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说明一下，欧洲中世纪没有专职的史官和相关机构。史学在欧洲中世纪的地位较低，人们没有连续的记述历史的意愿，没有编撰史料的传统。史书作者大多是神职人员，受的是神学、修辞甚至是法学的训练。

所谓“官方史学”，往往是指作者受到了国王、教会等权力机构的委托，为其记史；或者作者本身是权力机构中的高层，出于自愿（大多是政治目的）而记史。称得上“正史”的作品并不多，“野史”就更少了。

在中世纪写史是个人工程，一般史家往往也担任要职，所以可以直接查阅官方档案。但是由于个人精力有限，大部分史书以作者的所见所闻为主。在处理关键性事件时，有时会依照重要文件重构，有时侯则是直接把政治文件原样照搬，不经处理。

中世纪史书的可信度并不高，或者说出错率非常高。只有小部分作者有“公正客观”的意识，而即使是这部分人，他们没有精力对使用的材料进行考辩，因为从整理材料到写作都是他一个人在短时间完成。他们能收集到的材料也很有限，无法互相印证。归根结底，这是史学不发达、没有竞争和良性环境的结果。

另外相当一部分的史书写作是出于现实的政治目的。由于欧洲没有统一的权力机构，各个团体（王国、教会、城市、诸侯）长期处在竞争关系，由此产生的各种“官方史书”辩护色彩较强，作者对史料的取舍有严重的倾向性。当然，这对后世了解作者所在派别的思想和利益诉求很有帮助。还有一部分史书写的是救赎史，描写人们如何在上帝的计划中最终获得救赎，尽管作者经常从创世讲起，但是其视野往往不超过他所在的地理区域。随着中世纪西方日益世俗化，这类史书逐渐消失了。

现在的欧洲中世纪研究往往使用原始的政治、法律、经济文献，史学著作只是辅助性史料。针对史学本身的研究在最近三十年才兴起，也间接说明了中世纪史学的不发达。

欧洲中世纪没有发达的史学对历史研究而言是一大损失，因为古人对当时历史的把握和理解，现代人很难企及。个人认为中国的官修正史传统对后人的历史记忆而言是一大幸事。历史研究最忌讳“发明历史”，由于中世纪的大量史料是碎片化的，大量的时代和人物记载是空白的，又没有古人帮忙整理线索，所以直到今天很多问题仍然处在没有研究或者观点先行的阶段。