诸葛亮去世后,蜀汉帝国面临的最大威胁就是魏延谋反的流言,对此,《三国志》和《魏略》有着不同的记载。尽管两本史料的内容存在差异,但它们都表明了一个事实:如果魏延确实是反贼,那么蜀汉四相中有三人就是陷害忠良的奸臣。
换句话说,为了争夺军权,这三人可能蓄意进谗,导致诸葛亮选定的接班人被杀害。在三国史料中,“蜀汉四相”指的是诸葛亮、蒋琬、费祎和董允。
尽管蒋琬和费祎没有丞相之名,但他们都拥有丞相之权。 综上所述,魏延谋反与否,以及蜀汉四相的真实面目,都值得我们深入研究和探讨。
诸葛亮,被誉为千古名相,他的出师一表,让人们对他的人格魅力和忠诚心大加赞赏。他的忠诚是无可置疑的,他对刘备和刘禅的忠诚,甚至超越了生死。
然而,在魏延杨仪之争中,魏延和杨仪的表现却让人想起了演义小说中的潘仁美和庞籍,尽管正史中这两位人物都是忠臣。
在魏延杨仪之争中,魏延接掌蜀汉军权,不仅得到了诸葛亮的支持,也得到了众人的认可。杨仪则成为了变数,正如张飞在更早之前被视为汉中太守而魏延成为变数一样。
刘备的帝王心术让所有人都感到困惑,诸葛亮临终前的安排也似乎有些不合常理。他让魏延断后,姜维次之,如果魏延不服从命令,军队就自己行动。
虽然这起事件最终以魏延被杀和杨仪自杀告终,但它显示了权力争夺的残酷和复杂。然而,诸葛亮的忠诚和智慧,以及他对蜀汉的热爱,始终是无可置疑的。
他的人格魅力和领导力,让他在历史中留下了不朽的痕迹,成为了人们心中的英雄。
对于诸葛亮病逝后是否要魏延接班的问题,只有杨仪和费祎的证词,但由于他们的立场与魏延对立,所以他们的证词并不能完全相信。
在考据史实时,我们讲究“孤证不立”,所以杨仪和费祎的证词不足以构成公信力。我们可以参考《魏略》的记载,诸葛亮在病逝前曾告诉魏延:“我死后,只管自己守好,不要再来找我。
”并让魏延接管自己的事务,秘密处理丧事。然而,魏延在途中突然发动丧事,杨仪担心魏延会率军北上投靠曹魏,于是鼓动军队攻击魏延。
实际上,魏延并无此意,只是被迫逃跑,被追杀而死。在三国时期,文官往往主张投降,而武将则主张战斗,这种现象在历朝历代都十分明显。
因此,魏延如果接替诸葛亮的职位,可能会导致与曹魏的战争,这显然不符合文官集团的利益。在三国正史中,鲁肃一直被视为武将,他在赤壁之战中担任赞军校尉,赤壁之战后晋升为奋武校尉、横江将军,并在周瑜病逝后接管了东吴的军权。
蒋琬和费祎虽然掌权,但却缺乏实战经验,他们更愿意安稳度日,对战争毫无热情。即使姜维想要大举进攻,也常常被费祎所阻,他的兵力也始终不超过万人。
实际上,这两位大臣在诸葛亮去世时的身份地位和威望,甚至不如魏延。魏延是前军师、征西大将军、假节和南郑侯,而蒋琬和费祎只是丞相长史、抚军将军和中护军等职位。
然而,诸葛亮的去世却使这两位大臣的地位迅速提升。蒋琬被任命为尚书令、行都护、假节等职位,并获得了安阳亭侯的爵位。
费祎也随后担任后军师,不久后就升任尚书令,并在汉中还涪后,又晋升为大将军和录尚书事,最终获得了成乡侯的爵位,与诸葛亮持平。
尽管这两位大臣现在掌握着权力,但实际上,刘禅仍然是个傀儡,没有他们的同意,刘禅无法做出任何决定,甚至连最能干的武将姜维也因他们而感到喘不过气来。
费祎在蜀汉的权力巨大,但他的一些行为让人怀疑他有不忠之心。据望气者说,都城缺少宰相的职位,因此费祎在冬天又北上汉寿。
他听从望气者的话,与皇帝分城而居,并且以丞相自居,这是否预示着“代汉者当涂高”?众所周知,诸葛亮辞世后,刘禅就取消了丞相一职,费祎以丞相自居是不合适的,与那些妄言天命易数的人来往,更是会授人口实。
如果不是非常自信,费祎是不会如此公开地表现自己的。在魏延和杨仪的争斗中,费祎和蒋琬坚定地站在杨仪一边,但杀掉魏延后,他们又把杨仪晾在一旁,只让他担任中军师一职,没有任何实际的权力和职责,只是悠闲自在地过日子。
鹬蚌相争渔翁得利,杨仪杀魏延未遂,成为诸葛亮接班人的梦想破灭,使他陷入狂暴之中,一连串的错误导致他被费祎蒋琬抓住把柄而被处死。
在杨仪担任刘备尚书时,蒋琬只是个尚书郎,尽管同为诸葛亮的丞相参军长史,但杨仪的资格更老,工作更多,看到蒋琬升职,他总是抱怨。
然而,杨仪的牢骚话被费祎秘密举报,蒋琬没有给他申辩的机会,直接将他罢官并流放。杨仪与费祎的对话也是在密室中进行的,除了他们自己,没有人知道。
杨仪和魏延到底谁是反贼,费祎作为当事人和中间人非常清楚,当时有董允和蒋琬两位忠诚的良实之臣站在杨仪一边,认为魏延是叛逆分子。
魏延被文官们认为是叛逆,而杨仪亲口表示自己并没有背叛蜀汉。杨仪的自尽是为了保护自己的家人和蜀汉三相的声誉。
如果他没有自尽,可能会揭露更多的秘密。魏延被指控谋反,但实际上《三国志》和《魏略》相互印证,显示魏延并没有谋反。
他占据了有利地形,带着精锐部队却败给了杨仪。他的士卒一哄而散,这使得他无法继续抵抗。杨仪的自尽避免了更多的麻烦,也让蜀汉三相避免了羞辱。
然而,魏延仍然没有被平反,这个事件成为了蜀汉历史上无人敢提的陈年旧案。
这个异常的事件只有一个可能的解释,那就是魏延压根就不想战斗。三国时期的士兵并不关心谁有理,谁没有理,只要将军让他们战斗,他们就会战斗。
对于他们来说,战斗就是吃饭和领赏。他们之所以离开,肯定是按照魏延的命令行事的。两本历史记录相互印证,我们似乎可以复原出当时的情景。
诸葛亮把军事权力交给了官阶最高的魏延,这让地位较低,只关心权力,不喜欢战斗的文官集团非常不满。因此,与魏延有仇恨的杨仪被推出来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势不两立的杨仪和魏延成为了相争的鹬蚌,其结果就是文官集团一举两得,既干掉了主战派的领导者魏延,又让诸葛亮的大秘杨仪失去了军心。
军政大权落入了蒋琬、费祎、董允手中,姜维只能靠边站,蜀汉也有了机会休养生息,大家都能够成为“太平宰相”。
当然,称“蜀汉四相”中有三个是奸臣,也未必完全公正。因为这三人并未对刘禅进行严重侵害,更没有“篡夺汉室江山”,他们只是不愿让蜀汉的军政大权落入鹰派魏延之手。
这正如《宰相刘罗锅》主题歌中所唱:“什么是功?什么是名?什么是奸?什么是忠?”天地之间并无绝对的公平与正义,普通民众也无法成为评判的标准。
魏延是否为反贼,蜀汉四相中是否真有三位奸臣,单从一本书的记载是无法得出定论的,因此最终还需要读者自行判断:在诸葛亮去世后,这场权力斗争中,谁才是真正的敌人,谁又是无辜的受害者?
如果魏延真的是被冤枉的,那么在这场冤案中,被尊为君子、忠臣的蜀汉三相,究竟扮演了什么样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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