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末史书《明季北略》记载：“辽有金、复、海、盖四州，金、复多山，海、盖濒水，乃驱四州之民近海，尽杀之。此天命初年事也。次年杀穷鬼。又一年杀富民。如此三年，而辽民靡有遗者。”

这段史料来源于计六奇在康熙二年（1663年）与一位辽东人闵表的对话，他的回忆通过计六奇的记载附于《辽阳陷》这篇正文之后，尽管其回忆已历30余年，回忆内容比较笼统，但是的确能反应明清鼎革之际的史实，而这篇回忆指向的正是清太祖努尔哈赤在天命年间因为举措失当而引起辽东汉人反抗，进行残酷统治的史实。

辽东汉人对后金统治的反抗还得从后金于天启元年（后金天命六年，1621年）后金占领辽阳、沈阳说起。在占领辽、沈后，努尔哈赤接连三项错误政策导致了辽东汉人极大的愤恨，反金声浪日益高涨：

一、努尔哈赤纵容部属对辽民大加屠杀，掠夺财物，并逼迫辽民剃发。

当时，后金军进占辽阳后，努尔哈赤就按籍查阅辽人，其令人坐守辽阳城西门，逐一盘查行人，凡觉可疑，一律杀戮。《两朝从信录》记载：“复杀辽人状貌可疑者，一头目坐于西门，点而杀之。”

不仅如此，他还下令搜刮民财，规定富室每人留下9件衣服，中等人家留下5件衣服，下等人家留下3件衣服，其他财物一律交出，所交财物全部集中于辽阳东教场，分配给蒙古贵族，又纵容其部抢夺淫掠，从史料上看其剃发政策已经全面铺开，可以说后金对辽、沈地区的征服充满了血腥。

二、“计丁授田”利益分配不公，引起大量辽东汉民的不满。

“计丁授田”制度是为了将满族奴隶主、士兵和人民迁徙到辽沈地区的措施，模仿明辽东军屯制度，将辽东五卫的二十万晌（一晌土地五亩）和辽南四卫十万晌的“无主之地”，重新分配给八旗军耕种，解决八旗军马匹、军资、器械问题。

但这就衍生出了新的问题，“计丁授田”制度下的所谓的“无主之地”，很多原本是有主的，而这些土地原本的主人则是辽东的汉族地主阶级，这就严重损害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利益，这个政策将这部分人推向了对立面。而且，由于土地被大量分配给了八旗军士，数量巨大的辽东自耕农在土地有限的情况下成为“计丁授田”之下的民户，成了具有一定独立性的封建农奴，所受的人身控制严重，引起了广大辽东汉民的不满。

第三、女真人和汉人合户同住政策，激化民族矛盾。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对于辽沈地区的汉民很不放心，令女真人和辽东汉民同吃、同住、同耕，“诸申人、汉人同住一屯，同食其粮，同用草料喂养牲畜”，加强对辽东汉民的监视，并且还令汉民每人每月给粮四斗，虽然努尔哈赤令女真人不得伤害汉人云云，但实际上，大批女真人以征服者的姿态汉族农户家中，就等同于驱虎狼入羊群，掠夺、压迫时有发生，两个民族直接对抗而一发不可收拾。

当辽东百姓在屠杀和压迫之下，逃亡、反抗暴动就烽火燎原地开展起来，东山矿徒拒不剃发，誓死不降，有剃发者杀死，“有剃发至者杀之”。又有缪氏兄弟五人捐万金支持抗金，结交辽南豪杰抗争。

从《满文老档》上看各地辽民针对女真人开始投毒、截杀，这些行动防不胜防，甚至威胁到了努尔哈赤本人的生命，努尔哈赤到海州巡查，刚坐下吃饭，就有8个汉民水井投毒，显然是针对努尔哈赤的。

汉民不断的激烈反抗，但显然努尔哈赤不认为自己的政策有什么失误，遂对辽东汉民的抗暴斗争进行了血腥镇压，如复州就无法忍受后金的暴政，举城暴动，努尔哈赤派次子代善和十子德格类率兵2万前往镇压，“大贝勒率兵二万前往，甄别复州之民，大行杀戮”，复州城男子除了病弱者和儿童在全部被杀。除此之外后金还派兵镇压托兰山、长山岛、岫岩、镇江等地的暴动。

爱新觉罗·努尔哈赤

努尔哈赤为了切断汉民之间的乡土关系，努尔哈赤还大量迁民，光辽西被迫迁徙的汉民锦州一带人口就有13784人，右屯卫一带迁民26802人，辽民安土重迁，努尔哈赤派兵以烧毁房屋等方式强行搬迁。这无疑使辽东包括地主阶级各阶层的生活更加赤贫，反金斗争反而更加激烈。

除此之外，努尔哈赤为了筹措粮食（生产力被破坏，此时后金发生粮荒），同时也有通过存放粮食的量来检验汉民是否忠于自己还是准备出逃，又对粮食进行全面清查，规定每口有粮6至7斗者，或每口虽有粮5斗但有牲畜之人，定为“有谷人”，否则则为“无谷人”。

努尔哈赤先将“无谷人”贬为奴仆，不久便下令全部杀死，“选派人员前往各处，杀无粮之汉人”，这倒很像《明季北略》“杀穷鬼”的说法。

所以，从努尔哈赤天命六年（1621年）开始辽东陷入了一个恶性的死循环，努尔哈赤政策不当—汉民激烈反抗、逃亡—努尔哈赤镇压—汉民反抗、逃亡更加激烈，等到皇太极继位时辽东成了一个人间地狱。《满文老档》记载：“时国中大饥，其一金斗粮值银八两，民中有食人肉者。”

由此可见，努尔哈赤的屠杀政策严重破坏了辽东地区人民的生产生活，连皇太极都说：“昔辽东之民，既降复叛，我曾杀之，良用自悔”，这无疑是努尔哈赤一生之中最大的污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