条件和能力绘制这样的地图。

郑和下西洋600周年纪念邮票

但颇为矛盾的是，在孟席斯的书中，既有对郑和成就的敬佩，也有着对“太监”、对“郑和”身为一个宦官的鄙夷之情。“在整个古代世界，从罗马、希腊、北非到亚洲的大部分地区，太监成为统治者的‘内官奴仆、看管女眷的狗或间谍’，他们在中国历史上亦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奇怪的是，他们非常忠于那些让他们断根的皇帝们。……只有去势的男人被允许作为皇帝的私人侍从，看护他家中的女人及其嫔妃们所居住的宫门内的‘大内’。……没有被阉割的人，甚至皇帝的亲戚和他的伙伴都被禁止接近后宫，否则即被处死。”孟席斯认为，郑和之所以叫“三保”，是因为在郑和“白丝外衣的褶子里有一个珠宝盒，内含他断掉的阴茎和皱缩的睾丸残物，为此他有一个绰号叫三宝，即‘有着三个宝物的宦官’。盒子里装着他的宝——男性的宝物，此物将跟随他到另一个世界去，在那儿他可以再次成为一个完整的男人”。全然不顾“三保”乃是郑和小名的事实。

孟席斯的书在世界各地引发了争议。但总体看来，学者们认为，虽然孟席斯的书有助于在世界范围提高郑和的知名度，但其对史料的使用错误百出，恐怕也只能将此书当作常见的充满噱头的通俗读物。

总体上看来，历史上每个著名的人物，都会随时间推移，被时人根据现实需要而重新改写，赋予新的意义。而郑和又以其“宦官”、“太监”身份，令这种结合现实需要的再评价变得更加复杂和多元。也由此，郑和的形象，在历史上总是显得多变的。但归根到底，无论是何种历史评价，都是可以通过当时的现实社会需要来加以解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